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贵：为什么阅读比上语文课更管用？
看点 语文学科的基础是阅读，比起让孩子坐在课堂背“之乎者也”，阅读对于孩子的帮助可能更大。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一次演讲中谈到阅读的重要性。作为语文老师，他认为，老师家长应呵护孩子的成就感，强化阅读的仪式感，保证在中学毕业前阅读量应突破千万字，因为如果没有阅读作为基础的话，孩子的其他能力也很难得到提升。
还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遭遇了好多尴尬。
其中，有一年，我在高密四中，有两个班没有语文老师，因为高一新扩了两个班。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乡村学校要聘到新毕业的大学生很困难。所以，就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将近一个学期，这两个班是没有语文老师的。
学校没有办法，只好让其他班的语文老师来代课。这个代课是没法代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教两个班的语文课，是很辛苦的，再给别的班代课，很困难。
所以，没有办法，只好老师和学生一块儿制定他们的自学计划，让学生去自修，同学们实在感到太枯燥的时候，老师就把学生放到阅览室里去读书，或者把图书馆的书借到教室里让学生读书。
一个学期下来，从学校到语文学科的老师，都捏了一把汗，担心这两个班的语文成绩，可是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却让语文老师很尴尬：这两个班的语文基础知识并不比平行班低，相反，阅读题目和写作题目的成绩比平行班的成绩还略好一点。
这件事情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语文老师）到底在干什么？我们课堂上那一些汗水，那一些努力，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初一孩子能答高三语文卷
奥秘就在从小阅读
带着这样一种思考，1995年，我来到了高密一中，在一中又遇到了一件事：一位考上大学的毕业生，写信给他没有考上大学、正在一中复读的一位好同伴，介绍各个学科的学习方法。
当谈到语文的时候，这个学生告诫他的同伴，他说了一句话：“语文呐，你可千万别上语文老师的当！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的那些东西没用。”
这封信后来被这个班的班主任老师发现了，回到办公室，她当着全办公室的语文老师就讲了这封信，我发现，老师们好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她们真的是被刺疼了！但也确实是被刺中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说的话有一定道理，我发现，语文教改的时机到了。
为了统一老师的思想，也统一社会、家长的思想，在那个学期的期末，我就让刚刚上初中一年级的儿子和上初中三年级的内侄女，参加了高三的语文期末考试。
卷子批出来，就更加让我们老师尴尬了：当时高三还有两个复读班（高四），他们的平均分是84.5分，但是，这两个孩子的平均分却跟高三的平均分不相上下，初一的孩子考了82分，初三的孩子考了85分，这两张试卷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
这两个孩子一个差了六年，一个差了三年，虽然老师在语文课堂上，进行了大量的讲解、大量的训练，但他们有的是什么呢？他们有的，是在不同的年龄，大量阅读适合他们的名篇名著。
因为我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提出、购买和推荐了适合他们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阅读书目，购买了大量的图书，我书架的书在不断地减少，他们书架上的书在不断地增加——当买的书不能满足的时候，他们就把我的书也偷偷地拿到自己的书架上，有些还写上他们的名字。
暑假的时候，我让读初一的儿子写下“你最喜欢的十本书及其理由”，他在初一读的都是这样一些书：《纸牌的秘密》《涅克维奇精选集》《死水》《鹅掌女王烤肉店》《伊豆的歌女》《唐宋名家词选》《雍正王朝》《苏菲的世界》《契诃夫精选集》《戴高乐传》。
其中，《戴高乐传》他买了三本，每一本都比照着读，而且能找出同样一场战争，哪个传记写得比较好，哪个传记写得有问题。
这十本书当中，有三本书是哲学书籍。就是说，一个孩子的认识水平，如果我们给他积累了，如果给他大量地铺垫了，他的高度就会超出他这个特定年龄段。正是他们自己的阅读、涵咏、积累和感悟，提高了他们的语文成绩。
我记得，后来他在初三的时候，又参加了一次高考，当时考了122分，但是再到三年之后，高三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没有突破123分。这就说明：语文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有些东西是考不出来的，但是阅读的力量却能够影响一个孩子的终生。
有了这样一个经验之后，我们就在这一年进行了改革，把常规的语文课，由每周六节，改成了两节由老师在课堂上完成教材，四节由学生自主阅读——把学生放到阅览室。
这些学生非常努力，学习非常有成果。他们的语文成绩当时在潍坊遥遥领先，而且，不仅仅是语文成绩遥遥领先，更重要的是，还影响到了他们的整体素质——在这些学生之中，还出了一个山东省的文科状元。
由此，我们感觉到：语文学科的基础就是阅读，尽管我们要培养孩子的能力有听、说、读、写，但是如果没有阅读作为基础的话，孩子的其他能力是很难得到提升的。
中学毕业前阅读量
应突破千万字
有这么一些数据，大家可以看一下：上海市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阅读4000万字——九年时间学生要读400本书，平均每人每年要读45本书左右。但是，这个规定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世界上平均每年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他们平均每年每人读书达64本，这不是指学生，还包括成年人。
我们国家再加上成年人，平均就不到一本了。世界上平均每年读书最多的国家是前苏联，平均每人每年读书达55本，现在美国已经全面启动了全民读书计划，每年要达到50本。
关于阅读量，好多名家也通过自己的阅读经历提出了一些想法。
你像张光斗，他说：“如果一本书10万字，那么，每个中小学生每年读40本书，一年就是400万字。”
《小布头奇遇记》的作者孙幼军说：“以平均每本书10万字计算，中小学学生每个月至少应该读一本，认真地读，而不是走马观花，能读两本更好。”
柳斌主任说：“每天课外读一篇千字文，应该是个基本的要求。如果能做到，则一年之内，可达到36万字，十二年则可阅读430多万字。所以，中小学阶段阅读500万至1000万字应当是合适的。”
这样一些话，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听说读写的语文能力都要培养，但是，阅读是语文学习的基础。
并非名著就必读
因为未必适合孩子
好多家长和我说，你们家孩子好，你家孩子喜欢读书，我家孩子不喜欢读书，我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个孩子不喜欢读书，不喜欢读书的原因，是不喜欢你给他的书。
我们家长现在带着孩子到书店去，一买就买提高成绩的书、马上见效的书、他不喜欢的书，所以，孩子不是不喜欢读书，是不喜欢家长给他推荐的书。
现在出版界也有好多误区，所以要慎重选择图书。一个误区就是，好的名著被改编成学生读的连环画，或者有一套书，把四大名著，把《红楼梦》，改编成小学生读的连环画，这是非常愚蠢的一件事儿。
叫小学生读《红楼梦》，他能学到什么呢？你是害了《红楼梦》。为什么？就是他再也不读这个玩意儿了，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不好的，结果到了成年，他也不读了。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我们选了十位学生，问他们：“你喜不喜欢《红楼梦》？你是什么时间读的《红楼梦》？”
十位学生，有七位学生说喜欢《红楼梦》，这七位学生是什么时候读的《红楼梦》呢？一个是高一寒假，一个是初四到高二，一个是高一暑假，一个在高二，一个在高一暑假，一个是初四暑假，一个是高一至高二上学期。
还有三位学生不喜欢《红楼梦》，我调查一下，全是在小学和初一读的《红楼梦》，从此他就不喜欢这玩意儿了，你再让他读就很困难，就伤了他的胃口。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好的东西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送给孩子。
其次，有些名著是有特定内涵的，并不适合孩子读。
我想引用费孝通一句话，他说：“我小的时候，还没现在的孩子们幸福，很少有专门为孩子们写的书，我只能从爸爸妈妈的书架上找书看，比如说《三国演义》《水浒传》，里边说你一刀我一枪的，很精彩。”
但我始终不建议孩子们读《水浒传》，这个书没有一定的见解能力会出问题。因为它里边好多容易迷惑孩子的，假的，那种义气，那种杀杀砍砍，很容易养成孩子模仿的习惯。
再一个，好多名著是挺好，但不是孩子的名著。有些人，心非常好，觉得孩子们读名著，这么厚读不了，所以就把它缩写了。这一缩写可坏了，情节一删减，这人物也不丰满，从此孩子就不喜欢了。
书店里有好多这种的书籍，特别危险，一定不要读这种缩写的书。缩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只有极其个别的作家，那些驾驭能力非常强的作家，他不仅写小说，而且写得非常好的作家，才能够缩写出来。所以这些缩写的书，我们不建议去读。
还有，警惕假的少儿书籍。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本给小学生读的科普书，是一个著名科学家谈地球资源，但是随便拿出其中一段话来，你就读不懂，连我们都读不懂。
比如里面谈到矿石的时候，说“矿石是指一种在现有的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能够从中提取有用成分的自然矿物聚集体”——这不坏了么？这不越搞越糊涂么？
所以，要谨慎为孩子挑选，适合他们阅读的文章和图书。
呵护孩子的成就感
强化阅读的仪式感
我们搞教材的时候，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快出成绩。我们改了半年了，怎么成绩没有提高？甚至还要下降……但因为它是一个长线的改革，这个改革，在第一个学期甚至要以牺牲基础知识的成绩为代价。
但是不要紧，只要你坚持两个学期以上，孩子的能力就会突飞猛进地提高。所以，我们在改革初期，一定告诉所有参加改革和旁观改革的人，改革是有风险的，改革的期望值不要高了。
今年春天，我外甥到老家潍坊，他刚刚一岁半，还没有学会叫姥姥，结果一到潍坊，就遇到一大批他要叫姥姥的人。这批人特别渴望这个一岁多的孩子能够喊一声姥姥。结果到一个地方，每天就一批人围着他，教他说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姥”……把孩子教傻了。
我一听这事儿着急了，说，你们赶快回来，再过一个月，这个孩子就傻了。他天天没有成就感，天天在挫败感中，他还是学不会。再有两个月，你不教他就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等待，我们一定要慢慢去滋养。
在孩子进步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给他创造一些精彩，给他有一个鼓舞。比如说，和课外互补一下，我们先读个什么，再去读课文的时候，读了和不读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体会到成就感。
最近，一个学生特别喜欢一个电视剧、动画片或者是电影，那么，你就选择一些和那个有关系、能够帮助他理解的一些文章。然后，他再去看电视，再去看电影，再去看舞蹈，这样，他就特别有成就感。
当然，开一些家庭的读书报告会、班级的读书报告会，或是小伙伴之间的读书报告会，等等，这都会培养孩子的成就感。
你像在中国台湾、在新加坡，你经常会在教室里、走廊上、一些活动空间，看到阅读数——在这个学期，要读的20本书，每本书是一个“苹果”，读过的“苹果”是红色，没读过的“苹果”是绿色或者是白色，让学生互相竞争、互相比较、互相分享。
或者给孩子出一些书，出一些孩子的专集、书函，放到图书馆，作为孩子们的阅读资源，这些都对孩子起到非常好的激励作用，现在好多学校做得也非常好。
最后，我想引用一下一个哲学家在回答阅读相关的提问时所说的话。
有人问他：“如果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你选择干什么？”他说：“阅读。”
又有人问他：“如果你已经被囚禁在牢房里，你干什么？”他说：“阅读。”
再有人问他：“如果已经到了世界末日，你今天打算干什么？”他还是说：“阅读。”
我也想起了美国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在回答类似问题时的类似回答。
有人问他：“如果事业失败了，该干什么？”他说：“你阅读吧。”
又有人问他：“如果失业了，该干什么？”他说：“你要提升自己，你阅读吧。”
又有人请教他说：“如果我失恋了，我怎么办？”他说：“你阅读吧。”
以这两位成功人士的回答和各位共勉，谢谢大家！
转载自“老师博览”“南国读书会”“外滩教育”“问对教育”等
李希贵眼里的教育真相：教育就是帮助孩子认识独一无二的自己！（4个问题，讲得真透彻）
近日，四十多位老师集体参访了北京十一学校。北京十一学校总校校长李希贵就学校建设、基础教育创新和学生培养等话题，和他们进行了交流。
针对这些全社会都极为关切的教育问题，李希贵校长分享了他的体会。
今天，我们把他的分享全文稿整理给各位老师。
什么是学校
我先来分享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学校。一句话：学校是孩子走上社会之前的社会。
为什么要让孩子们在走上社会之前，在学校里先活一遍？
因为在学校这个地方，犯错没有风险。或者说犯错的成本很低。学校安全地给成长中的孩子划出边界，在边界里边什么都可以有：有成功、有失败、有挫折、有迷茫，所有未来在真实社会里一个人可能遇到的情况，最好都让他们在学校里先体验一遍。
有时候，孩子做错了，这样就有可能发生冲突，但是没关系，学校要接受这种情况。没有体验就不可能成长，在学校期间的体验是不分好坏的，每种体验都对一个人的成长有价值。家长代替不了孩子的体验，无论你跟他们说什么，他永远，也只能自己重新再来一遍。
你会看到世界上各个国家虽然学制是不一样的，比如俄罗斯小学四年，我们是六年，美国大部分是五年，但是基础教育结束的时间，基本上都是框定在18岁。
这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知识、能力都需要学到18岁。而是到18岁，一个人的动力体系和制动体系基本上就达到平衡了。也就是说你的“发动机”和“刹车”基本上能匹配了，这个时候才把你放到社会上。但是比如有的国家还有一个规定，就是21岁之前不能喝酒。因为喝酒了之后，可能你的“刹车系统”又失灵了。
这就是基础教育，需要为一个人在成年之前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体验。提前“预活”了一遍了，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放飞”。
我们教育工作的挑战就是应对这个问题：怎么能够把一个学校在最大限度上变得更像一个社会呢？
下图是一个媒体人在十一学校观察到的一个瞬间：
这样的场景在十一学校比比皆是，它怎么出来的呢？靠课程体系。
什么是课程
我要分享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课程？
一个中学会有多少课程？十个？二十个？在传统学校有十几门课程就够了，但是在十一学校有300多门课程。
为什么要开发这么多课程呢？因为，课程就是经典的社会生活的浓缩。我们有分层课程、分类课程、层类融合课程、综合课程、游学课程、特需课程、家校共建课程。
一个孩子想要用十二年基础教育的时间，要把人生过一遍，那怎么可能呢？并不是纯靠自然发生，我们需要通过把社会生活中那些典型的部分抽取出来进行浓缩和提纯，把它变成学校的课程，这样才可能在12年里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在设计、规划和开发课程的时候，就要考虑到：
1. 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情形。
2. 每个不同学习方式的学生，以及基于他们未来不同的成长路径，有可能需要的社会场景。
当我们基于这样两个维度来开发课程的时候，才能实现这样一张课程表。
这样一张课表的意义是什么呢？是帮助孩子在每一个年龄段展开人生的宽度。
十一学校的教育理念不主张提前学习，也比较反对以加速学习为特色的补习班，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学习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宽度，而只是在增加进度、增加深度。
这样过早地放弃了孩子们在特定年龄段的各种可能性，使他们一头扎进一个所谓特定的成长路线上不可逆转。当他生命的多样性被压制，他应该涉猎的宽度也被封死的时候，他就会盲目地判断自己的能力。一旦此路不通，换跑道的机会窗口就被关闭了。
我们为什么也不主张把一个孩子特别弱的学科硬要补到非常好的程度？不仅仅是因为这个事儿机会成本太高，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强行遮蔽了孩子真实的状态，它给孩子包括家长一个错误的暗示，认为这个学科我还可以，未来也可以去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所以他是什么样，我们就应该接受他本来的样子，可以做的是帮他选择一个合适的跑道，这是保证他未来人生可以持续成功的前提，因为人生的第一粒扣子扣对了。
我们来看看我们学校的三名学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喜欢音乐。在传统的学校里，我相信他们就是几个同样喜欢音乐的孩子，但是这个标签其实是非常抽象和笼统的。而在十一学校，这三个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唤醒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的舞台。
△ 左起：王凯基、吴汉霄、陈仲熠
第一位是王凯基。他在高二的时候，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录音棚里，他就是一个一听到音乐就走不动路的人，非常痴迷音乐创作。我们就完全鼓励他泡在录音棚里。后来他从十一学校考入了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现在在美国继续音乐创作方面的深造。
第二位，吴汉霄，他接任了我们学校一个很受欢迎的拜占庭街舞社团，他也热爱音乐，但因为在社团运作中感受到了自己的领导力，所以他坚定了未来要当音乐制作人的理想。他不是自己去创造音乐，而是想弄一批人来创作音乐，他自己当制作人。所以他从美国流行音乐学院毕业后，现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录音棚和音乐厂牌。
第三位，陈仲熠，他是学校大型活动的技术总监。学校没有一个老师在音响、灯光编程方面的技术能超过他。所以他从国内大学毕业之后，现在在网易杭州总部雷火工作室，从事游戏音乐制作。
这才是课程体系的意义。不是简单地使学生学到什么，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课程，使他越来越多的探索自己的可能性，越来越清楚自己的选择。
什么叫上学
第三个问题，什么叫上学？
在整个学校生活当中，都要最大限度把选择的主动权交给每一位学生。
比如说选课，有很多热门抢手的课，不可能每一个学期一选就选上，那怎么分配席位呢？我们就给每一个学生一百块钱的选课基金，如果你有特别想选的课，就把这一百块钱全压上，一般来说就成功了。
我前天碰到一个学生，他特别喜欢篮球，押上33块就选上了，他还特别喜欢机器人，押了22块也选上了，结果后来那些他没舍得花钱的就没选上。对学生来说，这些课程都是自己选择的结果，他自己会特别看重。
再比如，我们有260多个学生社团，在初一新入校的时候，一定会出现将近四分之一的孩子盲目选择的现象，有时候一口气选五个社团。我们老师并不会去提醒他，也不去硬性规定不能多选。
为什么？因为真实的社会、真实的生活不是规定出来的，我们学校应该给他这种未来社会生活的真相和常态。结果最多两个星期这孩子就受不了了，因为每个社团都有任务，他发现没法应对，他必须慢慢放弃。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就学会了怎么取舍。
只有在选择的过程中，人才能学会选择。一定是靠自己体验，才有属于他自己的人生。
我们必须保护好一个学生他自己完整的人生。
十一学校校园里过去的路标是这个样子，每一个路口都会告诉你往哪走。
后来为了体现我们的培养目标，我们把路标换成了这个样子——
不告诉你怎么走，但是告诉你整个学校的全貌，又告诉你现在处于哪里。至于说你想选哪一条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规划和你自己的方便。这事儿很小，但是很重要。教育的变革光有理念不行，必须从行为上改变才行。
所以什么是上学？上学不是来背书刷题，上学是学会认识世界、学会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自己的CEO。
什么是教育
这是我想分享的第四个问题。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想说句真心话：其实，教育承担不了那么多任务，现在我们夸大了教育的作用。
有好多家长在研究孩子教育的时候，不是帮孩子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只是帮孩子选一个学校。对不对？家长想的真的是教育问题吗？不是，是择校问题。家长们焦虑的都是幼儿园送到一个什么好学校，小学送到一个什么好学校，初中送到一个什么好学校。我们过多地认为学校会改变孩子，学校会确保孩子成功。
不是的，不要相信这些。
根据法国一个社会学研究成果，学校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只有15%的作用。它跟孩子的成长、成功，只有相关性。唯一和孩子成功成长有因果关系的是家庭。什么样的家庭才会塑造什么样的孩子。学校是用来帮你的，因为父母语文挺强，但你不懂数学，所以学校就帮你。
我们的学校教育其实是和家长、和社会共同合作，来帮助孩子发现自我、唤醒自我。
有个孩子叫黄婧怡，她从幼儿园、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二，一直拒绝艺术。我不知道原因，反正她就是感觉自己毫无艺术细胞。但是学校规定每一个孩子在高中或者初中的六个学期里，至少有一个学期要必修戏剧课：扮演一个角色，承担一项剧务。因为我们认为戏剧课是一门能“打开自己”的课程，人只要能上一次舞台就能打开自己。她被迫无奈就选了话剧《雷雨》，扮演了繁漪，当然同一批扮演繁漪的有六个学生呢，所以她也不过是其中一个而已。谁知道一上舞台她完全就变了。她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灵魂是属于舞台的，或许我一直都把它藏起来，我的血液里还是窜动着那样的因子，让我觉得已经依赖上了舞台上的那种感觉。这已经不是一门课，或许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经历。尽管那段独白没有镁光灯的陪伴，但是我也知道了，有那样一个灵魂，是为镁光灯而存在的。”
我相信这个17岁突然唤醒了自己身上的艺术细胞的孩子，她未来的人生会更加精彩，因为有艺术的陪伴。
另一个叫许珂的孩子，她在初中的时候一直认为自己数学不咋地，因为初中数学比较容易，全班学生有一多半都考满分了，她才90来分，她就非常懊恼，因为感觉自己数学不好，特别粗心。到了高一选课走班，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前测，根据自己的水平可以选择不同的课程。（十一学校所有基础必修课，在任何一个年级都按照学术难度分为1到5级，如高一物理，艺术方向的学生可以修物理1，因为物理1和2能够满足高考水平，而未来有志于从事物理学专业的学生就可以选择修物理5）
结果她在年级进入前10%的位置，所以数学她就选了难度最高的数学5。结果一进入数学5的学习，大家考90来分，她也考90，但是大家考60来分，她还90分，大家考40来分，她还90来分，她才发现自己数学不得了。假设我们的高中还是和过去她初中的时候一样，全年级还是学一样的数学，也许她永远不会知道她数学有天赋，未来居然可以上数学系。
孩子的潜能的发现，不是用眼睛，比如让我看看你的潜能是什么？这肯定看不到，必须靠他的经历。他一去尝试，有没有潜能马上就自然会显现出来，所以学校需要把这样的过程给孩子。英国的著名作家罗宾逊说：人的潜能犹如矿产资源，埋得很深。
所以，在每一个窗口期，当你发现孩子短板的时候，要尽快去寻找他可能发展出长板的地方。
我们好多老师，包括好多家长，都特别习惯盯孩子的短板，而且盯住就不放。一直把孩子盯得心里发毛，完全没有了自知、没有了自信，最后失掉了自我。所以我们的眼睛一定要“转”得快一点，看到一个短板就立马去寻找，他肯定有长板。数学不好的孩子，经常是艺术特别好，又或者是美食家，这不都挺好么？
我们怎样在每一个窗口期发现孩子的长板？教育学的研究来看，这确实有基本规律。比如说3到8岁是发现孩子艺术和体育天赋的敏感期，这个期间家长应该带他最大限度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篮球试一试，足球试一试，芭蕾试一试，滑冰试一试。有些项目你一试就知道了，不行两个星期就算了，有天赋的那些项目就可以长期投入学习，这样孩子学得又快又自信。
5月20号是十一学校的唤醒日。为什么把这一天当作学校的唤醒日呢？是因为一个学生的故事。
这个学生从外校考到十一学校之后，数学比较弱，所以在整个高一这一年内，因为忙活追数学成绩搞得特别没有自信，特别没有成就感。到高一结束要升高二的时候，因为历史还是语文老师的一个作业，他偶尔画了两幅漫画，被老师当作样板贴在了教室，然后立刻受到了老师和学生的追捧，成了小明星。请注意，他此前从没学过画画，也从来没人注意过他的这个长板。
接下来高二的一年时间，他就选修了我们的绘画课程、设计课程。然后5月20号我们就在学校里给他搞了一个画展，因为画画好的学生十一学校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从小就学画的学生。但这个学生不一样，因为他是在学校里被唤醒了，被发现了，所以特别值得被鼓励。后来他被纽约视觉艺术学院，也是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学院录取了。再后来，“520”就变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个传统，把这一天定为唤醒日。
所以，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帮助孩子找到他们“可以伟大”的地方，让他们在通往伟大的道路上行动起来。
前面我们说，学校帮助学生认识世界，学会选择；教育帮助学生认识自我，明确目标。一旦有了目标，你就有了动力，也就是让孩子装配上属于自己的发动机。
在我们看来，其实学校和教育无非就干这么一件事：
帮助孩子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认识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通过学会选择和放弃，来真正明晰自己的职业目标和人生目标，在这个过程里边装配动力，安上刹车。有了这样的过程之后，我相信一个孩子在学校里学多少东西这事儿反而没那么重要，因为学习会是他一生的事儿。
作为一个成年人，不妨想一想我们自己，看一看我们身边的人，哪一些人是因为上了一个好大学就成功的？即使在名校里面，不成功的、平庸的甚至糟糕的，多着呢。
成功者必然各有特点，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离开学校之后，始终愿意学习，然后不断自我成长，接受新的事物。
因为他们已经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为自己装配了一个热爱学习的内动力，有非常明晰的目标感。
所以，英国著名的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在他墓志铭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终生成长，从未长大。”
作者简介：李希贵，男， 1959年10月生于山东高密，北京十一学校联盟总校校长、海淀教育战略性人才培养基地主持人。历任山东省高密四中校长，高密一中校长，高密市教委主任，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负责人，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党委书记;兼任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从事教育三十多年来，先后主持语文主题学习、新学校行动研究、中小学育人模式创新等多项课题，取得较好实践效果。先后参与教育部《素质教育观念学习提要》编写组、教育部更新教育观念报告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起草调研组等工作。出版教育著作有《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面向个体的教育》、《学校转型》、《新学校十讲》等，在教育界拥有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