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魏裔介——道济天下之溺
“为天地立心”是北宋著名理学家张载“四为句”的首句,其内在意义一般以为是为社会建立一套以“仁”“孝”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体系,此是历代文人立德、立功追求的另一主要方面。
宋代大文豪苏轼称唐代杰出文人韩愈为“道济天下之溺”,此是否真正名实相副另当别论,而其所体现出的杰出文人标准与指向却是明晰的,即在建立社会精神价值体系方面要有所作为,清初名相魏裔介也正是这样的人。魏裔介是顺治、康熙两朝的理学名臣,学宗程朱,据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所载,其阐扬理学与经学的著作主要有《圣学知统录》二卷、《圣学知统翼录》二卷、《周程张朱正脉》一卷、《约言录》二卷、《论性书》二卷、《致知格物解》二卷、《学规汇编》一卷,以及《易经大全纂要》《四书精义汇解》《惺心篇捷解》《孝经注义》《鉴语经世编》《传家录》等十余种。魏裔介在生前即以理学名家,身后又以理学名臣形象著于史册,魏裔介好友、前辈文人吴伟业曾称“其学以性善为本,以致知为要”,唐鉴《国朝学案小识》称其“守周程张朱正脉,身体而心会之者”,徐世昌《清儒学案》也称“清初多理学名臣。贞庵著述皆宗程朱,本所学以立朝”。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为魏裔介、魏象枢共作《河北二魏学案》,指出“魏裔介、魏象枢都是清初显宦而标榜程朱的理学家”。赵尔巽《清史稿》第二百六十二卷《列传四十九》则记其:“生平笃诚,信程、朱之学,以见知闻知述圣学之统。著述凡百馀卷,大指原本儒先,并及经世之学”。
在明清之交,面对天崩地解的局面,很多具有爱国与忧患意识的文人,均对挽救道统有着强烈的自觉担当精神。著名爱国文人顾炎武针对“仁义充塞”的危机,清醒意识到亡国与亡天下的差异,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以为“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之灾甚于亡国,每个人都应当承担起挽救的责任。因此,以传统儒家道统来教化暴力强权并维系世道人心,就成为那个时代主流知识分子自觉掮负起的神圣使命。魏裔介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清王朝在关内录用的首批汉官之一,并非是因自身热衷与贪恋荣华富贵,而是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像元初的北地先哲许衡、姚枢、刘因、郝经一样出而推行儒家道统,教化异族。
唐代韩愈首次以《原道》一文对儒家道统进行溯源,魏裔介的《圣学知统录》和《圣学知统翼录》是清初道统梳理中的重要一家。魏裔介认为,儒家学统就是见知闻知之统,即孔子建立的思想体系是正统,杨朱佛老都是异端邪说,以佛附儒的陆王心学也属泛杂之学,这两支均未被列入道统。佛教把“识”与“明”分为二,认为欲复“明”须先去“识”,魏裔介责问:“识即知也,知即性也。识可去,知可去乎?知可去,性可去乎?”同时,佛者还有内无外,魏裔介说:“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以从事于空虚,寂灭其学,只是畏死,自为一身而己,初非为天下也。”因此,佛教的修炼只重视个体的消灾去祸,无视亲情友情、责任义务,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空虚的,不能用来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无用的学说。
从反佛的立场出发,魏裔介对融佛入儒的陆王心学的批评是明确的。魏裔介在道统论中未录入任何一位陆王心学派的思想家,他从两方面批评心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与孟子的性善论相左。魏裔介说:“天泉桥上之言,系告子之剩论”。他分析说,人心没有无知觉情感的时候,当喜怒哀乐未发时,就全是天理,此乃至善,怎能说无善?应该说有善无恶是心之体才对。另一方面,陆王心学流于悬浮,与禅宗相类似。陆九渊的顿悟,王阳明正心以致良知的功夫,都与禅宗的修行有相通之处。在魏裔介看来,对佛教思想的任何吸收都是对正统儒家的偏离,不能视为醇儒。因此,他自己虽然深受心学的影响,但不把陆王心学列入道统。
明朝中后期,在王守仁的倡导之下王学大为勃兴。继之以高足王畿的鼓吹,王学心体“无善无恶”之说以及“体悟”心性的成圣方式一时风行天下,“谈性论命”成为时尚,从而使人欲丧失内在之善与外在的道德准则约束。王学末流堕入空无,“束书不读,但从事游谈”“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的流弊也日益显露。明清易代的惨痛现实,更使以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学者开始对王学及其末流展开反思与批判,他们认为正是王学及其末流造成了明代学风空疏及伦理失序,甚至对于明亡负有绝对责任。身处其中的魏裔介也始终保持清醒态度,在他看来,“不睹不闻者,性之体也;莫见莫显,性之机也。”因此,人性虽然现实存在,但其本体与变化却又不是一种现实的客观之物,不是语言可以描述的,因而对于性的讨论,势必成为一种空谈。魏裔介认为:“若以无为宗,以解脱为了当,未有不流于放逸,入于荆楱者”。他所主张的性善论,既廓清了程朱将性二分所造成的概念混乱,又避免了王学“心体无善无恶”所带来的社会普遍伦理原则的丧失,同时还肯定了合理的人情、人欲。
总之,魏裔介重新梳理和认识儒家道统,不将陆王心学列于其中,并对之及当时较为流行的佛学进行辨析与批判,且对心性、善恶等基本概念进行进一步的厘清与阐发,这些虽然不能与韩愈的“道济天下之溺”同样看待,却与之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社会意义与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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