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晋国“范氏”：一个忠君护国的刑律世家
01 范氏的来历
《春秋左传注》引《通志·氏族略四》
士氏，陶唐氏之苗裔，历夏、商、周，至成王迁之杜，为伯。宣王杀杜伯，其子隰叔奔晋，为士师，故为士氏。其子孙居随及范，故又为随氏、范氏，有三族焉。伊祁姓。隰叔生士蒍，字子舆，故亦谓之士舆。
范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姓氏，可以追溯到帝尧。帝尧的一位后裔子孙名叫刘累，他有着一手绝艺，如今看来极其不可思议的绝艺，就是会养龙和御龙。
夏朝，孔甲帝时，有幸得到了雌雄两条天龙。孔甲就派刘累去养龙，又因其养龙御龙有功，封他为御龙氏，代行豕韦国君，以国名为氏，称“豕韦氏”。后来一条雌龙死了，刘累把龙肉做成佳肴，进献给孔甲，孔甲吃后觉得美味异常，就让刘累再去把另一条龙给宰了。刘累一听，大惊失色，害怕杀龙要引发天怒，不杀又怕违抗命令。只得偷偷逃走，逃到了嵩山南侧的尧山（今河南鲁山县）隐居起来。
商朝末年，刘累的后裔建立起唐国。周成王命周公旦东征不臣之国，第一个就灭了唐国，后将唐国封给了叔虞，唐国后来改国号为晋。
唐国被周公旦灭了之后，唐地贵族被迁到杜邑（今陕西西安东南），称为杜伯。因此，在商末周初，这族人被称为“唐杜氏”。
到周宣王时期，杜伯为周大夫，但因劝谏为宣王所杀。其子隰叔逃奔到了晋国，担任了士师的职位，主要掌管禁令、狱讼、刑罚之事。之后便以官职为氏，称为“士氏”。
隰叔的玄孙士会，得到封邑随、范，从此，这个家族才以封邑为氏，称为“范氏”。
02 “国无公族”：士蒍
士氏有了详细记载，是从士蒍开始的，士蒍就是隰叔之子。
此时的晋国，以曲沃武公为首的小宗，完成了对翼城大宗的彻底绞杀。完成了三代人的梦想，正式取而代之，成为晋国诸侯。
曲沃武公被册封为晋武公之后两年，便去世了，其子晋献公继位。
曲沃势力原本是晋国公族，而曲沃代翼则是小宗公族造反成功了。原本曲沃的小宗成为了晋国的大宗，那么原本曲沃小宗的“桓、庄之族”就成为了晋国新的公族。那么晋献公一上台，其内心对自己周围新的公族有着深深的担忧，他没有一天不在想，这些“桓、庄之族”势力强大，会不会有一天也学“曲沃代翼”的样子，再取而代之。
士蒍敏锐的体察到了献公隐藏在内心中的不安和焦虑，劝献公应该诛杀这些人，并告诉了献公他的办法。第一次听到这些的献公有些惊讶，而且并没有完全相信士蒍能够完成，只是对他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去试试吧。”
士蒍成功的实施了自己的计划，通过“谮除富子”、“杀游氏二子”、“城聚杀群公子”三个层层递进的步骤，对“桓、庄之族”挑拨离间、分而治之、逐个击破，最终将献公感到有威胁的公族，几乎全部杀死。
士蒍消除了献公的担忧，稳定了献公的君位，但同时也造成了晋国“国无公族”的独特局面。而“国无公族”的产生，极大的冲击了晋国的世袭制度，抑制了晋国同姓贵族的发展壮大。在失去了同姓公族这道有力的政治屏障之后，为了保证晋国的发展，就不得不“任人唯贤”，起用了大批异姓卿族，为他们进入到晋国最高管理层提供了机会，从而深刻的影响了晋国日后的政治格局。
事到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出士蒍主动献策，到底是忠心还是私念。如果，他是最为臣子急国君之所急，为主分忧，那么可以理解为忠君；但如果，他只是利用了国君的担忧，从而可以放手做了一件“保族宜家”的事，那么则是个私欲难填，心狠手辣之人。一念之差，便可分人两极。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怕也只有他本人才知道了。
不过，从结果上看，士蒍无疑是这场屠杀的受益者。他由此获得了献公的赏识和信任，被提拔为司空，由大夫成为卿。司空之职，在献公时期，权位最高，可以说是晋国主政之卿士。士蒍也凭借司空之位，进入了晋国执政的最高核心体系，从而一举奠定了“士氏”在晋国的地位。
士蒍所担任的司空之职，掌水利、营建之事。他先后负责整修了两座重要的城邑。一座是绛城，这是在献公刚刚提拔他为司空以后，为了表示对他的充分信任，让他把晋国的都城绛城，重新修整扩建，“以深其宫”。
另一次受命修城是在骊姬之乱中。献公听信骊姬之言，将重耳、夷吾二位公子外派，分别驻守蒲邑和屈邑。又为了监视二位公子在外的举动，派出了一位最可信之人去帮助他们修整城邑，这个人就是士蒍。
对于之前“桓、庄之族”没有丝毫恻隐之心的士蒍，此次对于献公之子格外怜惜。他对献公的命令，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方式，草草了事，甚至用木材代替石料进行修建，这使得夷吾非常生气，如实呈报给了献公。献公为此谴责了士蒍，士蒍以最恭敬的稽首礼，严肃的说出了一段肺腑之言：“没有战事却筑城，如果被外敌占领，岂不是给外敌做了嫁衣。如果内起叛乱之心，岂不是易守难攻。既然都是给敌人修城池，我又何必尽力呢？不听君命为不敬，为敌国固城为不忠，我怎么能为不忠不敬之臣呢？倒是君上应该心怀德行，远离妖惑，一国上下自可安宁，哪有比同宗子弟更牢固的城池呢？”士蒍显然对献公外遣太子和众公子的做法十分不满。但他不满的原因，并不是觉得如此外遣公子，是献公对公子的疏远。而是因为，此时太子申生已立，此时把二位公子外派，并给他坚固的城池，无异于再次树立起能与太子匹敌的公族，这就好比当年“桓、庄之族”之于献公是一样的。这样“一国三公”的晋国，将来必定是继位无序，无疑又要陷入混乱。
在整个骊姬之乱中，士蒍始终站在太子申生一边，同样为隰叔之子的杜原款也是太子一党，太子申生自缢后，身为太子太傅的杜原款也被献公杀了。从献公改一军为二军，让太子将下军，不断对外征伐开始，就觉察出献公对太子有不善之心。便极力劝诫献公，太子有太子的责任，而这个责任绝不是总是对外作战，这样对于太子是危险的，对于国家是不利的。
士氏家族不愧是曾经掌管律法的家族，士蒍此次在维护的，与其说是申生，不如说是太子。他维护的是这个宗法体制，他当年能对公族痛下杀手，而如今又全力维护太子的尊严，其实都是在以自己的信仰，决不允许其他势力对正统有任何的冲击。
但在这件事上，献公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士蒍由此很快就得出了“太子不得立”的结论，紧接着就劝说太子申生逃出晋国，以避难。太子的固执，再一次拒绝了士蒍，只是给了他一个“忠矣”的称赞。
作为忠诚而又精明的卿士，他忠于国君，忠于国家体制，同时他更没有忘记保全自身以及他身后的家族，士蒍从此便不再问及此事。这导致了在献公后期的史料中，士蒍鲜有出现，以及他并没有跟随重耳或者夷吾二公子流亡。
但是，这种明哲保身的做法，带来的消极作用就是，在惠公、怀公时期，士蒍及其后人都无法得到重用。当然，得不到重用的另一个原因是，惠公夷吾对当年士蒍敷衍修城，一直耿耿于怀。
《国语·晋语》
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士蒍），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以正于国，国无败绩。
对于士蒍的作为，很容易被忽略掉的，就是他曾为献公修法。因为史料的匮乏，此法的具体内容和精神都不得而知，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是，我们从士蒍一惯的做法，和对公族的态度，对君权的信仰，不难推测出“士蒍之法”应该是一部进一步稳定君权，巩固君主集权统治秩序，并大胆起用异姓人才的法律。这是晋国历史上有文可证的第一部成型的法律，直到悼公时，还曾派人学习和恢复士蒍的法度，可见该法律对君主集权的重要性，士蒍制定的法律也成为晋国后世刑法的模板。
03 “家道中落”：士榖
年近七十的士蒍去世后，由于其明哲保身的行为和之前与惠公之间的过节，导致了士蒍的儿子没能接替司空的职位。
晋文公重耳回国后，对跟随自己流亡的功臣封赏，把司空的职位给了胥臣。直到胥臣在城濮之战中立下军功，升为上军佐后，司空一直才被空缺出来。此时士蒍的长子士缺已死，晋文公便任命士蒍的次子士榖担任此职。这时，士氏已经离开司空这个职位整整二十八年了。
士榖虽为司空之职，但却没有担任军职。从晋文公开始，军职就被随其流亡的功臣家族狐氏、赵氏、胥氏，先氏等把控。这种近乎垄断的局面，一直持续到赵衰去世后，晋襄公才想有所改变。
几乎在同一年，与赵衰共归黄土的还有一批功勋卓著的老臣先且居、栾枝、胥臣，这让晋国六卿之位一下子大面积空缺。此时，晋国各个家族都看到了上位的机会，其中分为以狐射姑、赵盾、栾盾、先克为首的少壮派，和以梁益耳、士榖、箕郑父等为首的老臣派，双方都在等待着晋襄公的垂青。
起初，襄公想要重用老臣，即由士榖将中军，梁益耳佐之；箕郑父将上军，先都佐之。这的安排显然是赵盾这些新秀无法接受的，于是年轻气盛的先克大胆发言说：“狐、赵之功不可忘！”先克的父亲与祖父先且居、先轸都是得益于赵衰的推荐，才身居高位。此时说出这样的话，也是出于对赵氏昔日之恩的报答。与此相反，士氏本来就不是大族，又远离晋国权力中枢多年，权衡之下，晋襄公不得不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于是，在夷之蒐，晋襄公废弃了晋文公后来组建的新上军和新下军，恢复到三军六卿的军制，并任命狐射姑为中军将，赵盾为中军佐。
士榖眼看着到手的翻身机会，就这样转瞬即逝，心中不免愤恨异常。于是，联系此次卿位争夺中另三位失意者，合谋造反。造反会快被平息，士榖也因作乱被诛杀，这让刚刚得到再次发展的士氏家族遭到了沉重的伤害，士氏因此陷入了发展低落期。
04 “士氏中兴，范氏得立”：士会
在夷之蒐中，晋襄公明显考虑不周并且优柔寡断，他两次改变了人事任命的名单，第一次就是拿下了士榖等人，这直接导致了士榖造反被杀，士氏家族的中落。第二次就是听从阳处父的建议，对调了狐射姑和赵盾的位置，这直接导致了狐氏家族在晋国的消失。在做完这些荒唐的调整之后不多久，晋襄公就死了，这使得赵盾为代表的赵氏家族，权倾朝野。
赵盾并没有将士榖作乱的后果波及到士氏家族。而是将士榖之子士会派去了秦国。
晋襄公死时，将儿子夷皋托付给了权臣赵盾。但赵盾在襄公死后，却想立襄公的庶弟公子雍为君。此时的公子雍正在秦国为人质，所以就派士会和先蔑到秦国去，要把公子雍迎回来。但是，士会走后，赵盾害怕国人的责难和夷皋母亲穆嬴的压力，突然改变了主意，重新立夷皋为君，是为晋灵公。
但此时士会已经到了秦国，并派白乙丙率四百乘送公子雍回晋，人马已经到了晋国令狐。赵盾得知后，亲自将中军而出，秦国以为是来迎接公子雍的，未加防备，被晋军大败。秦将白乙丙得脱，而公子雍则死在乱军之中。
去秦国迎接未来的国君，这本是一件能帮助士氏中兴的大好机会。可是，谁能料想中途竟有此变故。士会、先蔑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不知所措，他们不敢贸然回到晋国，只能跟随着秦师再次返回了秦国。
士会在秦三年，不见士伯（先蔑）。其人日：“能亡人于国，不能见于此，焉用之？”士季曰：“吾与之同罪，非义之也，将何见焉？”及归，遂不见。
很奇怪的一个事是，再次返回秦国之后，士会却始终不与先蔑相见，他给出的理由竟然是，他认为先蔑主动奔秦是不义之举，故不屑与之为伍。后世则以这件事，来说士会是一个忠义之人。
我看其中缘由未必如此。先蔑、士会来秦迎晋公子，秦国并没有丝毫为难之意。但在送回公子的途中，竟然遭到了晋国的攻击。站在秦国的立场上回想此时，不可避免的有一种受骗中计的感觉，而这怒气，首当其冲的会发泄在先蔑、士会这两人身上。只是，这二人并没有就此跑掉，而是又跟着秦师回到了秦国，这让秦国君主暂且能稍释心中疑虑。但，如果身负这么重大嫌疑的二人，还私下见面的话，是不是又会让秦人觉得这二人又在串通什么勾当。如果，不消除秦人的疑虑，先蔑、士会在秦国早晚必死无疑。这算是家族的基因遗传吧，士会深谙明哲保身之道，随即摆出理由，不与这个同来的晋国人先蔑见面，便可最大限度的解除秦国的疑虑，也能保二人的平安。
这样的彼此疏远，不但让士会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而且因为熟悉晋国情况，成为了秦康公的谋士，在五年后的河曲之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士会建议秦军利用赵穿轻弱、勇狂，不满上军佐臾骈的机会，设计佯攻晋上军，诱使赵穿出击，从而打破了晋军固守、等待时机破秦的战略。见秦军败退，赵穿穷追不舍，并且还怒骂臾骈畏死，不肯协力同追。赵盾得知后，看出了此间暗藏杀机，进而使晋军全军出战，这才将赵穿截回，侥幸得以活命。士会见计策被赵盾识破，便审时度势，连夜改道退军。
此战秦师虽未获胜，却全军而退，正是士会的计谋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成为晋国忧虑的威胁。晋国六卿甚至专为此相见，商谈如何使士会返回晋国，当时除了士会在秦国，还有一位狐射姑也出奔在狄，这两位说起来有国不得回，还都是因为赵盾的缘故。诸卿就接回二者中哪一位产生了分歧，郤缺力主应该接回士会，因为“奔秦非其罪也”。与外逃的狐射姑不同，士会现在秦国并不是他自己逃去的，而是由于赵盾的临时变卦，士会也是个受害者。再者说，就目前的情况看来，要想战胜秦国，就必须先除掉他最重要的谋士，当然应该把士会接回来。
在商议之后仍决定将士会接回，赵盾考虑到秦国不肯轻易放归士会，甚至为此使出了苦肉计才得以顺利实现。他假意与将军魏寿余反目，魏寿余诈降秦国。而士会早已看出了其中的奥妙，身在秦国的他，也想早日回归故里，便和魏寿余演起了双簧。魏寿余建议秦康公进攻河东自己的食邑，凭自己在那里的人脉，可做内应。而秦康公希望士会一同前往，此时士会明明想去，嘴上却说：“晋人多诈，万一我此去中了晋人计策，秦公还以为我投敌了，那我在秦国的家眷岂不也要枉死。”这秦康公真是出了名的讲义气，跟士会指着黄河发誓：“此次前去，如果得了魏地，就封给你；如果，你被人扣留了，我一定将你的家眷送过去。”士会回到了晋国之后，秦康公果然送还了士会的家眷。士会感念康公之义，致书称谢，两国随后的二十年中不曾用兵。
士会回到晋国后颇受赵盾重用，他也尽忠于晋君，晋灵公有“不君”的行为时，士会委婉地劝谏灵公改过，但晋灵公依旧我行我素，最终导致了杀身之祸。这让士会意识到，不能把家族的兴荣完全依赖于国君，只有把握军权，成为执政卿才能真正实现家族的发展壮大。
灵公死后，赵盾把持了晋国国政，士会受赵盾重用，虽不得任中军将而执政，但仍然活跃于晋国军政事务中。士会在这一时期频繁代表晋国，行征伐救助之权责，体现了士会优秀的军事才能。其军事生涯最出色的表现当属晋景公三年晋楚邲之战。
公元前597年，楚国围困郑国，晋国出兵救援，士会任上军将，这也是士氏时隔多年之后再次回到了晋国六卿之中。晋师行至途中，郑国已和楚国媾和，晋军进退难决，诸将佐意见不一。士会认为此时楚、郑已经讲和，显然失去了有利的战机，从而坚决主张退兵。士会的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导致在邲之战中，晋军将帅不能协调，各行己见，晋中军、下军溃不成列，只有士会的上军不败。
战后，晋景公追究失利的责任，诛杀先榖，而士会由于表现出色，得以升任中军佐。之后，士会又凭借灭赤狄的军功升任中军将，并以太傅之职执掌国政。
士会在成为正卿之后，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一方面遵循传统，平定王室，受到周定王“享礼”；另一方面，在这次享礼中，士会见识到了周王室完备的礼法，为了稳定晋国国内的秩序，回归晋国后，便像士氏先人一样，着手修晋国之法。士会之法的主要目的也是尊崇公室，抑制强族。诛杀赵氏的“下宮之役”正是凭借此法。但这样的法律，巩固了君权的同时，也激化了公室与卿族之间的矛盾。
在灭赤狄后，晋景公将范邑赏赐给士会为采邑，之后，士氏就因邑改为范氏。士会，谥武，又被称为“范武子”。
05 “忠臣楷模，和平使者”：范燮
士会出任中军将并执国政，并得以受封范邑之后，士会俨然成为了晋国政坛的核心人物，他不但让士氏得以中兴，而且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鉴于曾经士榖遭诛的教训，士会仍事事小心翼翼，凡事以晋国利益和家族安全为重，并教导自己的儿子范燮也要谦逊处事。
可是，就在一年之后发生了这么一件事。郤克出使齐国，受到齐顷公的羞辱，郤克返回晋国后向景公要求报复齐国，但景公不同意。此事被士会知道后，他认为如果不让郤克把这口气出了，肯定会导致晋国的内乱。因此，他主动告老，使郤克接任中军将，从而得以对齐国出这口气。
郤克主政后，果然带领晋军取得对齐国的大胜，这也达到了士会的预期。士会在登上权力巅峰后仅仅一年后的这次表现，确实让人钦佩，他没有迷恋的对权力的宝座恋恋不舍，而是以维护晋国内部团结的目的，主动让出了中军将之位，足见其维护晋国利益的胸襟和忠心大义。
士会告老退位后，由他的儿子范燮担任亚卿。士会告诫他要顺从国君和诸卿，恭敬从事。他第一次出任上军佐，是在晋、齐的鞍之战中。战后，晋师回归，范燮展现出了青年人少见的低调和谦逊，他在最后进城，以免被国人误以为他是战胜齐国的首功之臣。范燮将战胜的功劳都归结在郤克、荀庚诸将。士会也称赞他的考虑，认为他将来会免罪于晋国。可见，范燮深受士会的教导，牢记要谦虚和养晦。
次年景公赏鞍之战，范燮仍为上军佐，而且在之后的多次战役中，始终担任上军佐之职。直到晋厉公时，晋、秦麻隧之战时，才升任上军将。又在晋、楚鄢陵之战时，又被升至中军佐。
在鄢陵之战前，范燮对晋国最主要的贡献在于促成了晋、楚的第一次弭兵之会。
晋楚之间连绵数十年的争霸战争，不仅使双方承担了巨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而且让夹在两国之间的弱小国家，不得不在两国之间疲于应付。而晋国内部的各个家族，也借着不断的战争，日益做大，以至于开始不断威胁君权的地位。一直有着强烈的和平愿望的范燮，说服晋景公要与楚国双方罢兵结盟。但这样的愿望，总得有一个机会和借口传递到楚国去，总不能让景公直接提出来，这好像晋国怕了楚国一样。范燮便一手策划了晋景公的“视察事件”，这成为了范燮的一次最杰出的外交谋划。
他让景公假装视察了关押楚国战俘的地方，不经意的见到了楚国战俘钟仪，双方寒暄多时之后，景公按计划赐给他厚礼，并将他放回楚国，其实作为晋国方面的使者前去谋和。让一个战俘作为和平的使者，简直是一个神来之笔。范燮也因此受到了景公的赏赐，受封郇、栎，扩大了家族的封邑，提升了范氏的经济实力。
晋、楚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仇怨显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化解的。第一次弭兵之会，也只是让双方得到了短暂的休息，短短三年之后就爆发了鄢陵之战。
在鄢陵之战中，范燮担任中军佐，在战斗中也算坚定积极。可是此次战斗中，他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坚定的反战主张。
他认为，从内部看，晋国还没有做好称霸诸侯的准备。目前整个晋国，官民不睦，国君只能通过严酷的刑罚来整饬人民。群臣中各大家族之间的争权夺利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不断的对外战争，其本质是和对内酷刑并无二致，就如同刑罚再严酷，也永远无法让所有的国人臣服一样，对外的武力再残暴，同样也无法让别的国家臣服。此时的晋国，固然能用武力换来诸侯的臣服，但是这样臣服对于目前的晋国来说，有害无利。
范燮清醒的认识到晋国的主要忧患在于内部卿族之间的斗争，而不在于楚国。各卿族为了扩大自身实力明争暗斗，赵盾之后，卿权更是已经膨胀到威胁君权的地步，厉公继位时间虽短，却不甘于受制于诸卿，这也势必加深二者间的矛盾，如此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将造成更大的动乱。除了楚国，目前其他诸侯已经不能威胁到晋国中原霸主的地位，楚国的存在恰好可以作为外患，使国内的矛盾有所顾忌，甚至是得到短暂的调和。楚国这样一个外患，留着不但没有任何安全危机，反而有助于舒缓晋国内部的纷争。
范燮对晋国内忧看得很透彻，因此对于战争反对的也很坚决。但事与愿违，晋国在鄢陵之战中的获胜，让晋厉公大肆炫耀其才略和功绩，大肆分封土地给功臣，从而加重了那些土地上的剥削和掠夺。可是目前晋国的土地是一种零和游戏，国君要对功臣封赏，而这些土地不会平白多出来，势必要从无功之臣的手里收上来。因此，这场胜利，不但没有成为晋国的福分，反而成为晋国原有土地秩序崩溃的导火索，之后便有了“三郤”丧命，再到晋厉公自己也被栾氏杀死。
从战场上归来的范燮，眼见着晋国君臣在胜利面前，一个个都变得面目狰狞了起来，他彻底绝望了。他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早一点死去，再也不忍心看到这片凝结着自己家族几代人的忠心和爱意的土地，只剩下些不堪的政治倾轧。为此，他甚至吩咐自家掌管祭祀的人为自己祈死，可见他是多么的心灰意冷。
范燮死后，谥号文，称为“范文子”。他很好的继承了祖上几代人里忠君爱国的高贵品格，是一个坚定的君主集权主义思想的践行者。他比范武子更具有谋略，对晋国局势有着精准的判断和把握，同时为人低调恭谦，虽然最高只升到中军佐，但他发展自己家族势力是首先以晋国的内部忧患为底线。
06 “外交结盟，内及巅峰”：范匄
范氏在士蒍、士会、范燮三代的努力经营下，直到范匄时期才发展为大世族。
范匄跟随范燮参加了鄢陵之战，次年范燮死后，范匄成为了范氏之主。他深受家族的影响，深知家族发展固然需要军政权力，但底线是要忠于国君，不能做悖逆之事。在栾书、中行偃弑杀晋厉公的时候，曾经试图收买范匄和韩阙，被严词拒绝。
晋悼公继位后，急于恢复晋国霸业，这为范匄提供了施展政治才能的机会。他出使与晋国不和的齐国，并成功的完成了挟持齐国入盟的使命。之后，为了巩固晋宋联盟，范匄和中行偃建议以诸侯之师，消灭小国逼阳。他与中行偃苦战五个昼夜，才攻克了逼阳，但为了加深与宋国的关系，封给了宋国右师向戌。这一举动对其他诸侯产生了强烈的感召力。
范匄在主持晋国的多次会盟中，展现了优秀的才能和品德，晋国也在这一系列的结盟中，奠定了霸主的地位。
中军将荀罃死后，按照惯例应该是中军佐范匄升任其职，但范匄认为上军将荀偃比他年长，经验丰富，更适合中军将。范匄在面对对于自己和家族都极具诱惑的中军将一职，表现出了惊人的风度，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通过以身作则，让晋国荐贤重才的风气得以再次风行起来。
荀偃死后，范匄继任了中军将，执掌国政。他果断的铲除了栾氏，对于当时的晋国是非常必要的。让晋国避免了一场恶战，也避免了国力的内部消耗，这对国家和百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益处。当然，其中也不免株连过多，为后世诟病。
范氏在晋国历来掌管刑律，自然对法度有着独到的理解。在诛灭栾氏后，范匄制定了一部刑书，即“范宣子刑书”，它是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范宣子邢书”是当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是已经登上晋国政治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法律体现，它的公布是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的标志。对后世的商鞅、韩非等发家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7 “范氏衰亡”：范鞅
范氏在经历了四代的努力后，成为晋国颇具实力的大族，本可以有更好的结果，但却在范鞅的手中，开始走向了衰亡。归结其因，根源在于范鞅执政时的贪婪。
范鞅自晋、秦迁延之役中第一次出现在《左传》之中，并在此役中得罪了栾黡，被迫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后来在秦景公的帮助下回到晋国，并担任公族大夫。后来在灭栾氏中有不俗表现。范匄去世后，范鞅进入卿列，但其职位不详，很有可能是担任下军将。此后随着诸多将佐的去世，晋顷公十二年，范鞅才得以升至中军佐。晋定公三年，魏舒去世后，范鞅成为正卿。他整整在晋国政治舞台上活跃了六十余年。
范鞅在迁延之役中，听从栾黡之弟栾鍼的命令，与之率军攻打秦军，结果栾鍼战死，范鞅安然无事，因此得罪了栾黡。栾黡把弟弟战死归罪与范鞅，强迫范匄将他逐出晋国，范鞅只得逃奔到秦国。在秦国时，秦景公问他晋国大夫谁先灭亡，他回答说是栾氏，因栾黡太虐骄横，给栾氏树立了太多政敌，虽然栾盈极力修德，但无法弥补其父犯下的过错。在这番对话中，范鞅表现出了对局势的敏锐观察和准确判断。
灭栾氏主要是范匄的谋略，范鞅在过程中则是先锋角色：栾氏在齐国帮助下回到晋国攻打范氏，范匄为了瓦解栾氏阵营，派范鞅请魏舒来，当时魏舒已经集结了军士做好攻打准备了，危险可想而知。范鞅毫不畏惧，孤身一人前去请魏舒，并最终把魏舒从栾氏阵营拉拢过来。随后栾氏攻打范氏，范鞅执剑亲率士卒击退栾氏，这两次作战将范鞅的勇气展现得淋漓尽致。
范鞅在回到晋国后，除了参加战争之外，经常参加外交事务，多次出使鲁、齐、卫诸国，在出使过程中与诸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也是这些国家在后来的内战中，屡施援手的原因。
范鞅在任正卿之前，频繁出使他国，竭力为范氏的发展和壮大建立强力的外援。但范鞅在后期逐渐变得贪婪、为政无德，向诸国索取贿赂，从而失去了诸国盟友。
晋国作为盟主，有责任帮助诸侯国讨伐国内叛臣，维护诸国安稳。遗憾的是，在晋平公之后，晋国已经失去了在诸侯国中的威信。晋国内部的君权基本被架空，而六卿独大，诸卿已经不再关心晋国霸业，而是只关心为自己积蓄力量。同样，范鞅也失去了范氏家族一贯的维护君权的使命感，在他的眼里，晋国霸业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利用国家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让家族发展壮大才是最重要的事。
魏舒执政期间，灭掉祁氏、羊舌氏，将二氏之田分给了魏、赵、智、韩，但范氏和中行氏一无所得，这让范鞅很不满。魏舒去世后，范鞅继任正卿，他去除了正卿魏舒下葬时应该享有的柏椁，这是对魏舒极大的侮辱，也使得魏氏和范氏的矛盾不可调和。范鞅的这一做法极其不明智，无异于将魏氏推到范氏死敌的位置。
在结怨魏氏后，又与赵氏产生了矛盾。宋国派乐祁出使晋国，乐祁本应以主政的范氏为尊，却以赵氏为主，这让范氏很不满，于是向晋定公进谗言。乐祁因此被拘禁在晋国三年，赵氏为之求情，而范鞅多次阻挠。从此，赵氏也与范氏结怨。
不可否认，范鞅是一位才能卓越的政治家，在军事、外交等方面，都能力出众。但范鞅最大的错误是在六卿之中，得罪了魏氏、赵氏，使儿子范吉射和家族面临了极为不利的局面，为灭亡埋下了祸根。范鞅，谥献，也称“范献子”。
08 “最后的战役”：范吉射
晋国自从在平公时期形成了六卿联合执政的体制后，诸卿维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但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涌动，他们只是在扩充实力，等待着一个打破平衡的时机。
首先赵氏发生内乱。内战爆发的起因是赵氏内乱。晋定公十二年，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帅师伐卫，卫国贡五百家以求和。公室卑微，五百家全归赵简子支配，将其安置于赵氏小宗一一邯郸赵午。三年后，赵简子命尹铎营扩宗邑晋阳，命令赵午归还卫贡五百家。赵午本已经答应，但父兄认为将卫贡迁往晋阳会影响卫国与邯郸的关系，建议先侵齐国引齐国来伐，再将之归还晋阳，这样在卫国处有托辞。赵午听从了，但赵简子认为其故意不听命，将赵午下狱，不久将其处死。赵午之子赵稷据邯郸叛，赵简子发兵平叛。
这场斗争很快就冲破了赵氏内乱的范围，蔓延至六卿之间。
邯郸赵午是中行寅的外甥，而中行寅又与范吉射是姻亲关系。赵氏内乱之后，范氏，中行氏便成为邯郸的同盟。这其中并不只是简单的姻亲关系，而是范氏和赵氏早已结怨。
由于范氏之前广泛活动与诸国之间，得到了很多国外势力的支持，因此，此时范氏、中行氏的盟友主要是晋国以外的小国。
赵氏充分利用了范氏宗族内部的不稳定，以及其他三卿与范氏、中行氏之间的矛盾，建立起另一个魏、赵、韩之间的同盟。
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开始了两个同盟之间的斗争。
斗争之初，赵氏尚未形成与晋君、智氏的联盟，被范氏、中行氏打败，受困于宗邑晋阳。而到了这年冬天，荀砾、韩不信、魏曼多讨伐范氏、中行氏不克后，二氏竟然萌生了讨伐晋定公的想法，高彊劝阻不得，被打败逃亡朝歌。
晋国虽然已经由六卿成为实际统治者，但国君仍然在国人中具有威望和号召力。因此，范氏、中行氏执意讨伐晋公，失去了民心，更是把国君推到了赵氏一方。与国君结盟后，赵氏又与智氏达成了同盟。智氏以逼杀赵氏谋臣董安于为条件才同意于赵氏结盟。这显然让二者的结盟极不牢固和持久，也成为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但是此时的赵氏，已经将国内的所有力量都争取过来了，在斗争中开始占据了主动。
范氏、中行氏败退后朝歌后，只能借助其他国家力量的援助，多次“复入晋邦”。足见二氏不甘于失败，这给赵氏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在这种僵持之下 ，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铁之役成为了斗争的转折点。
这年八月，齐国为范氏、中行氏输送粮食，郑国护送，范吉射从朝歌相迎。赵氏趁机起兵防御，双方会战于铁。
起初，赵氏并不占据兵力优势。但是赵简子作了充分的准备：他采取家臣阳虎的计谋，在兵车上广设主将旗帜以蒙蔽郑师、范师，又利用郑人畏惧阳虎的心理派阳虎首当其冲；赵简子在战前的动员中先是从道义上批判了范氏、中行氏、郑师的不道，接着发布了最为关键的奖赏军功的命令：“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 隶、圉皆免。”
赵简子为了最大程度地激发将士的斗志，将包括奴隶、庶人在内的各个阶层都纳入奖励军功的范围内，大大提高了将士的积极性和战斗力。作战中晋军士气大振，在赵简子身先士卒的率领下大败郑军，取得了铁之役的胜利。
铁之战的胜利，彻底改变了双方僵持的局面，赵氏占据了斗争的绝对主动，范氏、中行氏由于补给被切断只能困守朝歌，不得不转入防御一方。赵氏继续发起反击，次年十月，赵鞅围朝歌，十一月，杀范皋夷。范氏、中行氏在晋国无处可归，被迫奔齐。
范氏在这场晋国内战中以失败告终，范氏遂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