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小明、柳和城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以上海图书馆藏叶景葵、顾廷龙往来信札为中心
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1年第5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丁小明、柳和城二位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摘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发现及研究的过程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写本文献研究的经典案例，特别是叶景葵与顾廷龙、钱穆等学者间就此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影响广泛。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叶景葵、顾廷龙两人往来信札，是还原《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发现与研究的伟大历程的核心文献。此案例也有助于探讨笔迹对比与内容校勘这两个维度在稿本鉴定中的实际效用。
关键词：叶景葵 顾廷龙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 稿本
顾祖禹（1631-1692），江苏无锡人，字景范，号宛溪，清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他幼承家学，熟谙经史，好远游，经过实地考察验证，对古今疆域沿革及山川变迁了若指掌。时值明末清初，他隐居著作，前后花了三十馀年功夫，撰成《读史方舆纪要》这部被人称誉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的奇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虽经无锡华氏、四川龙万育、新化邹代钧等人先后刊行，传世抄本亦众，但原稿本却“沉埋民间三百年”，直至上世纪二十年代被叶景葵发现，并与顾廷龙、钱穆、顾颉刚等学者展开讨论，此稿本才引起世人关注。此稿本后由叶景葵捐献给合众图书馆，最终在上海图书馆馆庆四十周年之际，由顾廷龙主持影印出版，化身千万，嘉惠学林。
《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发现及研究的过程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关于写本文献研究的经典案例。经此一事，叶景葵与顾廷龙相知渐深，1939年7月顾廷龙毅然接受叶景葵邀请南下主持合众图书馆，共同谱写了中国现代文献保护史上可歌可泣的“合众”史诗。可以说，叶、顾两人的缘分正是始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只是叶、顾两人围绕《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而展开的学术研究过程却少有揭橥，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学术史及写本文献研究中的憾事，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对现存于上海图书馆的叶、顾两人往来信札[1]的解读，力求还原《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发现与研究的伟大历程。
一、《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发现
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盦，又号存晦居士，浙江杭州人。民国著名银行家、藏书家。清末民初，曾任东北财政总局会办、大清银行正监督、浙江铁路公司和汉冶萍公司经理等职，后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之职。叶氏喜爱藏书，其卷盦藏书虽不称富，却以收藏稿钞本的鲜明特色享誉书林。1925年前后，杭州抱经堂书贾朱遂翔[2]送来据称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纸包，因虫蛀与水浸，纸叶损坏甚多，无法正常翻阅。叶景葵请杭州修书高手何长生精心修补，费时两年，整修如新。叶氏后来在1941年5月1日撰文详记这段“虫口夺书”的故事，其云：
距今十五六七年前，杭州抱经堂主人朱遂翔告余“在绍兴收得《方舆纪要》稿本，因虫蛀不易收拾，愿以廉价出让”。余嘱取来，则故纸一巨包，业已碎烂，检出首册，见旧跋与陶心云年丈跋，均定为顾氏原稿，以七十二元得之。灯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排列次序，残缺尚少，乃觅杭州修书人何长生细心修补，费时二年，费款二百元，于是完整如新矣。迭次翻读，并与刻本对校，知刻本与此底本，虽有字句不同，而大体无异。所不解者，全书签校删增，朱墨杂沓，非出一手，是否顾氏及门所为，有无顾氏亲笔，抑为乾嘉以后人所加，无从臆断，就正好学之士，皆未能决。[3]
叶景葵跋中将如何获得此书及修补的过程交代得甚为详尽，其中提及此书有“旧跋与陶心云年丈跋，均定为顾氏原稿”云云，旧跋与陶跋[4]说明此稿在叶景葵收藏之前的流传过程，对叶景葵的鉴别不无帮助，理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今据影印本将两跋移录如下：
按《读史方舆纪要》手定本，今祖禹孙根犹尊奉藏弆，外间传写舛讹，至不可句。近乃识根，根言曾见外本有文云“四秦三有克死天下之丈功”凡十一字，甚怪。归检藏本，乃是“因秦王有克定天下之大功”十一字也，其谬如此。根家甚贫，颛而介，誓不将书过户限出示人，可谓能慎守耳，但不广耳。书内多粘签，岁久脱落，将有散佚之患，假日当约同志，裹粮讐对，为写著行间。欧阳子言，斯文金石也。其精气光怪不能侵蚀，吾知此藏本出寿枣梨，毕竟有日。根字体诚，父士行，字分孟，亦老于游。根又云其大父卒之年为康熙壬申，是书始顺治庚子，断乎康熙癸酉。[5]
此跋惜失署名，绎其语气，当是雍乾间人。按，壬申为康熙十一年（1672），迄今已一百八十四年，书内粘签惜当日仍未写著行间，致多脱落。光绪乙酉九日，濬宣记。[6]
此宛溪顾氏世藏当日手定原本，海内无第二本也。其它写本均多伪舛，是本极不易得，得者宝之。（后一节漶漫不清）光绪己卯八月濬宣钞补缺卷完并记。[7]
上引旧跋及陶氏两跋一致认为，此书当为顾氏原稿无疑。就旧跋而言，跋者对顾氏世系及此书的递藏过程均有所交代，如顾祖禹子顾士行字分孟、孙顾根字体诚，跋者还提及他与顾根的交往以及他们关于此书的讨论，这些细节非亲近顾氏后人者不能道也。同时，旧跋还有一处细节引起叶氏重视，即跋所说：“根又云其大父卒之年为康熙壬申，是书始顺治庚子，断乎康熙癸酉”云云，康熙壬申是1692年，康熙癸酉是1693年，也就是说此稿是在顾祖禹去世一年后才杀青的，凭着这一细节，叶景葵才在后来致顾廷龙的信中认为“并非顾氏手稿，系成书后第一清稿”的意见，并且得出“康熙时人之跋，似尚可信”的总结，由此也可知，旧跋意见对叶景葵决定收藏此书所起到的积极影响。
当然，陶跋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者可说明此书递藏过程，包括书商“在绍兴收得《方舆纪要》稿本”的说词是可信的。再者，分见此书两处的陶跋各有其意义，见于旧跋后的陶跋主要是对旧跋的评价，其中“此跋惜失署名，绎其语气，当是雍乾间人”的意见显然已被叶景葵在内的民国学人所接受。而另一处跋语中的“光绪乙卯八月濬宣钞补缺卷完并记”则透露出陶濬宣对此稿进行过“钞补缺卷”的整理工作，换言之，陶氏其实可说是这一稿本的首位整理者，事实上，叶景葵1941年的跋语也提及陶氏的“钞补”的整理之功：“此书原缺浙江（一）一册、山东（四）一册，陶氏以旧抄本补配，浙江册首有'李鹿山旧藏’印，山东（六）缺第五叶，陶氏补抄，板心皆作'职思堂’，系抄书时仿刊。”据此可知，陶氏对此稿的整理工作可谓尽心尽力，他不仅自己补抄，而且以旧抄本补配，而他之所以如此细致认真，无疑是充分认识到此稿的价值，所以他的“此宛溪顾氏世藏当日手定原本，海内无第二本也。其它写本均多伪舛，是本极不易得，得者宝之”的鉴定意见值得重视。
如上所说，旧跋与陶跋无论是在说明递藏关系，还是证明为顾氏原稿的问题上对于叶景葵都有颇大启示。但是，这一跨越二百年时空的惊世巨著突然光降在叶景葵面前，其中存在着的“蓄疑者”仍有让叶氏百思而“不解者”，如叶氏在前跋中所说的“全书签校删增，朱墨杂沓，非出一手，是否顾氏及门所为，有无顾氏亲笔，抑为乾嘉以后人所加”这两个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叶景葵在1935年致顾廷龙的信中最先提出：
敝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据卷首康熙时人手跋，系成书后第一清稿（并非顾氏手稿），为景范先生之孙世守者，似彭氏付刊时即用此本。惟全书内粘签甚多，对于原书多所纠正，未知有无顾氏亲笔，抑华、商、原诸人之所为，此蓄疑者一也。又原书有朱笔删改，对于地理沿革自欺欺人，往往增删甚多，且文义亦有更改，此又何人之所为耶？蓄疑者又一也。顾氏未成书时已将首数卷付刊（顾没后一年清稿始写讫，原稿则不可见），成书后抄本甚多，市中颇有流传，但讹夺甚夥，惟敝藏抄写精美，绝无讹字。康熙时人之跋似尚可信，惜蓄疑二端迄无人为之解释，是以藏庋多年，每一展卷，辄思就正有道。[8]
前已说明，叶景葵对于这一稿本所提出“第一清稿本”的看法，是基于旧跋所述此稿是“顾没后一年清稿始写讫”的事实。根据这一事实，叶景葵在信中所言及此稿“并非顾氏手稿”的结论也基本成立。但是，因为这一“清稿本”中“粘签甚多，对于原书多所纠正”的特殊性，不得不让叶景葵引发“未知有无顾氏亲笔，抑华、商、原诸人之所为”的“蓄疑者”，换言之，尽管清稿本中“朱墨杂沓，非出一手”，清稿本中的纠正者笔迹中到底“有无顾氏亲笔”？显然，这一疑问不但关系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这一清稿本的学术价值，还关系到这一清稿本与《读史方舆纪要》诸多刻本及抄本的关系。
说来也巧，正在叶景葵为研究《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而一筹莫展之际，燕京大学图书馆精通版本目录学的青年才俊顾廷龙闯入了叶景葵的世界。按叶、顾通信记载，叶、顾二人的交往是始于1935年6月30日，顾廷龙在此日致叶景葵信中有“求《谐声谱》一书，并赠叶《吴客斋年谱》”[9]云云，顾廷龙很快得到叶景葵所印行《谐声谱》一书，1935年7月10日顾复叶信云：“昨奉惠答并《谐声谱》一部，如拜百朋之赐，感幸无似。”据此亦可知，叶景葵复顾廷龙6月30日的信当在1935年7月5日前后。同样在6月30日的信中，顾向叶提出“敬悉高斋所藏先哲稿本甚多，闻之神往，它日南旋，不识能慨许一睹以广眼界否” [10]的请求。事实上，顾廷龙这一请求可谓正合叶景葵之意，叶景葵正因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蓄疑二端迄无人为之解释”呢！叶景葵在1935年9月13日致信顾廷龙云：“敝斋藏先哲稿本，并非宏富，惟尚有几种可供研究。”[11]仅隔3日，叶景葵又致信顾廷龙详谈他对所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研究心得，并云：“幸贵会同人对于古今舆地之学极有研究，弟愿将此书运至贵会考究一过，加以论定。秋末或有北行，当酌带重要者十馀册先行面交，其馀觅便寄平可也。”[12]由此信可知，叶氏此时欲将《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就正于有道的心情溢于言表，叶信中的“贵会”指1934年2月由顾颉刚与谭其骧共同创办的、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中心学术机构——禹贡学会，顾廷龙亦参加禹贡学会的学术活动，并帮助编辑《禹贡》杂志，因为顾廷龙的关系，叶景葵的这通信被很快转刊于《禹贡》杂志上，信后又附上一“编者按语”：
本刊方发表钱宾四先生所著之《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而叶揆初先生即将以所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见假，可谓奇缘。叶先生现已抵平，希望钱先生见此本后，再写一篇精博之考证，登入下期本刊。[13]
据沈津先生的《顾廷龙年谱》，叶景葵1935年10月中旬有北平之行，叶与顾在章式之家中初次见面，讨论版本目录之学，很投契[14]。而编者按所言“叶先生现已抵平”，想必就是此时，如此，这一编者按语多半也是出自顾廷龙之手。
同时，在这一期《禹贡》上刊有10月27日钱穆致顾颉刚信云：
钞本《方舆纪要》于取到日晚后即穷半夜之力翻阅一过，大致系顾氏家藏底本，原跋颇可信据，俟暇当略写一小节论之；只须请叶揆初先生将全书寄来，嘱一人钞之即可。至原照印，事重难办，做批评考订文，亦举一遗万，甚难着手也。便与起潜先生一谈之。[15]
钱穆此信中有几点值得关注：首先，结合这通信的时间与信中所说“钞本《方舆纪要》于取到日晚后即穷半夜之力翻阅一过”内容，说明钱穆在10月下旬看到的《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当是叶景葵10月中旬北平之行所带的书，这也符合之前叶在致顾廷龙信中所说“当酌带重要者十馀册先行面交”的内容。其次，钱穆在对这一稿本的描述中使用“钞本《方舆纪要》”的表达，这一表达与同时叶景葵、顾廷龙以为的“稿本”或者“清稿本”有所不同，这一不同，我们以为当属于钱与叶、顾对“清稿本”的理解不同。换言之，钱穆认为此清稿本因非作者手迹，当属于钞本系列。而叶、顾认为清稿本是由稿本誊清而来，应属于稿本系列。当然，这一差别并不影响钱穆对《读史方舆纪要》的价值判断，特别是他在“原跋颇可信据”的基础上所提出的“大致系顾氏家藏底本”的结论与叶景葵、顾廷龙对此书的认识其实是一致的。最后，关于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如何进行深入研究，钱穆也提出他的方案：“内容方面则非通细细研究不可。弟意若能将全书写一校记，如最近黄侃氏《日知录校记》之类，径可单行，或先分期载《禹贡》。”[16]尽管钱穆这一“细细研究”的方案费时费力，要求甚高，叶景葵、顾廷龙还是予以接受，并开始委托钱穆作专门研究。到此，由钱穆、顾廷龙、顾颉刚及叶景葵等人所组成的研究共同体基本建立，《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研究大幕也就徐徐拉开了。
二、南北分校的过程
钱穆提出的“内容方面则非通细细研究不可。弟意若能将全书写一校记”的研究方案，叶景葵迅速作出反映，他在致顾廷龙的信中表示赞同的同时，又提出推进研究“奏功更易”的“南北分校”的工作模式：
今日接奉复示，欣悉一切。北事近稍宁静，但盼不再起波澜耳。宾四先生欲得《方舆纪要》全部一读再下论断，弟亦赞同，俟稍缓再谋输运之策。刻已校出“北直”第八、第九两卷，计一册（用新化魏氏本，以其书颇较宽畅），邮呈共赏，请与宾四先生一阅。以弟所见，稿中朱笔增删及书眉墨笔加注皆极有价值，的系定稿后随时改良之工作。其时宛溪先生业已病废，是否其子士行及华商原诸人之所为，只能以情理揣测，若无诸人墨迹一为印证，亦憾事也。宾四先生意欲过录一部，的系正办。弟拟努力为之，如能南北分工，彼此交换，则奏功更易，公意如何？（1935年11月22日）[17]
由此信可知，叶氏之所以提出“南北分校”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能够加深交流与促进研究，而在研究一事上，叶氏已是早著先鞭，他不但“已校出'北直’第八、第九两卷”，而且提出“稿中朱笔增删及书眉墨笔加注皆极有价值，的系定稿后随时改良之工作”这一有价值的意见。同时，又提出“其时宛溪先生业已病废，是否其子士行及华商原诸人之所为，只能以情理揣测，若无诸人墨迹一为印证，亦憾事也”的疑问。可以说，《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合作研究之初，叶氏的意见及其对工作推进是至关重要的。此外，他对这一稿本从校勘到版本研究都有着极精湛的思考，他提出的“稿中朱笔增删及书眉墨笔加注”为何人手笔的问题，其实已触接到《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最核心的部分，或者说能不能成其为顾祖禹稿本的最实质的问题。
顾廷龙收到叶景葵的这封信后，于1935年12月1日复函云：
顾稿由南北分工校录，宾四兄亦赞同，留此十册，已属入手。龙在敝馆库中见一钞本《方舆纪要》，钞手纸墨似尚旧，系一满人故物。《州域形势》卷九各条同朱棠本，与今本异；又与尊校本校，有数处如刻本，有数处则如校本。“北直八”一卷另纸校录奉鉴，据此可以分出原稿几种改笔之先后，与燕本同者系何色校笔，便希示及。燕本初不详其佳处，今可据尊校约定其钞时，幸何如之。尊校各批能否以色笔别之，似尤醒目。朱棠刊本此间所得一部，吴兴之“兴”误刻作“典”，“当涂彭万程刊”一行只在卷八尾有之。而敝馆亦藏一部，与朱刻本全同，疑即一板，则“彭万程”一行每卷皆有，“兴”字亦不误，惟末无朱棠一文，而首有封面，题“嘉庆乙丑镌，友兰堂藏板”，现由宾四兄取去校阅。[18]
顾廷龙在致信叶景葵的同时，又致信顾颉刚，交流《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研究进展:
颉刚：宾四兄致公一书刊载后，揆初先生已鉴及。来书慨允将《方舆纪要》全稿觅便携平。目下先校出八、九两卷，已寄下。龙偶从燕京图书馆库中检得钞本一部，取与叶先生所校校之，凡为近刻所删者，亦多存在，是可推知燕本当为顾氏第一次改后传钞之本。中有数条，与原稿相印证。
滦州（直隶八）云：“滦州之置，此亦中外得失之机也与。”近刻各本同，原稿则“中外”为“夷夏”，按燕本则“中外”为“夷夏”，“得失”则为“降升”，与各本异。
延庆州（直隶八）注云：“自州治至京城一百八十里。”此下近刻无文，原稿则有“至南京□□九百三十里”。按缺字燕本为“二千”二字。
兴和守御千户所（直隶九）注，“永乐二十年蒙古阿鲁台乘间袭陷”，叶氏校云：“蒙古二字原稿用墨涂去，不知原系何字。细察纸背，系'虏酋’二字”。按“蒙古”燕本确作“虏酋”。
大白阳堡（直隶九）注，“为诸部驻所，窃发不时”，近刻诸本同，原稿则作“为诸□巢穴”。叶氏校云：“□，原稿墨涂，似系'酋’字’。”按□，燕本确为“酋”字。[19]
顾廷龙分致叶景葵与顾颉刚的这二通信札的结合对读，可以还原当时学术研究过程中的更多细节。如顾廷龙致叶景葵信中所说“'北直八’一卷另纸校录奉鉴”[20]，这一“另纸”在致叶信札中未能找到，所以也无从知晓顾廷龙以燕本（满人所藏钞本）及几种刻本与叶景葵校本对校后的结果；但是顾廷龙致顾颉刚的信中有以“北直八”叶校、燕本及刻本对校的校文，这一校文无疑就是顾廷龙“另纸校录奉鉴”给叶景葵的部分内容。据顾氏校文可知，燕本优点在于“凡为近刻所删者，亦多存在”，也就是说，近刻所删之处，燕本与原稿本多有合处，故顾氏在得出“燕本当为顾氏第一次改后传钞之本”的结论，同时也发出“燕本初不详其佳处，今可据尊校约定其钞时，幸何如之”的感慨。当然，这一结论从另一侧面也证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价值。
叶景葵在接到顾廷龙信（1935年12月1日）三天后复之，他在信中对燕本的理解及《方舆纪要》稿本校对的意义予以陈述，云：
燕校抄本与敝藏原稿底本相符，惟底本所加之朱笔校改、墨笔添注，则燕校本均无之。此种抄本均自康熙年间传抄，顾书写定后，宛溪即作古人。一时杰作，必有人从原稿迻写一副本，又辗转传抄，弟所见不下三四本。敝斋亦有一本，系临清徐氏故物，察其纸墨时代，大约与燕校本不相上下。卷八内容亦同，惟抄而未校，讹夺甚多耳。此书问题，在朱墨笔增删改定处，其因避忌而改者，入清朝后，既思传播，又畏禁网，故将夷虏等字涂改，不足异也。所异者，凡古今沿革变迁及山川考证，颇多校改，皆极有关系之处。所改又均胜于原文，此最宜研究者也。惟有将全书照原稿及改笔，写一校记，必于地里（理）学有所贡献。至区区一二字之异同，则其末节矣……即此一书，经三数人研求，已发明异闻如此，真有浩如烟海之叹。白头更短，不能不厚望于群公矣。[21]
《读史方舆纪要》版本问题异常复杂，在稿本与刻本之间，还存在一个传抄本时期，顾廷龙所用“燕本”就属于这一时期的传抄本。针对这一传抄本，叶景葵以为是“康熙年间传抄”为多，类似的抄本他“所见不下三四本”，同时，他自己“亦有一本，系临清徐氏故物，察其纸墨时代，大约与燕校本不相上下”。至于这类抄本的质量当然有优过刻本者，但叶景葵认为总体上“惟抄而未校，讹夺甚多耳”，所以并不足贵。而对于顾廷龙以燕本与稿本相较的校记，叶景葵以为其中一致者无非是“因避忌而改者”，主要是稿本及传抄本“入清朝后，既思传播，又畏禁网，故将夷虏等字涂改”，所以，“区区一二字之异同”实乃“不足异”的“末节”。而叶氏认为稿本中“最宜研究者”应是“凡古今沿革变迁及山川考证，颇多校改，皆极有关系之处。所改又均胜于原文”，如果能“将全书照原稿及改笔，写一校记，必于地里（理）学有所贡献”，由此可知，叶景葵之所以看重这一稿本，实在于稿本校改中有着诸多对中国历史地理沿革理解的后出转精之笔，叶景葵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学术价值的认识可谓透彻深刻。
顾廷龙收到叶景葵函（1935年12月4日）后即刻复信答之，时间是1935年12月7日，因此信内容较长，现节录如下：
承示尊藏本，问题在朱墨笔增删改定处均胜原文，写一校记必于地理学有所贡献，甚是，甚是。（北直一）宾四先生亦已入手校录，一星期内当可毕事，俟与尊校北直八、九两卷衔接，即可分期在《禹贡》刊载，深望从各方面考究，或有经窜之迹可寻，倘更由推知原稿朱、墨笔之出于谁手乎？是稿归诸邺架，乃承不远数千里慨然示读，且首作校记，以供刊布，使宛溪之学将以大昌，可为稿本得所庆，而于先生校勘之精勤、通假之高厚尤为感佩！[22]
顾廷龙对于叶景葵“首作校记，以供刊布，使宛溪之学将以大昌”的功德表示“尤为感佩”，亦认同叶景葵“写一校记必于地理学有所贡献”的意见，并通报钱穆已入手校录“北直一”，“一星期内当可毕事”的研究进展，在此信中顾廷龙还转达钱穆奉询的三事：
一、广雅本卷十九（江南）首叶第一行有“宛溪顾氏原本”，第三行有“补注”二字，彭刻同。请检稿本有此数字否？他省中有此否？二、稿本中直隶分省序有辛未□月，不知他省序亦有纪年月否？三、河南、山东、浙江三省叙广雅本合订在前，馀则分冠各省，不知稿本如何？[23]
对于钱穆征询的这三个问题，叶景葵在12月11日复顾廷龙信中一一作以答复：
从叶景葵答钱穆三问可知，钱穆对广雅书局本关注甚多，颇疑广雅书局本源自顾氏稿本，叶景葵在复信中予以解答，认为广雅书局本源自彭刻本，彭刻本则源自顾氏稿本，所以广雅书局本、彭刻本与稿本格式是一致的，至于后人认为校勘质量颇高的三味书屋本，在格式上倒是有“改易行款”之弊。
钱穆作为分校工作的主要执行者，他与叶景葵之间也是有通信往来的，虽然这些信札现今存佚未知，但通过对叶景葵、顾廷龙通信中关于钱穆信息的梳理，大体上能还原出钱穆校读《读史方舆纪要》的进程。钱穆参加校读整理工作始于1935年11月初[25]，最终因抗战北大南迁而遗憾停止[26]，前后历时二年零四个月。1935年10月叶景葵第一次将《读史方舆纪要》“北直十册”留平，这十册钱穆具体校完的时间是1936年2月底[27]。“北直十册”校完后，1936年3月10日叶景葵寄给顾廷龙“南直十册”，并请顾廷龙转交钱穆[28]。而叶景葵寄给顾廷龙“南直十册”，钱穆校完的时间为1936年8月，其主要证据是叶景葵1936年8月13日致顾廷龙信中说：“宾四先生校读顾书既精且勤，极为佩慰，俟回沪当再检山东山西两省，由邮寄奉，以便续校。”[29]也就是说如果钱穆没有校完“南直十册”，叶景葵就不会邮寄山东省给顾廷龙，也不会有“以便续校”的说法。而叶景葵寄出山东省分册的时间也应是1936年8、9月间，但是南直卷最终校毕却延迟到1937年8月，南直卷稿本钱穆当即还给顾廷龙，后经顾廷龙之手转还给叶景葵[30]。而山东卷则留在钱穆手边继续校勘，钱穆的回忆文章及叶景葵跋语中均提到钱穆弟钱漱六曾协助钱穆校对，特别是八册山东卷，亦是1939年上半年由钱漱六璧还叶景葵[31]。至此，《读史方舆纪要》南北分校的大幕落下。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勾勒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南北分校的研究过程，由此可知，叶景葵其实是这一学术活动的主导者，他不但“远数千里慨然示读，且首作校记，以供刊布”，且“校勘之精勤、通假之高厚”，以“使宛溪之学将以大昌”，直至最终他将此书捐给合众，并用一篇长达三千字的跋对其进行全面解读。钱穆、顾廷龙则是积极参与者，钱穆“校读顾书既精且勤”，所给意见对叶景葵甚有帮助。顾廷龙亦联系南北，参与校勘，并公布往来通信于《禹贡》杂志上，以此来推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研究工作。他们彼此间往来问答、疑义相析的这些事实，在叶、顾往来信札及叶氏书跋中皆可窥见斑豹。
当然，这里不能不提到《禹贡》杂志对这一研究活动的报道。《禹贡》杂志将这一学术研究的往来信札及时公布，与学界同好分享，最初的通信是1.叶景葵致顾廷龙（1935年9月16日）与2.钱穆致顾颉刚（1935年10月27日），被题为《通信一束》[32]；接下来又有1.叶景葵致顾廷龙（1935年11月22日）、2.叶景葵致顾廷龙（1935年11月27日）、3.顾廷龙致顾颉刚（1935年12月）、4.叶景葵致顾廷龙（1935年12月4日）、5.顾廷龙致叶景葵（1935年12月7日）、6.叶景葵致顾廷龙（1935年12月11日）六封通信以《讨论〈方舆纪要〉函札六通》为题刊载[33]。可以说，这一很具现场感的讨论形式直观及时地反映研究进展，使得叶景葵、顾廷龙、钱穆间本是小范围的学术讨论，转置成以《禹贡》杂志读者群为背景的广为人知的现代学术研究事件，这一学术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进而拓展成夏定域与钱穆间关于丙午本《读史方舆纪要》的学术讨论[34]，张元济致信张其昀[35]询问《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情况[36]、张其昀致信钱穆询问《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情况[37]等等一系列新的学术反馈。甚至没有参与讨论的友人章钰在致叶景葵信中也有“从《禹贡》印品知公比来校顾稿，工课猛进，无任佩籁”[38]这样的内容。这一系列反馈既说明当时讨论之热烈，更说明《禹贡》杂志上对学术研究过程展示之成功。以至于若干年后，顾廷龙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说：“在对《纪要》稿本考订过程中，当时的《禹贡》杂志曾为此展开讨论，吸引很多学者参加。”[39]而在钱穆致顾颉刚讨论《读史方舆纪要》的信札后更有一段编者案语，尤能体现《禹贡》杂志对这一讨论的理解以及它给学界所提供的那种现场感：
编者案：近来学界中有三件性质相同的极可欣慰的事。其一是顾亭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原稿，将由商务印书馆照相石印了。其二是亭林先生的《肇域志》，三百年来从无刻本，偶有钞本也有零落不完，去年中央图书馆整理江南书局版片时发现了一部当时局预备刻而未成事实的誊清本，也有刊刻的希望了。其三即是顾景范先生的《方舆纪要》，其底本为叶揆初先生所得，其中朱墨校改处甚多，或竟是景范先生的手笔；现已送来十册，正由钱宾四先生研究。两月前，我们买到一部康熙丙午职思堂刻本《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已由钱先生作一跋文，载入本刊四卷三期。这部刻本，叶先生虽未有，但他有一钞本，中缝亦书“职思堂”，当是由刻本转钞的，也已是送至钱先生处。这三部重要的地理书，次第发现旧写本，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巧的事。说一句踌躇满志的话：恐是沿革地理之学将大昌，特为我们禹贡学会的工作“导夫先路”罢？[40]
三、《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鉴定
如上所述，在“南北分校”前，对于叶景葵所藏《读史方舆纪要》一书的版本性质的认定是有分歧的。旧跋与陶濬宣跋所说的“手定本”或“当日手定原本”的意见，其实就是认为此书当为顾祖禹稿本。比之旧跋与陶跋，叶景葵从此稿是“顾没后一年清稿始写讫”的事实中推断“并非顾氏手稿”而是“第一清稿本”的意见。此外，钱穆认为“钞本《方舆纪要》系顾氏家藏底本”则代表另一种意见。尽管稿本、清稿本、家藏钞本在版本性质有所差别，我们从“顾氏当日手定原本”、“第一清稿本”、“顾氏家藏底本钞本”这三种意见中还是能看到某种异中之同，退一步说，哪怕此本就是钱穆以为的“钞本”，也是出自“顾氏家藏底本”，与世上所流行的那种辗转相袭的《读史方舆纪要》传钞本是截然不同的。
因叶景葵的“第一清稿本”的意见比旧跋与陶濬宣跋所说的“手定本”更为精准，故可将上述三种版本意见简化为叶景葵所持的“第一清稿本”与钱穆所持的“顾氏家藏底本钞本”两种版本意见，并进一步简化成“清稿本”和“钞本”的区别这一问题上来。就叶景葵所藏的《读史方舆纪要》而言，这一“清稿本”上有无顾祖禹批校修改的笔迹则是至为关键的信息项。换言之，如果其上没有顾祖禹的笔迹，那么叶景葵所持的“第一清稿本”的概念几可等同于钱穆所持的“顾氏家藏底本钞本”的概念。因此，在清稿本鉴定的天平上，有无原作者的批校笔迹、印鉴、题记等相关信息项，是判定这一清稿本指针偏向于稿本还是钞本最有决定意义的砝码。
当然，这些都是“南北分校”前的认识，在没有进入到内容校勘这一层面时，大家的认识不免会浮于表象。所以，在南北分校的过程中会根据校勘发现的成果及时修正一己的观点。事实上，南北分校以后，关于是否是清稿本的问题其实已是达成一致认识的，其中最典型的是钱穆由最初的“顾氏家藏底本钞本”的观点演变成“就已校出之优点看，决为顾氏原稿”[41]的意见，这一意见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叶景葵所持的“第一清稿本”的意见。就叶景葵而言，随着校勘的深入，他不但对这一稿本的认识越来越清楚，而且对“全书内对于原书多所纠正粘签”越来越关注，特别是对于书中“朱墨杂沓，非出一手”的粘签上的批校及改动的内容，由最初“又原书有朱笔删改，对于地理沿革自欺欺人，往往增删甚多，且文义亦有更改，此又何人之所为耶”的评价，转变成“南北分校”后的“所改又均胜于原文，此最宜研究者也”的意见，如此大相径庭的认识当然是校勘深入的成果。伴随着这一成果，叶景葵特别迫切地想证明清稿本中“朱墨杂沓，非出一手”的粘签中的批校及改动者中有无顾氏亲笔，事实上，也只有证明这一点，才能彻底解决关于他所收藏的《读史方舆纪要》写本是“清稿本”还是“钞本”的争议。
正当叶景葵“渴欲觅致顾氏墨迹，以便对证”之际，钱穆及时地寄来了张其昀所馈赠的顾祖禹尺牍照片。叶景葵后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跋》中写道：
次年（按指1936年），蒙浙大教授张其昀以顾氏尺牍照片寄钱，钱以赠余，谓张君专研地理，服膺顾氏，生平搜采顾氏历史，最为热心。余适游浙江省立图书馆，闻张君演讲地理，亲往听之，讲毕，承馆长陈叔谅介绍相见，余叩以顾氏尺牍之来历，张云：“顾氏家于胶州黄隐士庭，余因访求顾氏遗事，亲至胶州，在黄家得杂书一束，内夹顾氏尺牍，其来历可信。”余即以张君之言为圭臬，归而细检全书，发见顾氏字迹与尺牍相似者，不下数百处。[42]
叶景葵跋中提及一个细节，即他在得到钱穆转寄之张其昀收藏的顾祖禹尺牍照片后，曾面询张其昀这一尺牍照片的来历，在张其昀告知这是他在顾祖禹至交黄庭的后人处所获见的这一事实后，始放心进行墨迹比对工作。通过对全书的比对，叶景葵发现“顾氏字迹与尺牍相似者，不下数百处”，并举最为显明者为例：
南直三二上 今仍曰凤阳府； 北直二四八下 渔阳废县移入此
北直二六三上 丰润移遵化后；山东三 一下 元嘉三年移置兖州
山东五十下 元帝封梁敬王子顺为侯邑处也；贵州二十四下 万历三十九年置广顺州云[43]
可以说，叶景葵以顾祖禹尺牍照片来比对原稿上修改的文字，发现很多地方字迹出自顾祖禹手笔。显然，这样比对的结果与叶景葵当初推测是完全一致的，也可说明为什么书中“所改又均胜于原文”的原因。事实上，顾氏手迹的发现及与稿本部分校改字迹比对的吻合，是《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考证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成果，其“墨迹比对法”在民国时期的稿本鉴定案例中也颇具典范意义。不过，由于顾祖禹墨迹仅见此件尺牍，且又是落“禹”字单款，故不免因证据单一而有“孤证”之嫌疑，叶景葵亦知此弊[44]，所以，他在墨迹比对吻合后也没有完全坐实《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这一论点，而是进一步考察稿本中其他字迹及相关体例，进而从内容校勘这个维度上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进行更深入的考证。
除了顾氏手迹外，叶景葵发现书中还有多种手迹，这些手迹所表达的内容多属于对内容的商订、删改、校改、加签、加注等。关于书中多种手迹的问题，顾廷龙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序》中曾作解释，他说：“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夹浮签于内，再经作者删定，去其浮签，录于眉端，因此在稿本中常见既有眉批，又有浮签。浮签与眉批未经审定，则并存。后来者更不敢妄加删定。《纪要》稿本亦有相同情况。”[45]换言之，这一稿本成书的过程中，顾祖禹曾与他的学友们就内容进行过较全面的研讨，书上各种笔迹就是研讨时所留下的痕迹。按书上的笔迹辨认，至少有五位学友参与切磋，其笔迹分别为褚书、蔡书、欧书、赵书，以及字体在欧、褚之间者。这五位讨论者侧重各有不同，如欧书字体各册“墨笔签校甚多，又以朱笔改正底本，专司考订郡邑建置沿革、水道源流，分合取材于各史《地理志》及《水经注》诸书”[46]。除了辨别书中各种讨论者的笔迹并对相关研讨内容进行细心考订外，叶景葵还对全书编撰体例加以分析，细察作者所拟底本体例前后不同处：
顾氏写定底本，在康熙五年丙午以后，丙午所刊《历代州域形势》，其总名为《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卷数为七十二，其集注多从近志，其分类为《两京纪要》《分省纪要》《九州郡邑合考》，所拟与后来底本不同。底本体例悉遵《明一统志》，以省府、州、县、卫、所为纲，而古迹、山川、沿革、险要均附于其下。其时三藩未定，政尚宽大，人有故君之思，奴、虏、夷、寇诸名词，触处皆是，毫无禁避。迨入一统志局以后，得见征集之各省新志，乃集众手重修之，一以今制为准，故南直、北直、藩封、卫、所以及禁避诸字样，顾氏随笔修改，其新见之材料，则增注于下，考据之疏误者修正之，文字之支蔓者翦裁之，凡今代之建置附书之，每州每县后所记“今为某州某县，或今属某府”，以及“或为砖城，或为土城，城周若干里，有若干门”，均非检查新志不可。如广西一七页上赵书“泗城府、西隆州”各条，均注云“要查新志”。足证此人为检查新志之助手，非预修《一统志》之顾氏，乌能有此凭藉。山东七胶州下顾氏注曰：“今仍曰胶州。”又于“胶西废县今州治”下注曰：“门三，北面无门。”顾氏家住胶城，故言之较详，亦一佳证。[47]
从顾氏笔迹鉴别到批校诸人笔迹的排查，再到初刻本与后定稿本内容之差别，叶景葵其实是从笔迹与内容两个维度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进行证明，并终于得出“此书体大思精，釆摭宏富，重修之役，分任众手，能以一人鉴定之，而又纲举目张，秩然不紊，此可就全书一贯之精神而决其为生前手定者也”的结论，此结论不但肯定《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为顾氏生前手定的清稿本，并且最大可能还原此稿本“分任众手，能以一人鉴定之”这一特殊的形成历程。
同时，叶景葵并不认为《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就到此为止，他希望“后之读者，续有发明；以匡余不及，是所殷盼也”。事实上，他这一“殷盼”是有指向的。据钱穆回忆：“余曾于抗战期中，自昆明返沪，知揆初与张菊生合创一合众图书馆在法租界。余特往访，未得晤揆初，见主其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颉刚之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48]也就是说，在叶景葵之后，继续从事《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的是顾廷龙，顾廷龙能继续这一研究，一者是他本就是南北分校的主要参与者，对这部书的内容及相关情况比较熟悉；再者，叶景葵已将这部书捐赠给合众图书馆，而顾廷龙又接受叶景葵的邀请正在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这样多重因素的聚合下，顾廷龙当是继叶景葵之后从事此项研究的最佳人选。事实上，从沈津《顾廷龙年谱》记载的一些细节中也可见顾廷龙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研究的新进展：
十月十三日，偕叶景葵访华绎之，看华商原墨迹，《读史方舆纪要》中夹签颇类其书。[49]
十月十九日，访华绎之，借华商原墨迹，携往锦章书局，与王同愈书画扇同摄景，拟制珂罗版。[50]
十月二十日，检松江本《急就章》石墨，偶得顾祖禹（景范）手札原片，为之大喜……赴锦章书局，照顾祖禹手札。[51]
叶景葵对《读史方舆纪要》研究分为笔迹与内容两个维度，就以上三则记载来看，顾廷龙更多侧重于笔迹这一维度的研究，并且确实有不少新发现，特别是他在后来影印《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序中提到“'序三’批注一行曰：'魏彭二叙三总叙具要刻’为顾氏老年亲笔。全书中有与此条相似者，皆顾氏笔也”[52]这一新发现。就“顾氏老年亲笔”批注的内容而言，能对全稿的结构给出如此明确意见的无疑只有作者顾祖禹本人。以顾廷龙认定的“顾氏老年亲笔”之笔迹与当年张其昀寄给叶景葵的那通顾祖禹尺牍照片的笔迹相比，可以发现，两者无论结体、用笔及书写习惯完全吻合，所以，顾廷龙的这一发现比之叶景葵跋中所说“顾氏字迹与尺牍相似者，不下数百处”以及叶景葵所给出几个例子更为具体，也更为明确。就笔迹研究这个维度而言，顾廷龙在叶景葵研究的基础上还是有所发现与推进的。
至于内容的校勘，叶景葵曾设计过“惟有将全书照原稿及改笔，写一校记”的计划，叶景葵本人在1941年上半年也曾“发愤发箧重读”，并最终在“泛览既终”的情况下竭尽努力做过一番校勘，其中也不乏心得与发现，但由于此书卷帙过于浩瀚，“将全书照原稿及改笔，写一校记”的愿望断非一时与一人之力所能完全的。所以，在叶景葵对这一稿本研究之后的很长时期内是无甚进展的。直至1984年始，在贺次君、施和金两代学人的努力之下，到2005年正式出版《读史方舆纪要》整理本，叶景葵所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作为复校本在整理过程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施和金曾详述《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学术价值：“先用敷文阁本与北京图书馆的纬萧草堂抄本对校，发现疑异之处二千余条，后利用上海图馆的稿本再校所得疑异，不但澄清了许多问题，而且改正了敷文阁本的文字讹误四五百处。一些特殊的问题，若不看稿本原文，则无论如何不能解答，但一看原文，则焕然冰释。”[53]至于这一稿本的学术价值，施和金也已集中举例说明。
由此可见，尽管贺次君、施和金两代校勘者付出巨大心血、费时二十年完成《读史方舆纪要》整理工作，如果没有《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帮助，特别是施和金在整理后期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的充分利用，是很难高质量完成这一整理工作的。所以，施和金深刻地认识到《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无与伦比的学术价值，因为这一稿本往往在许多校勘工作的疑问无法解决之时，起到“焕然冰释”的妙效。贺次君、施和金的整理本其实就是完成叶景葵当年“将全书照原稿及改笔，写一校记”的愿望，其最终成果则无疑是全面而充分地证明了《读史方舆纪要》这一顾氏家藏底本就是稿本的特殊意义。
四、结语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对叶景葵与《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发现与研究的历历往事作一回顾。1925年前后，叶景葵在杭州抱经堂书贾朱遂翔处购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因稿本虫蛀严重，叶景葵遂请杭州修书人何长生费时两年修复之。1935年10月至1937年8、9月间，叶景葵与钱穆、顾廷龙、顾颉刚诸位学者围绕此稿本展开了影响广泛的学术研讨。1939年12月，叶景葵、张元济等人创办合众图书馆，叶景葵将此书捐给合众图书馆[54]，于是，这一沉埋民间三百年的惊世奇书得以入藏公馆而成为天下公器。1941年5月，叶景葵“发愤发箧重读”此书，“泛览既终，结以个人绎之所得”而撰写煌煌三千馀言《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跋》，详记他与这一稿本的相遇相识相知及与诸位学人讨论的过程，并将他经年的研究心得具载其中。如果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是一块沉埋民间三百年久的昭华美玉，叶景葵无疑就是那位慧眼识宝之人，顾廷龙则是叶景葵的得力助手与事业继承人。事实上，在上海图书馆建馆四十周年的1993年，在顾廷龙主持下，这一稿本最终得以影印出版的方式呈现于世，并将叶景葵的《读史方舆纪要稿本跋》以及当年《禹贡》所载叶景葵、顾廷龙、钱穆往来信札和相关讨论附编于后。这一稿本的影印使得叶景葵当年流布文献，推进学术研究的愿望得以实现，可为叶景葵、钱穆两人补上莫大之遗憾。对于顾廷龙来说，此举犹有一份不负故人、善始善终的责任所在。所以，后之览者，睹此典籍，除了着力于学人往来信札中的学术细节的追寻及关注稿本中有众人批注这一极具特色的写本个案研究之外，亦不要忘记叶景葵、顾廷龙、钱穆等人在保护、研究与流布这一稿本背后对中华文化的痴心与友朋道义的坚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先生友朋信札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8BTQ040）阶段性成果。
丁小明，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民学术史及古典文献学。
柳和城，上海浦东新区文史协会会员。研究方向：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