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俚语
本文作者：常永明
乡村是个自由的天地，空旷的田野，孤寂的山头，憩卧的村落。
如果不是偶尔一声老牛的长哞，还有那两家的狗在对话……
这里很安静，很安静。
你想唱就唱吧，尽管你五音不全。吼上几声，吓飞了鸡，但没人笑话你。你想说就说吧，从炕头到街头田头，少不了三三两两的老少爷们大娘婶子在扯着闲话。
这是乡村千百年来的本色。
久而久之，竟有了老家那独特风味的乡言俚语。
村里人说闲话，时间长了也会说出些“艺术”来，甚至文学。第一个“艺术”就是“串话”，尖锐活泼形象生动，大多还押韵。其实就是一些直指时政时事的民谣。可以想到《诗经》中的风诗，本源大约相似。
比如，讽刺大集体时的干部腐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就看队干部，干部明拿进仓库，社员黑夜偷大豆。”“队长肥，会计胖，保管吃下个双脊梁。”
另一种则是“四x”式，例四大、四小、四大难缠……有些带点黄色，真不便举例了。不过，凡在乡村住过的人，说到这里，你一定会马上想到许多串话了吧？
而且，每个村庄差不多都有一两个串话家，大到国事，小到村中趣闻，他们口头一发表，一经传扬，很快风靡一方，闻者无不开怀大笑。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不就取材于此吗？我们中旗的“李有才”，哪个村庄没有一两个。他们说起来闲话，一套一套的。这些人也会得个含贬的诨号：张谝子、李谝子。
另一种形式叫“风凉话”，顾名思义，就是人家火扑扑的场面，结果来了一股冷风或浇了一瓢凉水。也有叫“俏皮话”或“跌二话”。
比如文革时期，村里一群红卫兵挨门挨户剪女人的发辫，有一个老光棍拦住一群年青人，他撩起腋窝说：“来来来，这地方的毛也老长了，也来革他娘的命吧。”哄笑声把个革命行动嘲弄得很俗气了。
有时生产队开会，某个人突然来一句风凉话，除了引发哄笑外，还真能推翻某一“重大”决议。那时统购统销，每个村都有交售生猪任务。队长说：“每户必须出售一口猪，支援国家建设。这是任务。”
人群中站出一个人，慢悠悠地说：“要我老婆不？”队长一愣：“不要，要猪。”这人笑嘻嘻地说：“我那老婆把猪喂得病死了，我家没猪卖，你让咋完成任务？”
旁边早有人插句风凉话：“我有猪，换你老婆行不行？”
那个老婆早忍不住了：“枪崩猴，老娘连猪都不如？”
想想这会场还能庄严下去吗？
有时台上人讲大道理，台下有人小声来一句，周围马上爆发一声压抑的哄笑。
台上领导描绘农村未来：“将来点灯不用油。”下面就有人说：“对，瞎摸。”又说“耕地不用牛”，下面对上一句：“人拉。”没心没肺的乱侃，驱除了一些枯躁。
但也流露出某种抵触情绪或表现一种叛逆心理。
曾有一个阶段，许多贵人宴席上也轮流讲“段子”来助酒兴，有人说这是赵本山小品泛滥后的影响。那么赵本山的段子又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每个乡村都会流行或制作各色各样的段子。段子，其实就是笑话或幽默故事。形制精巧，三言两语，极是幽默，讽刺力强。主人公有懒汉、小气鬼、财主、长工、新女婿、新娘或某个领导以及村里某个人，故事夸张辛辣，会让人捧腹大笑。由于内容特别，也不便例举。其实，不少微信群里也常有类似这样的段子，还有拍成小视频。比如“大街上一辆奔驰车主往外扔垃圾，一个清洁工无奈收拾。这时一个青年走来，操起畚箕中的垃圾塞回车里……”小视频比段子更逼真，虽说有些变异了形式，但段子的本性还在。
这样的段子流传以后，人们熟悉了，还会诞生另一种语言艺术——歇后语。比如，刘二端盘——忍受不住肉丸子。据说有个叫刘二的人，人家办婚礼他给端盘，一边端，一边捏起一个肉丸往嘴里塞，让人看见了，他急急地辩解：“丸子太香了，我没有忍受住嘛。”于是有了一个小段子，也诞生了这一条歇后语。这条歇后语成为熟语进入了当地人的语言，等同于“情不自禁”“把持不住”等等。而且，刘二也成了个艺术形象，有“刘二盘炕”、“刘二请人”、“刘二搬岳母”……
串话、风凉话、段子、歇后语，本就是多胞胎，它们共性是指向性明确，讽刺力强。对于一个政治觉悟不高的人来说，最易误入歧途，产生消极影响。也就是说这乡言俚语不是无边无沿的，不能为了高兴而信口开河。
当实行农业合作社时，村里有一个人编了一段串话，直接抨击时政：“爷攒攒，爹攒攒，共产党来了一铲铲。”这是多么反动的一句话，攻击合作化，污蔑党。在周围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后经过教育，但此人仍不改他的毛病。让他谈认识，他又来一句：“骑了个骆驼狗咬了腿，你说这运气低不低。”引得社员捧腹大笑。一般说来村干部对这种人最多笑骂一句。
文革中，批判我们公社一位姓胡的校长，记得他反动言论有一条是攻击党。据说几位老师在一起说闲话，说：“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随口抬杠：“党叫你夏天割莜麦，你就去割吗？”夏季莜麦才成垅，怎么能割呢？文革一来，就成了他的罪状。
我们公社还有一个喜欢调侃乱说的人，文盲。毛主席畅游长江，登在报上，一个小伙子告诉他：“毛主席凫水水（游泳）都登报了。”那个富农反口一句：“……登报哇，你能管得住？”文革中这一句，让这人在全公社几十个生产队游斗，最后判了刑，在监狱服刑数年。
今人对文革评说不一，但就乡村而言，确实教育了群众。人们终于明白了，“药不能乱吃，话不能瞎说。”
这时，记得又诞生了一些串话，“犯病的不吃，犯法的不做，犯忌的不说。”“公社（干部）训大队（干部），大队训小队，小队训社员，社员薰旱烟（方言抽烟叫薰烟）。”干部训斥社员，社员默默抽烟冷冷相对。还有一句尖刻的风凉话：“不怕磨秃他的牙，使劲地说。大不了，咱少用挖耳勺掏耳朵。”由此可见，乡言俚语具有两重性。
村里人的嘴是闲不住的。我的一个表哥，文革中曾被“专委”专政了半个月，白天劳动，晚上转村批斗。他说开始还有些羞气，几天后，一回关押地，大家嘻嘻哈哈编串话，至今还记得几句，是说各村批斗会特点的：“南油房闺女声音脆，二三号地尽呵锤（呵锤：方言头脑简单，动不动出手打专政对象）。干丈忽洞瞎胡吹，北五井日哄鬼……”北五井这个村庄，民风好，批斗会只是走个过场。据说这些串话出自一个叫曹亮的专政对象，此人是二号地信用社职工，他很会写文章。如果串话有文人参与，自然就另有韵味了。但出自被批斗者口里，真让人哭笑不得。他们还互相嘲弄：“xx的睡功，xx的嘴功，xx的腿功，xx的裤裆功。”说的是他们中间有个老地主在批斗会上竟能睡着，最后那个人是批斗会上被人在裆间狠踹了一脚，竟安然无恙。同时又把他编入“四硬”里面。由此可见乡村人这种语言形式的顽强或调皮。何时才能让它消停呢？
这时收音机进了乡村，我们村有一个木匠120元钱买回一台美多牌只能收一个频道的台式收音机。这成了全村人的大事，听收音机。屋里屋外挤满了人，搞得这家人苦不堪言。第二年，生产队买了一台后，这家人才得以解放。集体的收音机，专人保管，定时播放。
记得乡村的闲话渐渐少了。至于电视机普及后，村里聚堆说闲话的人就不多，要说也大多议论电视里看到的某节目。但也有串话出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
乡居久了，我还是积累了老家许多乡言俚语，也常被其幽默尖锐生动形象风格所渐染熏陶。同时也不断告诫自己，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言论自由都会有个尺度的。乡言俚语也不在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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