摘 要：《金瓶梅》一书，在明代中叶以后始一出现，便引起了明代大文人、大名士的强烈关注与阅读兴趣，也在明代文坛刮起一种清新之风，这股清风一直吹进了清代，在清代社会初期，继续的影响着社会上大名士、大文人的关注和亲身的参与，并进而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明清小说时代开始了。
一部小说能够有如此大的魔力，深刻反应并且影响着中国社会五百年的变迁历史，让我们直到了今天，还在谈论、在研究。不能不说《金瓶梅》一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世界性名著。
而正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了明代《金瓶梅》小说，才会有清初《红楼梦》这部经典文化作品的出现。
本篇文章，研究的重点在《金瓶梅》普一出现，也即在明代《金瓶梅》最初期面世的面目—抄本，通过对明代《金瓶梅》早期抄本流变过程的研究，揭示中国小说史上小说成书过程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与习惯，阐述中国文学史上小说作者参与小说创作的基本情况，也同时试图解释，中国小说史自明代中叶以来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那就是一般情况下，会同时有两种系统小说流行于社会不同的两个群体之中，一种系统版本针对的是文人士大夫、达官贵人和有阅读能力的社会上的文化阶层人物，这种系统小说称之为阅读小说，阅读小说因为文人的参与创作，多以“评点”“评阅”“批评”面目示人，并带有精美绝伦的图像与版画。
与此同时还会有一种面向民间大众百姓的说唱表演系统，称之为唱本小说，这是适合于说书艺人表演的本子，是带有口传性质的版本小说，唱本小说适合于文盲状态下的大众百姓“听书”。
而这种文学现象，迄今被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学界所忽视。本人认为，通过《金瓶梅》版本流变的研究，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小说史，是作者的初衷。
关键词：《金瓶梅》抄本 唱本小说 评点本
《金瓶梅》研究者众多成果沛然，但有关于《金瓶梅》作者是谁？迄今尚无定论。当今学者讨论《金瓶梅》一书作者，往往从已经成书的几个通行版本着手，比如万历17年本、崇祯版本或者是清代康熙年间皋鹤堂本，以及清代嘉庆时期《金瓶梅》简本八卷本、未曾面世的孤本《金瓶梅》十二卷本。通过这几部世面流行的《金瓶梅》版本，研究阐述《金瓶梅》作者，这种方式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的。小说本身就带有演绎性质，不是真实的史料，从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挖掘小说作者，其结果往往是不具有权威性的，我们是不能用演绎性质的文字或者故事的情节，来作为我们的论据或者说结论。本人收藏有清代康熙时期《李笠翁评阅第一奇书》、《金瓶梅》简本十二卷本（孤本未曾面世）、《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金瓶梅）清代民间说唱本三个版本，如果说我们研究《金瓶梅》版本演变情况，本人手中这几种《金瓶梅》小说，以本人的看法，首重民间唱本《金瓶梅》小说，其次孤本清嘉庆时期简本十二卷《金瓶梅》，最下者为清康熙《李笠翁评阅第一奇书》，这是版本的情况。这些已经面试的藏品，也谈不到什么研究，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世面上存在的版本情况，推介给大家即可。我认为，迄今为止《金瓶梅》作者问题，才是需要认真的来对待的一个问题，就此问题，分三个部分谈一下个人的观点。《金瓶梅》成书首先是抄本，这在明代文献可以得到佐证，明代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往唔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枝……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绝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着，非人力所能消除。”袁中道在真州所见半部《金瓶梅》，即为抄本，这也是最早期有关于《金瓶梅》小说的记载。袁中道（1570年六月十日—1626年十月十九日），去见董其昌（思白），两人讨论小说，董其昌推荐说，近有一小说很好，是《金瓶梅》。从董其昌的话中可以知道，《金瓶梅》抄本刚面试不久，那么袁中道见董其昌的时候，应该是在明代万历时期，从时间上看，明代隆庆（1567—1572）只有六年，而袁中道生于1570年6月，此时的袁中道只有2岁，是不可能往唔董太史思白的。而董其昌的“近有一小说”之语，我们经过对小说抄本的研究，可以判断小说抄本自成书开始，到流传阅读需要一定过程，等到董其昌知道有《金瓶梅》抄本出现的时候，中间是有着若干年时间的，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董其昌之语“近有一小说”，我们可以解释为时间此时已经进入了万历时代，大约在万历28年（1600）这个时间，也就是袁中道28岁前后这个时间段。《袁中郎全集》中，有一篇《袁宏道与董思白书》；“金瓶梅从何而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这段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是确认了《金瓶梅》一书，当初袁中道面见董思白的时候，谈论的是抄本《金瓶梅》，二是这部抄本《金瓶梅》与董其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董其昌肯定看到了《金瓶梅》抄本，所以有“绝当焚之”之语。第三个问题，就是董其昌见到的《金瓶梅》只是前半部抄本，遗失的后半部抄本《金瓶梅》，让袁宏道朝思暮想、废寝难眠。从中我们也可以判断，见到前半部抄本《金瓶梅》最早的人，就是董其昌，后来董其昌推荐于袁宏道观看抄竟，而袁宏道正是因为只看到了半部《金瓶梅》抄本，为了看到全轶抄本《金瓶梅》，特意给董其昌写了一通信，询问董其昌后半部抄本《金瓶梅》从哪里可以抄竟（读完）。第四个问题，袁宏道看到了前半部抄本《金瓶梅》，而这半部抄本《金瓶梅》没有作者署名，所以有《金瓶梅》“从何而来？”的疑问。董其昌（思白）是介入了抄本《金瓶梅》最初的人，后来推荐袁宏道观阅抄录，袁宏道的弟弟袁中道听说了这个事情，巴巴的赶往董思白家里。名义上是谈论天下小说之得失，实际上我们看得出来，袁中道这个人，跑到董其昌家里，目的就是冲着《金瓶梅》抄本去的，只是袁中道不能直白的说；“思白啊，我想来家里看你这部淫秽小说《金瓶梅》。。。。。””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略。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州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君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观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甕肠。”明代文人屠本畯生卒年不详，其主要活动于明万历（1573—1620）年，他在专著《山林经济籍》中说到，我们不谈论古今的名酒，见过袁宏道说的逸典《金瓶梅》吗？金瓶梅在海内流传甚少，是因为有人被嘉靖时期的陆炳诬奏所害，全家籍没，所以托之金瓶梅”。屠本畯说到这里，话锋一转，语含深意的继续说“王大司寇凤州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去年过金坛（南京），王宇泰（王肯堂）拿出来两册，说是用重金购买此二册抄本。屠本畯读过后，语句是罗贯中的风格，后来他又从王征君（王稚登1535—1612）家里，看到了二册抄本，遗憾的是屠本畯一直不能看到全帙抄本《金瓶梅》。屠本畯《山林经济籍》首次明确了《金瓶梅》全帙（抄本）在王世贞家里……后来失散。这也是《金瓶梅》抄本全帙最早期有明确下落的记载。本人在上述文字里，谈到了参与《金瓶梅》抄本流转观阅的明代人物计有董其昌、袁中道、袁宏道、屠本畯、王肯堂、王百谷、王世贞。其中董其昌推荐袁宏道看了半部抄本《金瓶梅》，袁宏道存有半部《金瓶梅》抄本，王肯堂花了重金购买了二册抄本《金瓶梅》，王百谷家里也有二册抄本《金瓶梅》，这些明代文人、医学家、文学家只有王世贞这个大文豪，家里藏有一部全帙抄本《金瓶梅》，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能知道的《金瓶梅》最早期抄本全本，王世贞家里收藏，那么王世贞如何能够做到家藏全本抄本《金瓶梅》？这是研究《金瓶梅》出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袁宏道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覩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喜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携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梨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沈德符明代万历（1578—1642）文学家，在其《野获编》里，有关《金瓶梅》抄本流转与付梓刻印，是有着很详细的记载的，也是值得我们认真重视的，是可以信赖的史料。从这些字里行间，我们确信《金瓶梅》一书，雕版印刷时间在1609年以后。细读《野获编》这段文字描述，笔者认为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的有关《金瓶梅》版本的史料。论述如下：1、沈德符在万历33年（1606年）于北京见到了袁宏道，问袁宏道有《金瓶梅》全帙吗？此时《金瓶梅》还是以抄本形式流传，袁宏道回答说，“我看了几卷，是一部有快感的奇书，现在只有刘延白家有全本，是从他的妻子家徐文贞抄录而得。也就是说，在万历33年（1606年），明代社会起码有两部全本《金瓶梅》抄本流传。此时的王世贞全本，已经失散。刘延白麻城人，历史上明代有名的大收藏家，刘延白从妻子家徐文贞处，抄录全本《金瓶梅》，徐文贞松江人，与王世贞居住地相距不远，可以看作是同为老乡彼此熟憓。据此可以大胆判断，徐文贞全本《金瓶梅》抄录自王世贞处，而大收藏家刘延白转录抄徐文贞本，此为《金瓶梅》抄本最终流转情况，这也符合屠本畯所说，《金瓶梅》抄本流传甚少。笔者认为，《金瓶梅》小说源头是抄本，目前已知最早期的抄本全帙是王世贞所有，对此，本人认为在《金瓶梅》小说研究中，这是最初的值得可信的史料。2、万历36年（1609），袁中道上京科举考试，已经携带有《金瓶梅》抄本全本，此时的袁中道这个铁杆“金迷粉丝”，在不用巴巴的大老远跑去找董其昌了。连自己上京科举考试，也携带着《金瓶梅》抄本，不但携带抄本，还招摇过市让很多人都知道了此事。所以，沈德符主动去找袁中道，重新抄录一部《金瓶梅》，至此我们能够知道在1609年，《金瓶梅》一书依然是以抄本形式在社会流传，或许还有更多的人在期间抄录了《金瓶梅》。正是此时《金瓶梅》一书逐渐的在社会扩散开来，名气也是越来越大。3、本文叙述到此，《金瓶梅》抄本流传过程基本明了，在文中已知的这些史料面前，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所有抄本《金瓶梅》都没有注明作者身份。而这些抄录《金瓶梅》的所有人，皆为明代社会知名的文人学士，包括医学家、文学家。这些社会名人早在400多年前已经形成了喜欢《金瓶梅》圈子，但还没有结社，也没成立诸如当今时代的学会研究会之类的团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明代社会《金瓶梅》抄本的面世，已经在文人士大夫中产生了众多用泵，形成了金迷圈子。4、所有已知参与抄录、阅读、收藏《金瓶梅》抄本的明代文人学士，都与《金瓶梅》抄本处于同时代同时期，这些耳目灵通的文化界文人，没有一个明确《金瓶梅》作者是谁？只是将作者身份，指向了当代大名士，这个当代大名士，深受冤屈，与陆炳有着仇恨，对时局不满，此时的时局是严嵩严世藩把持朝政，这个大名士借托《金瓶梅》表达自己对严嵩严世藩不满态度。5、冯梦龙看见沈德符抄本《金瓶梅》又惊又喜，怂恿私人书坊购买下来，付之枣梨出版，其时，马仲良在吴门关隘，支持冯梦龙建议。只是这个私人书坊雕版印刷《金瓶梅》意见，遭到了藏家沈德符的拒绝。但时间不久，吴中已经悬之矣。从时间上推论，应该在万历37年前后，《金瓶梅》刻本已经流传于社会。而第一部《金瓶梅》刻本，是苏州刻本，只是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部苏州刻最早期《金瓶梅》版本，历史往往都有很多遗憾的事情。研究推论早期《金瓶梅》抄本在社会上流转过程，对于我们正确了解《金瓶梅》版本的来历，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对我们搞清楚《金瓶梅》一书的作者身份，有着重大的帮助与确认价值。目前我们见到的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金瓶梅》刻本，其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其人并不是早期《金瓶梅》抄本中的作者身份，我们已知的所有早期《金瓶梅》抄本，都没注明有作者兰陵笑笑生其人，而早期《金瓶梅》传抄者、阅读者如董其昌、袁中道、袁宏道、屠本畯、沈德符、马仲良、冯梦龙等等，这些人的口中也没有任何人提到兰陵笑笑生这个人。实际上这个“兰陵笑笑生”只是“吴中悬之国门”的吴中刻本之翻刻本所注明的作者身份，进一步说，这个“兰陵笑笑生”根本就与《金瓶梅》原作者身份关系不大，它只是明代历史上私人书坊翻刻本《金瓶梅》中一个署名，这个署名，是一种私人书坊私自的行为，恰恰是私人书坊翻刻本，署名作者“兰陵笑笑生”，又误导了很多研究《金瓶梅》的人，将一种私人书坊的私自行为，当作了《金瓶梅》原作，去孜孜以求结果，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误区。笔者从明人史料记载，挖掘《金瓶梅》未刊刻之前的抄本流传情况，只是想将中国小说史上，小说流传过程中一些普遍规律性的事情讲清楚。研究中国小说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历史上所出现的小说，早期都会以抄本形式流传，这是一种普遍性的规律。《金瓶梅》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等小说上，都曾经出现过。即使到了清代《红楼梦》《聊斋志异》等等小说，也是以抄本形式首先流传于社会。所以说，中国小说史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每一部小说，普一出现，都会是以抄本形式流传。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传统雕版印刷，是一件费时耗力，需要大把银子的私营企业活动，私人书坊考虑到收益，是不会自觉花重金购买作家创作的小说。相反的是，封建社会没有版权意识与法律规定，私刻翻印盗版成风，很多私人书坊都是为了降低成本，翻刻一些世面所需的书籍，尤其是小说，以达到快速回笼资金，赚取利润的目的。2、封建社会印刷技术效率低下，一部小说从创作到出版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而一些落魄的书生或者文人为了砚田糊口，只能卖文为生。即使一些封建文人士大夫，也是以抄写形式，创作小说。3、一部小说创作，需要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最好的检验，就是抄本大为流行，深受社会人士喜爱传抄。这就为封建社会时代小说创作首先以抄本形式流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与土壤。一部小说一旦在社会形成了影响，并且广为人知，私人书坊才会重金购买，付梓上板。《三国演义》元末明初抄本开始出现，一百年后嘉靖元年，才雕版印刷发行于世，同样的清初《红楼梦》小说也是如此流传过程，在抄本《红楼梦》在社会传抄流行几十年后，方才有私人书坊付梓刻版发行，因此小说抄本流行，这是封建社会时代出版业一种约定俗成的现象与规律。4、小说抄本流传数十年，往往作者难考，或者传抄过程中，抄书人依照个人好恶，随意添加缩减原作小说文字，从而形成多种版本小说，加之私人书坊随意的翻刻小说，进一步加剧了小说研究的困难。造成现代的我们，往往难以辩驳作者谁人？也留下很多小说历史谜团，这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普遍的规律，也是一个产生很多小说谜团的主要原因。兰陵笑笑生既然是后期《金瓶梅》翻刻本中，私人书坊镌梓雕版中添加的作者署名，这种新的认识，可以让我们从研究《金瓶梅》作者的误区中走出来。并且为我们研究《金瓶梅》作者身份问题，指明了一个方向，那就是重视早期《金瓶梅》抄本流传过程中，明代文人学士的历史记载，相信这些与《金瓶梅》同时期伴生的那些文化名人与大学士的明确指向。更明确的说，这些与《金瓶梅》同时代发展的文人学士所指的那个“大名士”，到底是谁？通过明代文人史料记载，我们知道明代嘉靖后期有个大名士创作《金瓶梅》小说。这个大名士就是《金瓶梅》小说作者，也是我文章需要寻找的答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还是有必要进一步谈一下中国小说史发展中另外一个现象，通过研究中国小说史发展规律，找到《金瓶梅》作者，也进一步阐述《金瓶梅》版本流传演变的真实历史过程。我想，只有正确了解中国小说史内在的发展规律，才能帮助我们深入了解《金瓶梅》版本演变过程以及《金瓶梅》作者问题，那么中国小说史发展的第二个现象就是本文需要阐述的第二个问题，具体叙述如下：唱本小说历史上没有这个词汇，这是笔者自造的一个词，之所以自造这个词，是因为笔者本身来自于古籍收藏界，通过个人努力，近20年来收藏有大量民间说唱艺术藏品，而这些藏品，实在是无法纳入中国小说史理论书籍中。换句话说，笔者始终认为中国小说史是残缺不全的，无法将世面上依然流通的大量说唱艺术藏品，纳入进来。本人的这批民间民俗文学—说唱艺术收藏品成为了中国小说史上一个被遗弃了的板块。由此开始，为了彻底搞清楚这些民间藏品的归属问题，笔者潜心研究民俗小说文化理论，通过大量的明清民国时期说唱艺术的收集整理研究，最终提出“唱本小说”这个小说史名词，而一旦唱本小说这个名词提出，让笔者对中国小说史有了豁然贯通的感觉，中国小说史的脉络也逐渐的开始清晰起来，最终一套完整的中国小说史理论，建立了起来。本文第二个问题，就是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小说史一个特殊的现象，既中国小说史始于先秦文化中的民间说唱艺术，汉代社会已经设有宫廷百戏，这些宫廷豢养的艺人，主要服务于皇室诸侯，及至到了东汉，已经开始流向了民间，我们在四川发现的出土文物“汉代说唱陶俑”，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与此同时笔者经过努力，也逐步确定了汉代曾经出现了五言体唱本小说。什么是唱本小说，简单说就是话本小说，是民间说话艺人、说书艺人用来表演，用来谋生的一种带有演唱表演性质的社会艺术活动。唱本小说具备了小说三要素，不同的是，唱本小说是口头表演，是口传性质的艺术，民间艺人活跃于百姓中间，为大众所喜爱所欢迎，通过“听书”，得到精神上的愉悦。中国小说史就是一部口传历史，是两千多年来这些民间的说书艺人代代相传、师徒相授而得以不断的延续，这些说书艺人表演，同时也是一种商业行为，同样受到价值规律的约束，表现形式就是这些民间说书艺人，在表演市场各种艺人竞争的情况下，不断地将所表演的说唱故事（唱本小说），做出改进以便更加适合听众的感官要求，这样就使这些民间说书艺人的故事底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丰富着、精彩着、超越着，最终形成了千锤百炼的一个个文化精品。中国小说史一直都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依靠着民间艺人的代代相传，不断地发展着，前进着。直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大约就是嘉靖时期，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一次非常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就是明代社会大文人大名士广泛地参与到了小说的创作中来，一种新的小说文体产生了，这种新小说文体就是案头阅读小说诞生了。案头阅读小说诞生的一个标志，就是文人亲身参与到了小说创作中来，或者以点评民间流传着的小说形式，私人书坊重新雕版印刷出版，比如说《李卓吾评阅三国演义》、《李卓吾评阅水浒传》，冯梦龙《增补三遂平妖传》等等，这种文人广泛参与到小说创作点评中来的独特现象，真正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明清小说时代的到来。客观上说，正是明代中叶以来社会上大名士大文人的广泛参与，引导明清小说占据了中国文学史的文化主流阵地。几千来民间说书艺人的说唱小说，开始退居幕后默默无闻。而笔者正是将这个现象做了专题研究，最终确认，明清以来的说话、说书艺人依然在民间广泛的活跃着，只是被社会上参与小说创作的大名士大文人的锋芒，彻底的压制下去而已。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的藏品收藏，得不到社会的认可，目前流行的中国小说史包括《中国小说总目提要》这些重要的专著，里面根本就没有这些民间艺人的说唱艺术文化的痕迹，这是不行的，是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力气认真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我们研究小说史，研究小说版本，都会造成很大的困惑或者说是困难。中国小说史，一般情况下，每一部小说都会同时存在两个系统的版本情况，这种系统是大系统，笔者称之“口头表演小说”系统与“案头阅读小说”系统。口头表演系统就是唱本小说，案头阅读系统，就是阅读小说。从这些年的小说收藏情况看，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都会同时存在这两个大系统的小说形式。明代《金瓶梅》也不例外。我们知道，万历四十五年（1617）发现的《金瓶梅》版本，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期《金瓶梅》，这部《金瓶梅》全称叫做《金瓶梅词话》，大家知道，所谓“词话”，恰恰就是民间的唱本小说，也叫做明代话本小说。这是民间艺人用来说唱表演的小说故事，因为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喜爱，最终被私人书坊付梓刻印上版。严格意义上来说，1617年万历版本《金瓶梅词话》，根本就是一部民间艺人用来说唱表演用的本子，被私人书坊刻印出版，通行于世。这就是本文需要着重讨论的地方，我们寻找《金瓶梅》作者，研究《金瓶梅》版本流传演变过程，首先需要了解中国小说史上所发生的一些现象。只有真正了解这些所发生的小说史现象，才能够找到历史真相，或者是接近于找到这些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故事。我们知道沈德符《野获编》谈过，在1609年冯梦龙提出将他手中抄本，交由私人书坊刻版发行，后被沈德符拒绝，这件事情应该是可信的。那么随后吴中地区发行了刻本《金瓶梅》时间在1610年前后，这个版本我们目前不得而知在哪里？是否存在于世？我们所能看到的珍贵版本是唱本小说《金瓶梅词话》，出版于1617年。《金瓶梅》最重要的三个版本，是万历版本、崇祯版本、清代康熙时期皋鹤堂本。万历本是唱本小说，清代康熙时期的皋鹤堂本，已经是文人点评本，从这个版本演变过程看，《金瓶梅》小说现存的实物藏品，是先有民间说唱小说本，后有文人点评的阅读小说本。康熙以后，几乎都是翻刻本，研究价值不大。那么，明代早期《金瓶梅》抄本又是什么版本？很显然，这个抄本是经过了嘉靖年间大名士之手，“语句宛似罗贯中”。是与“《水浒传》相略”的一个版本，明代文人袁中道、袁宏道、董其昌、屠本畯、沈德符、王肯堂、王世贞等等，都在纷纷寻找《金瓶梅》抄本阅读，这里很关键，这些明代文人是阅读抄本《金瓶梅》，就此我们可以判断，《金瓶梅》原本创作者，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名士大文人，作品《金瓶梅》是阅读小说。《红楼梦》小说也是与《金瓶梅》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红楼梦》抄本出现，在社会流传几十年后，被私人书坊雕版后出版发行，《红楼梦》抄本依然可循，为我们了解阅读小说面目，提供了机会。只是在《红楼梦》出版发行后大约20来年的时间，《红楼梦》说唱小说也已经开始出现，这些民间艺人，或者在才人的手中改动后，在民间用演唱的形式，表演《红楼梦》小说。即使我们已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等任何历史上的古典小说，在民间艺人的表演中，都有着相同的唱本小说存在的情形。笔者这些年，专心于此收藏，所获良多。也开始理解这些民间才人、艺人的生活方式及谋生手段，被这些民间艺人的高超表演水平所折服。《金瓶梅词话》是被明代万历时期的才人，做了艺术加工的一个民间唱本小说版本。不是明代嘉靖时期那个大名士创作的版本，所以说，兰陵笑笑生根本就是私人书坊在刻版发行时候，私自加上去的一个人物署名作者罢了。而作为民间说唱小说《金瓶梅词话》，是在以《金瓶梅》早期抄本为基础的情况下，或许由山东籍的才人或艺人，用方言进行了艺术再加工，在山东地区表演流行，更加适应当地百姓听众的感官需求的一个版本罢了，这也是民间艺人经常采用的一种手段而已。清初文人袁照在其《袁石公遗事录》中，对《金瓶梅》版本有叙述，他指出；“金瓶梅一书，久已失传，后市坊间有一书，袭取此名，此书鄙秽百端，不堪入目，非石公取作'外典’之书也。观此记，谓原书借名蔡京，朱勔诸人，为指斥时事而作，为坊间所传书旨迥别，可证。”袁照是袁宏道后人，其作《袁石公遗事录》一书，有着为先人袁宏道正名的目的，但同时也说明，《金瓶梅》一书为坊间所刻，与最早期抄本《金瓶梅》有所区别。这种区别，可以说是民间唱本小说与文人士大夫阅读小说之间的区别，也就是说，《金瓶梅词话》是民间唱本小说，而早期《金瓶梅》抄本，是”大名士“所作，与水浒传语句相略的经典阅读小说著作。研究《金瓶梅》作者，必须回到原点，从明清时期文人的文献记载之中找到线索，并且相信古人的史料价值。最早谈到《金瓶梅》的人物是明代文人董其昌，最早被提到有全帙抄本《金瓶梅》的人物是王世贞。王世贞与董其昌二人相住不远，彼此感情交好，往来密切，稍后另一个早期有《金瓶梅》抄本全帙的人物是徐文贞（1503—1583），历史上的徐文贞，曾经做过明朝锦衣卫，后期成为名臣。徐文贞积极参与了弹劾严世藩父子的斗争，并协助王世贞冤案昭雪。他与董其昌同为松江华亭人，早年相识相熟，并且与后期拥有全帙本《金瓶梅》的刘延白（锦衣卫出身）一样，王伃（王世贞父）、董其昌、徐文贞、刘延白四人有着相同的爱好，都是明代大收藏家，做书籍字画的收藏。说到这里，历史真相逐渐明了，《金瓶梅》抄本最早期拥有全帙本是王世贞，最早提出《金瓶梅》抄本存在的人是董其昌，而稍后最早期拥有《金瓶梅》全帙抄本的人物是徐文贞，此时的王世贞全帙抄本《金瓶梅》已经遗失。徐文贞在作锦衣卫时期，弹劾严世藩父子，并且帮助王世贞沉冤昭雪。据此我们可以设想，徐文贞是有条件接触王世贞，并且因为帮助过王世贞大忙，而得到了最早期手稿本《金瓶梅》做收藏，也即王世贞全帙本抄本，或者借阅了王世贞全帙本做了传抄。董其昌因为熟憓王世贞，从而知道王世贞手中有一部奇书《金瓶梅》，只不过董其昌认为，这部书“绝当焚之”，从这里看董其昌不可能创作《金瓶梅》，这是《金瓶梅》一书最早期抄本的情况，目前看，王世贞、董其昌、徐文贞是了解接触《金瓶梅》抄本最为核心的人物。而经过分析，我们可以判断徐文贞手中全帙《金瓶梅》抄本，或许就是王世贞手中那部稿本《金瓶梅》，也或许是徐文贞借阅王世贞稿本传抄，总之，一个明代锦衣卫突然之间得到了王世贞全帙《金瓶梅》抄本，其内在的逻辑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徐文贞帮过王世贞大忙，从而为中国小说史上保留了一部惊天动地的经典名著《金瓶梅》，是徐文贞让《金瓶梅》得以流传下来。那么王世贞这个最早藏有《金瓶梅》全帙抄本的人，又会是如何得到《金瓶梅》？耐人深思。我们不排除历史上有人做《金瓶梅》小说，送到王世贞处评阅。历史记载，李时珍作《本草纲目》，十三年时间找不到一家私人书坊刻印，无奈，李时珍背着一麻袋的《本草纲目》手稿，远路奔到了当时已是明代文学泰斗级人物的王世贞，请求王世贞给《本草纲目》作序，为《本草纲目》出版发行创作条件。后来李时珍将《本草纲目》手稿留在了王世贞家中，自己回到了原址，等候消息。王世贞仔细阅读了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是一部非常伟大的作品，遂在《本草纲目》上作序。只是又过了七八年，等到李时珍死了以后，《本草纲目》才被私人书坊刻印出版发行，可惜的是，李时珍至死没看到《本草纲目》的出版。王世贞作为明代当世后七子领袖，在文坛占有举足轻重位置，所以，《金瓶梅》小说作者，我们不能排除另有其人的可能，是这个人把其创作的《金瓶梅》放在了王世贞处，一如李时珍曾经做的事情一样。但笔者经过认真的阅读明代文人的史料记载，有着新的发现与自己清晰的认识。袁中道《游居柿录》曾记载，“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随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姖，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这个绍兴老儒的日记，记载的是“旧时京师”，叙述的都是宋代京都（开封）的日常故事，很有可能在岁月的沉沦中，辗转被王伃（大收藏家，王世贞父）收藏。我们要明白，袁中道《游居柿录》记载里谈到的这个“绍兴老儒日记”，是旧时京都之物，是一个宋代抄本（话本小说）收藏品，并不是明代的当世之物。等到王世贞偶谒严世藩时，严世藩寻找当代好看的小说，于是王世贞想起家中所藏宋抄“绍兴老儒日记”。回答严世藩说，有一部金瓶梅，只是字迹漫灭，看不清楚。王世贞如此回答严世藩，可以证明“绍兴老儒日记”宋代抄本存在的现实，被王世贞家藏，只是因为时代久远，藏品字迹已经看不清楚。为了报仇家恨，王世贞遂以家中这部宋抄“绍兴老儒日记”藏品为底本，重新创作《金瓶梅》小说，送到了严世藩那里，并且用”阴毒手段，重金贿赂修脚工下毒，最终在徐文贞、刘守有（刘延白父）合力帮助之下，弹劾严世藩父子成功，王世贞沉冤得以昭雪。宋抄《绍兴老儒日记》为话本小说，这个判断是可以确定的，所以能够做到“宛似水浒传语句”，“与水浒传相略”。王世贞为了达到报仇目的，以宋抄话本小说《绍兴老儒日记》为底本，重新创作的《金瓶梅》小说，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版本，所以被外界传出是“嘉靖大名士”之手作《金瓶梅》小说，在明代王世贞那个时代，能够被社会上文人士大夫如屠本畯、袁中道、袁宏道、沈德符称作“大名士”之人，非明代后七子之首、处于明代文坛领袖位置的王世贞先生莫属，不会有第二人之想。宋元时期话本小说，到了明代被文人艺术加工，重新出版是一个经常发生的事情，冯梦龙就将宋元时期话本小说搜集整理，出版《三言》章回体短篇白话小说，王世贞以家藏宋代抄本小说“绍兴老儒日记”为底本，重新创作出版《金瓶梅》是能够确认的。只是有一个问题直到了今天，我们也想不通，作为明代中叶以来文坛复古思潮的领袖人物，怎么可能写出“晦淫”小说《金瓶梅》？我们现代人想不通的问题，四百多年前的明代学士文人，心里很清楚原因，但奈于王世贞的名望，又不能亲口指认说出就是王世贞创作了《金瓶梅》小说，这些与王世贞同时代的文人，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只能隐晦的说出来，是一个大名士创作了《金瓶梅》，而创作《金瓶梅》的动机，是因为被明代锦衣卫大都督陆炳的诬奏陷害，以致全家被嘉靖皇帝籍没。屠本畯、董其昌、都是很清楚《金瓶梅》作者身份的大文人。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大名士”，一定是在社会上，在文坛领域素有声望，被这些当世的文人学士所敬仰，因而只能含蓄的指出来，是“大名士”创作了《金瓶梅》小说，这个大名士现在看，就是指的王世贞。民国以来学者，多有人推翻此观点，包括鲁迅先生。但我们是要尊重明代文人的史料价值的，历史上很多流传下来的传说，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最终得到了验证。而《金瓶梅》一出世，便以惊艳的故事描写，博得了所有人的追捧，也因此，小说作者不可能不被当时这些传抄者学士文人所知晓，而又能让这些大学士名人三咸其口的作者，就是王世贞先生。毕竟《金瓶梅》不是唐宋古文，而是一部有损“大名士”形象的，深受欢迎的晦淫小说，如果从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入清以后，清代文人就全无这些顾忌了。清初诸生顾公燮（1647—1697）作《消夏闲记》，谈到了明代《金瓶梅》作者身份问题，其曰；“太仓王忬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藩强索之，忬不忍舍，乃觅名手摩赝者以献……世藩恚甚……遂见杀……忬子凤州（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繇，一日偶谒世藩，世藩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促之间，凤州见金瓶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藩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藩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藩最喜修脚，凤州重贿修工，乘世藩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跡，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寝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鄒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噫！怨毒之于人，甚矣哉！”《金瓶梅》前身是宋抄本《绍兴老儒日记》，王世贞送给严世藩的小说，正是家藏宋抄本《绍兴老儒日记》，只是王世贞“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巧妙地将宋抄本《绍兴老儒日记》重新做了修改，“容抄正送览”到严世藩手中的，已经是改头换面的《金瓶梅》。这就是明代《金瓶梅》小说的来历。。。这也可以解释，王世贞做一部长篇白话小说，短短几日就可以做到“抄正送览”的原因。那是因为家中有宋抄本《绍兴老儒日记》藏品为基础。。。。。。清人顾公燮直截了当将王世贞创作《金瓶梅》起因、动机、结果交代的清清楚楚，王世贞作《金瓶梅》就是为了报父仇。顾公燮之后，清代文人多有指称王世贞作《金瓶梅》记载，不在此多做描述。民国时期，有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身份问题，开始多有争论，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还在不断的研究探讨推论有关《金瓶梅》一书作者问题，如果我们掌握了历史上抄本小说盛行一时这个普遍现象，了解小说史两个系统分别存在的事实，就可以很好的弄清楚这些问题了。历史上小说版本，有两大系统分类，一为唱本小说，既民间说书艺人说唱故事底本，称之为唱本小说。二为文人参与创作的案头阅读小说，称之为阅读小说。《金瓶梅》版本也不例外，延续了这两大系统小说的发展形式。我们已经发现的明代万历四十五年《金瓶梅词话》是说唱小说，这个系统版本发展到了清代，出现了新的说唱版本《绘图第一奇书钟情传鼓词》。本人藏有一部，这是唱本小说《金瓶梅》版本流传过程。文人在明代中叶开始，参与小说阅读创作中来，而在历史上，小说始终处于不登大雅之堂的地位，一向被文人士大夫阶层所鄙视打压与排斥。为什么到了明代中叶以后，这种情形有所改观呢？这与这一时期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盛行有着很大的关系。王阳明心学理论，尤其是新四民的提法，打破了士农工商四个阶层的等级划分，提出人人都是圣人的思想，这就为明代社会文人放下身段，参与小说创作打开了枷锁。后期社会上的大名士大文人，深度参与小说的创作，又是中国小说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最终在清初文人金圣叹、李渔、毛伦毛宗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明清小说辉煌的时代。文人参与小说创作一个典型的标志，就是“评阅”“批评”小说开始出现，那么是谁在评阅批评小说？是文人，是当时在社会上有着很大名望的那些文人，深度参与到了小说创作中来，以评阅或者批评的形式，对社会上、民间中流传的各种通行小说，进行艺术再加工、再创作，并由私人书坊重新刻板发行。与此同时，这批文人尤其重视小说的绘图与绣像等版画的制作，在这些文人的参与指导下，一批批精美绝伦的小说版画，不断的被推向了市场，深受人们的喜爱，被当作了珍品而收藏起来。崇祯版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清康熙皋鹤堂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就是典型的文人参与下的经典作品。这种文人参与的小说，就是阅读小说，又与民间艺人表演说唱的口传唱本小说，有着很大的不同。明清时期经常被私人书坊所追捧的文人评阅小说大概有李卓吾、冯梦龙、汤显祖、金圣叹、李渔、毛伦毛宗岗等等。皆为明清以来社会有名望的大文人，大名士。中国小说史，自唐代以来，通俗小说中的唱本小说，就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只是在明代中叶，随着社会上文人名士的深度参与，才被遮住了光芒。虽如此，清代到了民国时期，唱本小说依然是在民间百姓之中，盛极一时。这从这一时期大量的唱本小说出版发行，即可窥见一斑。笔者粗略统计，晚清民国时期民间私人书坊、书局，以出版发行民间唱本小说为主，居然多达178家之多，这些私人书坊、书局涵盖有北京、上海、南昌、广州、山东、东北、河南、四川、河北、西安、上海一带等。所出版的唱本小说数量惊人，品种惊人，可以说，历史上我们所了解的小说，唱本小说版本形式都是存在的。这是今后我们应该尤其重视的事情，希望有学校或者学者，进一步挖掘这些民间文化，充实中国小说史理论。而我们研究小说版本，采用了唱本小说系统与阅读小说系统，就能够很好的解释小说史上一些谜团，为我们正确地认识中国小说史的发展，提供一个很好的思路。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2019（石家庄）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20，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