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风:势如破竹的利器

小说家为人物取名的时候,有时会利用谐音来寄寓某种含义,使名字带有褒贬的色彩。譬如《红楼梦》里的霍启,寓“祸起”之义;元春、迎春、探春、惜春,即寓“原应叹息”之意;贾雨村即“贾语村言”;张如圭即“张如鬼”。

这是从脂砚斋的批语中得知的寓意。而脂砚斋等人不是一般的评点者,他们与曹雪芹有密切的关系,所说当有根据。

甲戌本《红楼梦》

《金瓶梅》里也颇有一些利用谐音命名的人名:游守(游手)、郝贤(好闲)、车淡(扯淡)、管世宽(管事宽)、常时节(常时借)、吴道士(无道士)、贾仁清(假人情)、祝日念(住十年)、卜志道(不知道)、李外传(里外传)、傅自新(负自心)、云里守(云里手)、许不予(许了不给)、谢汝慌(揭你谎)、吴应元(无因缘)、吴典恩(无点恩)、应伯爵(应白嚼)、谢希大(谢携带)、白来抢、韩道国(寒到骨,韩捣鬼)、石伯才(实不才)。基本上都是带贬义的。

但是,张竹坡过于地迷信谐音通假的方法,将它推广到全书主题、人物、结构的方方面面,成为一种无往而不利的万能钥匙。这种方法在张竹坡的《金瓶梅寓意说》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竹坡批评金瓶梅》

按照张竹坡的分析,《金瓶梅》里的人物命名均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思想性格、结构紧密相连。他断言:“是故是书,无一名不有深意。”为什么叫李瓶儿呢?张竹坡告诉我们,书中韩道国和温必古两人的姓,即一冷一热,是理解全书的关键。“瓶”是为“庆”而来的,“庆”就是“罄”。“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如此看来,这个“瓶”字是有来历的。

瓶里可以插花,所以李的前夫姓花,亦并非偶然。“瓶”与“屏”通,所以小说里又有芙蓉屏。“屏”与“风”连,所以李瓶儿身边有个冯妈妈。李瓶儿与蒋竹山的婚姻非常短暂,竹山,就是终于散了的意思。“瓶遇猫击,焉能不碎?”所以潘金莲用一只猫吓死官哥,而李瓶儿终于随之伤心而死。瓶里可以插梅花,而“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和雪是敌人,所以春梅得宠而孙雪娥受辱。月是梅的主人,所以吴月娘是春梅的主人。这是李瓶儿的一个“瓶”字引出的一系列的寓意。

下面再看张竹坡分析潘金莲的名字。莲与芰是一类的,“芰”通“济”。陈是旧、是败。经与茎通。这是暗示潘金莲因陈经济而败。

吴月娘的名字也起得非常有道理:“若夫月娘为月,遍照诸花”。“诸花”当然是指西门庆的五妾。吴月娘生于中秋,所以有李桂姐来认作干女儿。而月娘的命运起落,“月有阴晴明晦也”。连平安的事情也可以和吴月娘的名字有关系:“平安即偷金钩子到南瓦子里耍,盖月照金钩于南瓦上,其亏可见”。

吴敢《张竹坡与金瓶梅研究》

贲四嫂和林太太的姓也是有寓意的:“至贲四嫂与林太太,乃叶落林空,春光已去。”为什么西门庆的贴身男仆起名叫玳安呢?原来也是有寓意的:“惹草粘花,必用玳安。一曰嬉游蝴蝶巷,再曰密访蜂媒,已明其为蝶使矣。所谓玳瑁斑花蝴蝶,非欤?”

孟玉楼的名字,更是大有讲究:“玉楼簪上镌‘玉楼人醉杏花天’,来自杨家,后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妈妈而吐气,分明为杏无疑。杏者,幸也。身毁名污,幸此残躯留于人世,而住居臭水巷。盖言无妄之来,遭此荼毒,污辱难忍,故著书以泄愤。嫁于李衙内,而李贵随之,李安往依之,以理为贵,以理为安。”

为什么春梅有一段扬眉吐气的故事呢?这也是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的:“雪月争寒,空林叶落,所为莲花芙蓉,安能宁耐哉?故瓶死莲辱,独让春梅争香吐艳,而春鸿、春燕,又喻韶光迅速,送鸿迎燕,无有停息。”

郑爱月的名字也起得有意:“月娘名月,而爱月亦名月,何也?盖言月缺复圆,花落复开,人死难活。”

贲四的女儿为什么叫长姐呢?原来是因为接着要出陈经济:“贲四女名长姐,嫁夏家。言叶长于夏,为莲叶也。莲叶已无,只落枯茎矣,故后文接写陈经济。”

应伯爵是妻子姓杜,谢希大的妻子姓刘,也是有深意的:“伯爵妻姓杜,希大妻姓刘。杜者,肚也;刘者,留也。可想偶及之,附志于此。盖百嚼入肚,携带想留客也。”为什么全书以普净幻化孝哥作结呢?“言惟孝可以消除万恶,惟孝可以永锡尔类”。

安忱、宋乔年本是北宋人,《宋史》里有宋乔年的传,《宋史纪事本末》提到了安忱。张竹坡也认为他们的名字大有寓意:“又如安忱(枕)、宋(送)乔年,喻色欲伤生,二人共一寓意也。”“炉鼎乃身之外肾。今送于宋乔年,盖言此物断送长年也,安得不死”,“宋乔年,言断送长年也”。是宋人起名已为《金瓶梅》预作地步。而《金瓶梅》里也没有写到两人因色欲而丧身的内容。

读了张竹坡的评点,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金瓶梅》里的人名都不是随便起的,里面有那么多的微言大义!

《宋史纪事本末》

不仅如此,张竹坡又把谐音通假的方法推广到小说里的场所和器物:“金莲,琵琶为妒宠作线;玉楼,月琴为翡翠轩作地。翡翠轩必用月琴者,见得西门对面非知音之人”,“而时值三伏,则瓶为莲用,故翡翠轩可续以葡萄架;而三冬水冻,瓶不为莲用,故琵琶必弹于雪夜,而象棋必下于元宵前后也”,“月琴与胡珠,双结入一百回内。盖月琴寓悲愤之意,胡珠乃自悲其才也。月琴者,阮也,阮路之哭,千古伤心,故玉楼弹阮,而爱姐亦弹阮,玉楼为西门所污,爱姐亦为敬济所污,二人正是一样心事,则又作者重重愤懑之意”。孟玉楼行三,又叫三娘,原因是“杏花必待三月也”。

张竹坡对自己的这套方法,深信不疑,得意之极:“他如此类,义不胜收。偶因玉楼一名打透机关,遂势如破竹,触处皆通,不特作者精神俱出,即批者亦肺腑皆畅也”。看来,张竹坡从这种“打透机关”、“ 势如破竹,触处皆通”的评点中得到了莫大的快乐。其实,这恰恰是张竹坡评点中的糟粕。

张竹坡的谐音通假,真是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左右逢源,无往而非康庄;四通八达,即处而皆坦途。这种谐音通假的滥用,为后来的索隐派开辟了一个恶劣的先例,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

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这套谐音通假、字义关合的方法为后来《红楼梦》索隐派提供了最锐利的武器。例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便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从谐音通假的方法而言,他的“红学”和张竹坡的“金评”有异曲同工之妙:“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索隐派人言言殊,充分体现出索隐派想象的自由不拘,而想象的随意性又成为索隐派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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