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头条楚国有一定影响力且陈胜吴广起义地点位于楚国核心区故借楚国反秦
战国晚年，楚国军事力量虽已渐衰，但在关东六国中还是比较强大的。周赧王五十五年（前260年）秦赵长平战役之后，六国中与秦同大而足以难秦的，只有楚。秦灭楚，经过了较久的艰苦战争。楚被灭后，潜力还在。所以陈胜一呼而楚境震动，关东沸腾，张楚所具有的号召力量，其它关东五国都无法比拟。
楚国在关东六国中的政治号召力
据《史记·楚世家》，周慎靓王十六年（前299年），楚怀王被秦国挟持不返，三年后客死咸阳，“楚人皆怜之”。
今天还能见到的《诅楚文》，正反映了这个时期非常紧张的秦楚关系。周赧王三十七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国郢都江陵，置南郡。楚虽蹙地，犹得徙都于陈，称郢陈，即今河南淮阳。楚在郢陈收兵自保，并相机收复了一部分失地，可见郢陈的楚国还拥有相当实力。
《战国策·楚策》虞卿谓魏王曰：“夫楚，亦强大矣，天下无敌……”，此事时间在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或稍后，晚于秦赵长平之战。“天下无敌”之说虽属夸张，但仍可从中看到，长平战后，楚国实力确居东方各国之冠，为诸侯所重视。
所以秦王政六年（前241年），楚、魏、赵、韩、卫五国之师合纵攻秦，居纵长地位者是楚国而不是其它国家。五国之师败绩，秦兵反攻迫近郢陈，楚王始东走过淮，以寿春为郢都，郢陈当于此时或稍后入秦之手。虽然如此，郢陈楚人势力并未被秦消灭。从此以后，历秦灭楚之战以至于陈胜入陈而称张楚，楚人反秦的重要事件几乎都与郢陈之地、郢陈之人有关。总之，楚国没有由于国都再徙而一蹶不振，仍是秦国兼并的主要障碍。
楚国徙都寿春后，秦楚接触仍以郢陈附近为多。郢陈迤西与韩国地境相连，而韩秦关系也频复杂。所以这个地区一旦出现纠葛，往往牵动秦、楚、韩三个国家，对局势造成重大影响。
韩国长期受秦蚕食，在关东六国中最弱最小，所余国土只有相当于颍川一郡以及南阳郡一部分地方。秦灭六国之战,最先选择这个最弱最小的韩国下手。秦王政十四年（前233年），韩王表示愿意纳地效玺，为秦藩臣。两年之后，韩国正式献南阳地于秦。比韩国的南阳，已不是周赧王五十二年（前263年）秦武安君所取韩国在河内野王的南阳之地。《通鉴》秦王政十六年：“韩献南阳地。九月，发卒受地于韩。”胡注曰：“此汉南阳郡之地，时秦、楚、韩分有之。”秦既得兼并南阳郡内的韩地，则此处秦楚力量的均势，甚至毗邻地区包括郅陈一带秦楚力量的均势，都将受到影响，对秦有利而对楚不利。
在秦发卒受韩南阳地的第二年，即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内史腾（案《史记·六国年表》误为内史胜）受命为南阳假守。就是这个内史腾，据《史记》，于此年率领秦军灭韩，掳韩王安；据云梦秦简《编年记》，最晚至秦王政二十年（前227年），他又成为秦国的南郡守，统治昔日楚国本土之地。
就腾的经历说来，可以认定他本是秦国处理其东南地境所接的韩、楚两国事务的重臣，而不是秦国重要的武将。他虽曾率秦军灭韩有功，但人们都知道灭韩无需大军，也绝不会有恶战，与王翦、蒙武等人出军征战的作用不同。以腾的才能和权责言，他能灭弱韩，能出守南郡，却不能胜灭楚之任。
当然此刻灭楚还不是秦国之所急，秦国眼下所急，主要是处理新获韩地的善后事宜，防止韩地和毗邻的郢陈一起出现事端，并为灭楚之战清扫障碍。这些事，可信腾是主要的参与者。
内史腾灭韩后不久，在秦、韩、楚接壤区域，果然发生过一些事故。腾攻韩，掳韩王安，秦以韩地置颍川郡，在秦王政十七年（前230年）。《秦始皇本纪》，《韩世家》以及两处《正义》，均如是说。是年《通鉴》记“内史腾灭韩”，胡注“韩至是而亡。”这本是记载明晰，没有疑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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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六国年表》却记秦灭韩事于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看来如果不是《年表》误记，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韩之间可能发生过比秦得韩地、掳韩王更为重大，更足以作为秦灭韩标志的事件，只是内容无从知晓。再过两三年，韩秦关系中的事端就通过以下材料而明朗化了。
秦、韩、楚三国接壤的南阳郡
考古发掘的材料，可以断定，它们所反映的是与楚国旧地有关、与楚国势力有牵连的韩秦矛盾，而且当与上举《六国年表》所反映的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韩秦间可能出现过的事端属于同类性质。
根据这些材料，参考诸家研究秦简有关问题的论著，可以窥测到秦灭韩后，秦、韩、楚三国接壤地区新郑、郢陈出现了不宁，规模不少，牵动颇广。先是韩王安作为秦国俘虏，被强制离开韩国旧土颍川，迁居郢陈。韩国旧都新郑发生叛乱，当是旧韩官民激于国破王迁而发难反秦，而且可能是韩王安致死的原因。
秦国对于韩王安的处置办法值得注意。韩亡后，秦国应当有所警惕，以求防范韩地发生反秦事端。照理，秦当徙韩王安远离旧土旧民，但是实际上却是就近于楚国旧都郢陈安置。而且昌平君接踵而至，追随韩王安于郢陈；韩王安死，昌平君即居于韩王之处。这些相连的事使人感到，秦王政似乎是有意把亡国之君韩王安交给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看管。这是不符合常情的事。
有可能是秦国考虑到三国接壤地带的特殊环境而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目的是向这一带的韩人、楚人表示宽容态度。韩是六国中头一个被秦王政攻灭的国家，秦对韩王的宽大，可以缓解它国的忧心，有利于秦国各个击破。
韩国残余势力的异动，看来不久就平息了。在平息韩乱中，楚公子昌平君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年稍早，有秦将王贲击楚之事。联系王贲击楚和事秦的楚公子昌平君居郢陈二事考虑，似乎新郑韩人之叛与毗邻地带楚人反秦活动有呼应之势。而昌平君居守郢陈既是为了看管亡国的韩王，又是为了绥抚难安易动的楚人。昌平君能起这种双重作用，主要是由于他所具有的特殊身份，同时也由于秦王相信他的忠诚。
新郑叛平后，韩人反抗转入低潮，但还有反秦暗流存在。据《史记·留侯世家》及《索隐》，我们知道张良的先人五世相韩，张良本人出于颍川之父城，曾学《礼》于淮阳（郢陈）。韩亡时张良已年逾二十。张良本人和他的家人在韩亡后具有参加新郑韩人反叛的天然条件。这与张良以家财求刺客为韩复仇事，日后又求力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事，以及秦末说项梁立韩公子成为韩王事，反秦的政治态度是前后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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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
而且，张良的活动至于郢陈地境，所交颇有楚国旧人。据《项羽本纪》，项羽季父项伯素善张良，张良曾说：项伯“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云云。颍川的新郑、父城与陈郡的郢陈、项相距不远，韩楚人民在频繁交往中宣扬反秦，是很方便的事。所以发生在这一带的政治事件，往往是此呼彼应，与韩楚之民都有关系。
陈胜吴广起义地方为旧楚国核心地带
还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就是聚讼纷纭的陈胜乡里问题。《史记》、《汉书》都说：“陈胜者阳城人也，”又说陈胜是楚人，所以此阳城必为楚地一县。谭其骧先生根据这个条件，排除了几种异说，用《曹丞相世家》的资料，认定此楚地的阳城县只能是南阳的阳城，地在今河南方城县东六里。这一见解有说服力。
据前引《通鉴》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胡注，知南阳郡地在战国末年是秦、楚、韩三国分而有之的，阳城当是南阳郡内的楚地。谭文问世以后，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发现了战国至汉的阳城旧址，地在秦汉颍川郡境，于是陈胜乡里为颍川阳城之说又一度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此地在韩都西北，要说它曾经是楚之北境或西楚之地，可能性确实很小。所以此城遗址的发现，还不足以动摇谭先生之说。至于吴广生地阳夏在郢陈附近，更是没有疑问的。
陈胜、吴广所率戍卒，至少有一部分是这一带的楚民。这与陈胜举义后立即趋据郢陈，建号张楚，自然有直接关系。南阳、颍川、陈郡这一战国末年的多事地带，到秦末又成为反秦基地，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历史条件，这一地带酝酿出一场反秦斗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
刘邦、项羽对于张楚事业的继承
陈胜反秦，必趋据旧楚都城郢陈而称张楚，这是历史条件和时代意识交相作用于陈胜的结果，而不是任意的选择。它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意义。张楚既立，反秦浪潮迅猛广阔地从楚地兴起，天下景从响应以击暴秦。没有其它王国能够代替张楚旗号。这是张楚成功的一面，也是主要的一面。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立张楚意味着以楚反秦，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各诸侯王在反秦旗帜下效尤竟立，以至于动摇刚刚树立的统一的政治观念。张楚西击一无所成，而东方诸侯声势却如此浩大，因此只有组织诸侯联合反秦，才有出路。
诸侯联合反秦必须有盟主，张楚自然居于盟主地位。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是战国末年楚为纵长合纵攻秦的重演。所以，张楚之立，对于统一政治局势的继续维持，又有消极影响，产生严重后果。
国内史家往往把秦末战争区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即秦楚之战和楚汉之战，前一阶段的农民战争转化为后一阶段的争夺统治权力的战争。
现在认为，不论如何区分阶段，也不论以何者为转化标志，都须得承认如下的事实，即秦楚战争和楚汉战争一脉相承，其性质既能转化，必有足以形成转化的内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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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
这种内在条件就包含在陈胜张楚反秦的称号之中。张楚足以反秦，张楚也足以引发诸侯竞起。竞起的诸侯中，始终以楚的声势最大。由此演化为项羽、刘邦之争，而实际上项羽、刘邦皆楚，这个楚，又是继承陈胜张楚而来。
项羽面对亡秦以后的一盘残局，确有难于下手的隐衷，项羽不会自安于长久地与诸侯王并立，不会眼看着业已空出的帝位而毫不动心。所以他除了在分封诸侯王中隐伏心机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动作。
第一步，他把楚怀王升格为楚义帝，以楚帝代替秦帝的法统地位，并就此承认帝业的合法性。他自己则暂居西楚霸王，继续作诸侯的盟主。
第二步，他徙义帝于郴而又杀之，这样就使楚帝名号暂时空悬起来，使自己有静观待变、斟酌处理的余地。
第三步，他合乎逻辑的措置是，做好各种善后以后，自己名正言顺地登上楚帝的宝座。但是项羽没有迈开这一步，形势就急遽变化，自己立刻由主动变为被动，作楚帝的机会也永远消失了。
代项羽为帝的刘邦，虽然用的是汉王名义，但是如前所述，他渊源于楚，是楚的一部分。项羽称帝不成，并不意味着楚不能帝。不过要夺取帝业，只有楚的名分还不够，还必须据有当年秦灭六国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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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
我们看到，当渊源于楚的汉王刘邦东向与诸侯盟主项羽交锋之时，他确实是不期而然地居于当年秦始皇灭六国的地位。客观形势要求居关中的刘邦之楚消灭居关东的项羽之楚,，步秦始皇的后尘，再造帝业。这又出现了反秦而又不得不承秦的问题，出现了以后的汉承秦制，首先而又最主要的是承秦帝制。
张楚以来历史所呈现的“之”字路走到头了。只是张楚犹有余波，表现为汉初关东诸侯王问题迭起，扰攘达数十年之久，在数十年扰攘中，楚的名号总是反复出现。
回顾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之际，韩、楚犄角而立，新郑、郢陈不宁，李信、王翦攻楚，项燕、昌平君反秦等一系列事件，决定了秦灭六国后“亡秦必楚”之说的流行和秦始皇的东南之忧。
不久，戍卒作难，张楚自号，郢陈建旗，项氏北归，怀王继统，刘邦灭秦，这一系列决定时局进程的大事，又无一不是过去秦楚关系的自然发展。特别是张楚自号于陈，与十余年前昌平君易帜反秦于陈之事，甚多相似之处。陈胜召与计事的陈地三老、豪杰，无疑多是当年昌平君郢陈反秦之役的见证人，甚至是参加者。
张楚之立，重新开始了秦楚之争；刘邦灭秦，完成了张楚之军西击强秦所未曾完成的任务。秦楚之争，最后的胜利者是楚。胜利的楚以刘邦为代表，转化为汉的皇权，这同时又是秦始皇已开其端的统一的回归，帝业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