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一丹：瞿兑之——北京：掌故学家之乐土
以北京为对象的历史书写，长期以来面临的困难在于如何处理地方兼中央的双重身份，将地方的历史从以帝王将相为主角的王朝史中剥离出来。借用和辻哲郎的说法，北京不仅背负着普遍的过去，还有一种“风土的历史”有待发现。
掌故可以说是最具有北京这个地方的风土性的史学形态。对掌故学家特别是治近代掌故者而言，北京始终是最便利的所在，不但能埋首于故纸堆中披沙拣金，还可以真切地触摸到那段活的历史。
按纪果庵《两都赋》的说法，晚清掌故的痴迷者在北京可以找到胜朝的太傅太保，可以和白头宫女攀谈开元旧事，可以拜会大阿哥，可以听七十岁左右的老人讲红灯照，可以到故宫珍妃井畔凭吊，可以窥探当年帝王起居的养心殿，甚至京城的每一条胡同都有自己的掌故。扫街夫也许是二等戈什哈，拉车的会有辅国公的后裔，开府一方的宗室弱息居然沦为戏子，下台军阀的姨太太在与汽车夫安闲度日。
总之，惟有在北京，掌故学才是活的学问，活的历史，而不是一地散碎的文辞。
瞿兑之：打出“掌故学”的旗号
一九四〇年代掌故学的勃兴，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瞿兑之的活动能力。他拉拢滞留在北平的徐一士、谢刚主等人，发起“国学补修社”，并借助南北文坛的合力，以《中和》月刊为阵地，打出“掌故学”的旗号。
瞿兑之在沦陷时期的活动能力，得益于他的家世背景与政治履历。据1940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瞿兑之（1892-）名宣颖，别名益锴，以字兑之行。湖南长沙人。瞿鸿禨之孙[子]。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士，卒业后历任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印铸局局长、河北省政府秘书长、内政部秘书等职，并在天津南开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等各校任教。现任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古学院常务理事。近年来专注用力于方志及北京史。
瞿鸿禨乃清末军机重臣，辛亥革命后迁居上海，以遗老自居。瞿兑之虽是遗民之子，但从他在北洋政府的任职经历看，并不属于所谓“小一代遗民”。瞿兑之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大学毕业后就能进入国务院，多少要倚靠其父在遗民圈中的政治声望与人脉资源。
瞿兑之在四十年代华北政坛上的一段活跃期，是在伪“临时政府”改组为名义上由汪伪政权统辖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以后。1940年6月王克敏下台，“华北政委会”委员长一职由王揖唐接任，瞿兑之以“益锴”这一别名，随后就任秘书厅长，负责文案、事务各处，但任期未满一年即被免职。这番人事更迭的内幕，据说是王揖唐上台后，把原秘书厅长祝书元聘为顾问，派瞿兑之以原文案处长暂时代理秘书厅长，以待他的亲信夏肃初来京继任。不久夏肃初北上，王揖唐便把瞿益锴踢开，改派夏接任秘书厅长。也就是说，瞿兑之不过是华北伪政权内部权力交替过程中，作为过渡的一枚棋子。
掌故学的阵地：《中和》月刊
瞿兑之在北方鼓吹“掌故学”的主要阵地是他主持的《中和》月刊。
该杂志社创立于1939年12月，瞿兑之任总编辑。值得注意的是，《中和》月刊的经费来源，其资本数目有三万元，一个月的经费需五千元，由新民印书馆支付。而新民印书馆是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由经费来源可知《中和》月刊能在沦陷北平维持四年之久，直至抗战胜利前夕方才停刊绝不简单。《中和》月刊宣称以“研究学术、灌输知识、发扬东方文化、树立民众信念”为宗旨，前两条符合它作为学术刊物的自我定位，“东方文化”云云则带有日伪的官方色彩。
《中和》月刊的发刊词，应出自瞿兑之之手，称“世上一切问题，不能逃历史的因果”，从这个线索来求得一个解决的法门。就具体内容而言，《中和》月刊偏重于史料的发掘、介绍，并未掺杂过多的政治宣传，算是沦陷区内相对低调、平实的学术刊物。编者自称“不敢随便有什么主张，只是平心静气，将各种可研究的资料，作学术上实事求是的研究，以供观览采择而已”。这种“鉴空衡平”的态度，得到北方文坛、学界的一致认可。
国学补修社：开讲不如坐谈
四十年代掌故学的兴起，不单靠瞿兑之在政界的活动能力及手中掌握的出版资源，还需要志同道合者的支持。在《中和》月刊上为他常川写稿的有徐一士、谢刚主、孙海波等人，据说徐一士还曾担任杂志的编辑工作。滞留在北平的这群掌故学家是如何聚集起来的呢？谢刚主为《一士类稿》作序时回忆，其与徐一士过从渐密是在事变后那一年，他刚从香港回到北平，家居无聊，就常和瞿兑之、徐一士、柯燕舲、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等人聚餐谈天。大家谈话的内容，上下古今，没有一定范围，不过是在寂寞之中，相濡以沫。不久瞿兑之发起“国学补修社”，招集诸人一同讲学。
瞿兑之创办的“国学补修社”是一个私人组织，以利用业余或课余时间研究国学为目的，类似私塾的性质。除瞿氏自任社长外，另有导师数人，轮流讲习。徐一士、瞿兑之讲历史掌故，孙念希讲古文诗词，孙海波等讲金石。“国学补修社”开办之初，设在东城黄米胡同瞿兑之家中，后改在西城宏庙胡同的孙念希宅。据听讲者回忆，“补修社”本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小团体，导师们一面彼此切磋，一面诱掖后进，听讲者多半是大中学生或职业青年，所以采取谈话的方式，不像教师在讲台上授课那样死板，也不像朋友间聊天那样随意。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先生和学生爱到不到，并不强迫。
瞿兑之将他在“国学补修社”上讲授的内容，整理成札记，连载在《中和》月刊上，冠名为《修斋记学》。由这份讲义可知补修社传授的“国学”，并非系统的文史知识，而是“碎片化”的读书经验。其中有一条论及“开讲不如坐谈”：
公众讲学只可一人阐发，每苦学者有听受而无问难。即资质颖异之人，所得亦终有限。若咫尺之间，从容坐论，纵使学者并不发言，教者亦可于容色之间窥见其所领会者为何，所不注意者为何，所不能解者为何。随方引喻，务期相悦以解而后已。
故瞿氏主张“师非亲不可也”，从这条札记可以看出“国学补修社”的授课形式及背后的办学理念。“补修社”的顶梁柱当属瞿兑之和徐一士。听讲者对这两位先生的印象稍有不同：“瞿先生是亲切里面带有严肃，一开口便令你不自觉的聚精会神的去领略；而徐先生则是亲切里面含有慈爱的意味，使你在不能不聚精会神之外还感觉到像家人父子促膝谈心时的情趣。”补修社采取私寓坐谈的形式，确实有“博习亲师”之效。
掌故学者的身世与素养
掌故学的面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故学者的身世与素养。作为四十年代鼓吹掌故学的核心人物，瞿兑之的家世背景与知识结构或许更能反映出掌故何以成学的历史渊源及内在限度。瞿兑之出身于清末所谓“书香世家”，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所言：
当时中国社会，读书风气各别，非如今之学校，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也。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习八股试帖，同一程序耳。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此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
只有不必在高头讲章中讨生活的世家子弟，才能免受八股试帖之荼毒，自幼游走于经史百家之间，甚至有余裕讲“闲书”。
瞿兑之追述他早年读书治学的经历，虽从就读于书塾及京师译学馆谈起，但仍是以家学为主。经其父瞿鸿禨的指点，瞿兑之从顾炎武《日知录》入手，“自是始知有所谓经学、史学与夫经世致用之业”。他早年涉猎的领域，从文字音训之学，到书法、器铭、舆地、清儒家法、医书、古琴、算学、画谱、诗文，但皆浅尝辄止，“病在太杂不专耳”。瞿氏自我检讨说：“年少未窥述作体制，徒具优孟衣冠”，或许是自谦之词，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治掌故学者多半是“未窥述作体制”的杂家。
辛亥以后，瞿氏一家流寓上海，瞿兑之出入于遗民圈中，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点。流寓上海时期，瞿兑之“捐弃故技，入学校颛治英文、算学”，他在西学方面虽然造诣不深，但至少粗通外文，自称“希腊拉丁洎近世俄德法意文皆略知其结构”。单就语言能力，瞿兑之便足以与一般抱残守缺的遗老遗少区分开来，他的知识结构及学术视野已不限于传统的经史百家之学。其将掌故学定位为有系统的专门之学，即可看出西学的影响。
瞿兑之计划完成的四种著作：一是梳理古今社会风俗的变迁；二是鉴别时代的方法，以“艺事”为中介，“器物形制”、“语言思致”为表里；三是打破文史的界限，编一部“新文选”；四是以“道光学术”为题，因在他看来，“古近学术变迁，道光一朝实其关键”。由这四项著述构想，可以见出他的学术眼光、学术抱负所在。
瞿氏自称四十岁以后，专志于史。除了个人的读书趣味，瞿兑之治掌故学的极大便利在于他的家世及人脉：“幼随京邸，稍习旧章，长交殚洽方闻之彦，好览近时野乘杂史，亦能举佚闻以与故老相印证。”掌故对他而言，不只是高文典册上的死板知识，更是可以与自家身世相印证的、活的历史。
瞿兑之对掌故学的建构，散见于他自家著作的序例中。如1944年冬为《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作序时，称杂家最有益之学“莫如讨人物事迹之坠逸，溯风俗制度之变迁”，若能将近代掌故萃为一编，“大则可以考见时代升降文化递嬗之迹，小亦足以匡谬正俗，裨益见闻”。书名中的三个关键词“人物”、“制度”、“风俗”，再加上“近代” 这一时段限定，便基本上足以涵盖瞿兑之对掌故学的定义。
掌故学的旨趣不止存录客观的历史知识，亦非单纯为了怀旧，要有其时代面目在。瞿兑之在与徐一士论掌故学书中，点明寄托于掌故中的故国之思，或者说掌故学家的伦理承担：“吾党治史者，岂徒多识前言往行，流连于既往，固将抒宗国之感而令后人知其言之非苟也，掌故云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