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军军长许继慎

1927年11月，中华湖北省委派遣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革命队伍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一师。

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豫东南根据地；革命队伍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二师。

1929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农民、士兵起义，开辟了皖西根据地；革命队伍编为红十一军第三十三师。

1930年春天，，由于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

1930年底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派的矛盾逐渐加剧，眼看要演变成为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在这种形式下，党中央常委会在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师党委及全体同志的信中指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

　　周恩来等听取形势汇报

　　1930年1月底，中共中央巡视员郭述申赶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设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的一个公寓内。2月的一天，在霞飞路一幢二层小楼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召集会议，听取郭述申等人的汇报，研究这一重要战略区域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周恩来得知大别山区已有3支红军队伍、开创了3块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后，非常高兴。他认为，大别山坐落在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交界处，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现在，这里的3支红军队伍分别开创了3块革命根据地，有了良好的开端和基础。虽然这3支红军队伍都是按照红十一军的番号命名的，但是没有军部，并分属3省党组织的领导，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不利于红军主力集中作战和协同作战，不利于整体作用的发挥。如果将这3块革命根据地统一起来、将这3支红军队伍合为一体，统一党的领导、统一组织指挥，形成统一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不仅对鄂豫皖3省、而且对全国，不仅对当前、而且对未来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党中央迅速做出决定

　　根据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当机立断、迅速做出了一系列关于建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决定，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接连发出4封指示信。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将湖北省的黄安、麻城、黄陂、孝感、罗田、应山（后又决定增加黄冈、安陆），河南省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后又决定增加罗山），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颍上、合肥等县划为鄂豫皖边特别区，建立鄂豫皖边特委，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3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决定由郭述申、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9人组成鄂豫皖边特委，郭述申为书记。

　　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给鄂豫皖边特委并转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指示信，决定将这三个师合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并明确提出其军事工作任务和策略路线。

　　3月22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信，进一步明确了鄂豫皖边特委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策略路线和工作方针，并对鄂豫皖边特区的直辖范围做出补充规定。

　　中央对派往鄂豫皖边区工作的同志是经过认真挑选的，他们都是在鄂豫皖边区工作过或家在大别山的同志。由原国民革命军11军叶挺部72 团团长许继慎担任红一军军长，曹大骏担任红一军前敌委员会书记、红一军政治委员，熊受暄担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

　　期间，周恩来召集即将被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开会，反复叮嘱他们到鄂豫皖边区后，要迅速贯彻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开辟新的局面。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30年3月20日，先期到达湖北黄安县的中共中央巡视员曹大骏，在箭场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传达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郭述申为书记。至此，实现了党对鄂豫边、豫东南和皖西3块革命根据地的集中统一领导。

　　4月10日，中共鄂豫皖边特委书记郭述申离开信阳到达黄安县境后，当即主持召开鄂豫皖边特委和红军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组建红一军及其军事工作的指示，宣布成立红一军前敌委员会，曹大骏任书记，并讨论通过了红军改编的决议。

　　根据中央的指示，湖北省委、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一军的工作关系是，红一军成立前敌委员会，是红一军的最高领导机构，直接隶属中央军委。前委与省委、特委发生意见分歧时报党中央决定。中央没有指示之前，前委有权自决。在工作关系上，前委书记和特委书记相互参加对方的会议，以便于协调和相互配合。

　　会后，按照中央的指示，随即组成了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熊受暄任政治部主任。军部下设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局和直属医院、教导队。在箭场河的红三十一师首先改编为红一军第一师，徐向前兼任师长，戴克敏任政治委员（随后由李荣桂继任），下辖5个大队，共800余人。

　　当时，红三十二师、三十三师仍在商南和皖西开展活动。为了完成改编任务，尽快执行中央关于集中红军向外发展的要求，红一军前委决定，由副军长徐向前率领第一师留在鄂东北伺机向平汉线南段出击，由军长许继慎和政治委员曹大骏率军部前往商南、皖西继续完成红军改编任务。

　　5月中旬，曹大骏、许继慎率红一军军部到达商南南溪与从皖西返回的红三十二师会合后，曹大骏主持召开会议，宣布中央决定，将红三十二师改编为红一军第二师，师长漆德玮，政治委员王培吾，下辖4个团，共600多人；另以红三十二师一部和当地游击队共300多人组成红一军独立旅，旅长廖业麒。旅部驻金寨汤家汇，奉军部命令留守豫东南根据地。曹大骏、许继慎率军部和第二师东进皖西与红三十三师会合，继续完成改编任务。

　　5月23日，红一军前委召开六安中心县委和红一军第二师、红三十三师师委联席会议，决定以第二师一部与红三十三师合编为红一军第三师，周维炯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委员，肖方任副师长，下设两个团，共300多人。

　　至此，在一个月的时间里，经过军长许继慎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下，大别山区的3支红军队伍统一改编红一军，实现了鄂豫皖边区红军队伍的统一指挥，　此时的红一军下辖3个师1个旅，全军共2100多人。

　　6月20日，河南省光山县王家湾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鄂豫皖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来自鄂东北、豫东南、皖西的苏维埃代表和平汉路工人代表200多人，首次聚集在一起共商统一发展大计。与会代表按照大会的议程讨论了政治报告、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开展土地革命等重要问题，并通过了相应决议。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为主席。

　　中共鄂豫皖边特委、红一军和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相继建立，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这是革命的星火在大别山燎原的结果，使鄂豫皖三省党组织共创整个大别山区域工农武装割据的夙愿变成了现实。自此，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30年10月，红一军整编为三个师。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参谋长李昂茨；第一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第二师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第三师师长肖方、政治委员姜镜堂。

1931年1月，许继慎指挥的鄂豫皖红一军，在取得皖西根据地反围剿胜利后，回师鄂东北根据地，与曾中生指挥的红色补充军和蔡申熙、陈奇指挥的红十五军胜利会师。

红十五军前身是红八军进攻长沙前留在蕲黄广地区的第4、5纵队，在蒋军的压迫下不得不转移到鄂豫皖地区，正巧帮了当时正与蒋军正规军单打独斗的红色补充军的大忙。

两军会师后，按照上级之前的决定，红一军和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其中，红一军第1师和红十五军第1团合编为第10师，师长蔡申熙；第2、3师和第3团合编为第11师，红一军留在皖西根据地的第3师7团则改称教导师。红一军军长许继慎“降”为第11师师长、鄂豫皖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红四军前委委员。副军长徐向前任红四军参谋长，军长则由出身川军的起义将领旷继勋担任，政委余笃山，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作为黄埔一期高材生出身的许继慎，为什么会被“降”为师长呢？原来，鄂豫皖特委在“立三路线”的指示下，曾命令只有5000兵力的红一军攻打蒋军重兵把守的武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虽然许继慎根据实际情况转战豫南，连下两座县城，但政委曹大骏还是对他有些意见，在给上级的报告中告了一状，导致上级在两军合编的人事任免中，将许继慎“降”为师长。

许继慎对这一任命倒无所谓，第11师的部队和将领他更熟悉，其中原红一军2师由商南起义部队发展而来，3师由六霍起义部队发展而来。1930年春许继慎刚到大别山时，就首先解决了两师之间的矛盾，并带领他们转战皖西，取得不小战果。

1931年2月16日农历春节，红11师进驻新集县以北20公里的泼陂河镇，警戒光山、潢川方向的敌人。这时，鄂豫皖特委鉴于蒋军的第二次“围剿”尚未发起，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达到调动敌人的目的，便命许继慎率红11师向信阳以南出击，威胁和破坏蒋军在平汉铁路的交通，并诱使敌军前来，以便找准时机歼其一路。

许继慎召集部下研究了一下，决定派副师长兼红33团团长周维炯带领红33团先去试探。

周维炯，1908年出生，河南商城县人，1929年5月带领当地人民发动了鄂豫皖三大起义之一的商南起义，领导创建了红32师和豫东南根据地。他足智多谋，英勇善战，在部队里威信很高，由于反对冒险行动，也跟着被降为团长。

1931年3月1日，天气异常寒冷，周维炯带领红33团冒着小雪，游击到平汉铁路的李家寨车站附近，得悉次日将有一列军列到达车站，于是决定对车站下手。当天晚上，红33团突然攻占毫无防备的李家寨车站，控制了站上所有工作人员和设备，并拆毁了站南的铁轨。

2日早晨7点，一列军列果然开入车站，但因铁轨被毁，被迫停车，车上搭乘的是蒋军新编12师第1旅的两个步兵营。

这支部队原本计划乘火车前往洪湖苏区作战。新编12师由河南民军改编，装备较差，士兵们战术素养也不高，此时大部分人在列车上睡大觉。埋伏在铁轨两旁的红军战士突然集体开火，打得车上的敌人措手不及。

在第一轮射击中，敌12师旅长侯镇华被红军当场击毙。这导致在之后的战斗中，列车上的蒋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马上束手就擒。这么容易就得手了，喜欢冒险的周维炯干脆再干一票，他以侯镇华的名义打电话给武汉绥靖公署，谎称车站遭袭，需要增援。下午，果然有蒋军的一个手枪营乘军列赶来救援，结果被周维炯以同样的手法消灭了。

见武汉和信阳方面还没啥大反应，3天后，红33团又袭击了平汉铁路上的另一个柳林车站，再次歼灭新编十二师一个营。新编十二师的另一个旅长洪泰昌，原本也奉命去洪湖苏区作战，眼见交通被截断，在地下党员詹和林、艾圣甫的鼓动下，他干脆把部下2个团拉回老家桐柏山区，建立起号称“豫南十八寨”的地方武装，公开和蒋军对抗。

短短4天之内，一个旅长被击毙，一个旅长哗变，令敌人大为震惊。蒋军武汉绥靖公署和郑州绥靖公署派出第6、31、34师和骑兵一师、第20路军63旅等部，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33团。周维炯见调动敌人的目的已达到，不慌不忙收拢部队撤退，成功将其中的第34师岳维峻部引诱到军主力预先设伏的阵地决议。

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形势危急，根本无法举行原定的扩大会议，曾中生当机立断，派专人火速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决定，要红一军回师到商南地区与独立师会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革命根据地。

早在1930年年底，蒋介石就确定了《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大纲》。这时，蒋介石调 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推进，对红四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1931年3月4日，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河南省主席）率部自孝感出发，8日抵达双桥镇，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曾中生决定吃掉该敌，他命许继慎的红十一师和蔡申熙的红十师，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进驻双桥镇的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四面猛攻。而信阳和广水沿铁路南北夹攻的敌人则行动迟缓,使敌第34师突出孤立。红4军侦知这一情况后,即决定以少量部队监视沿铁路进击之敌,集中五个团的兵力奔袭双桥镇之敌。8日夜开始行动,9日拂晓将敌包围。红军进一步压缩包围,并组织穿插部队突进双桥镇将敌分割为数块。这一行动使敌阵大乱,红军乘机发起总攻,前后仅七小时,全歼该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6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14门。在战斗过程中,罗山县独立团和附近地方武装担负警戒和切断双桥镇敌人退路的重要任务;根据地及双桥镇周围广大群众也纷纷赶来前线支援红军作战。双桥镇战斗是鄂豫皖军民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实施进攻作战所取得的一次空前大捷。

从1931年1月下旬到3月上旬,红军主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周围敌人转入守势的有利时机,适时地发动了进攻作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在前后50天的作战中,歼敌一万余人;拨除了新集等不少反动围寨和据点,使革命根据地西部地区恢复到黄安、麻城以南,北面发展到光山、罗山城郊;东部恢复了六安、霍山、英山原有根据地的全部地区,并向北扩大到霍邱、固始南部。整个鄂豫皖根据地的人口已达200余万。同时,红4军也由改编时的12000余人壮大到15000余人。

曾中生领导和指挥鄂豫皖苏区军民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曾中生被推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

曾中生、旷继勋、许继慎、徐向前、蔡申熙等红四军领导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加强鄂豫皖根据地的建设，增强红四军的战斗力，为鄂豫皖红军首次歼灭蒋军一个整师创造了条件。

红十一师师长|蔡申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