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玉芳临死对清洁工丈夫说:我叫文绣,曾是大清的皇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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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9月,北京西城辟才胡同口一间破旧狭小的房屋中,人们正在操持着一场白事,故去的是这家年仅44岁的女主人傅玉芳。

这是一场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葬礼,因夫妻俩平日里为人和善,这一天,街坊四邻都主动来帮忙。

除了惋惜傅玉芳年纪轻轻就因病早逝外,更是可惜她没能留下一儿半女,然而没有人想到,他们熟知的这位中年女子却有着惊人的身世。

想起妻子弥留之际对自己透露的秘密,丈夫刘振东显然还有些恍惚,那一句“我曾是大清的皇妃”,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也许很多人会问,1953年怎么还有大清的皇妃?其实傅玉芳说得没错,她的确是一位正儿八经的末代皇妃,她的本名叫额尔德特·文绣。

1909年,文绣出生于北京一户满洲家庭,与人们想象中的贵族出身不同,文绣在一出生时,家中便已是穷困潦倒。

虽然她的祖父曾经官拜尚书,家有良田万顷,却经不住两代人的挥霍,在文绣出生时,除了一个名门望族的虚名外,家产已所剩无几。

在那个清廷没落的年代,虽是满清贵族,文绣一家完全得不到朝廷的救济,在父亲去世后,母亲只得为人做工,带着三个女儿艰难度日。

如果要说过去的贵族生活对这个家庭有什么帮助的话,只能说文绣的母亲还是很有见识的,尽管囊中羞涩,却依旧给了女儿们良好的教育。

文绣是一个非常争气的孩子,不仅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对时事的见解也常常语出惊人。

1921年,12岁的文绣迎来了人生中第一个转折,因出身名门望族,她被前清廷醇亲王载沣选中,成为“大清国皇后”的候选人之一。

众所周知,清朝早在1912年就灭亡了。

然而由于民国政府与清廷签署了《清室优待条件》,作为“大清国皇帝”的溥仪依然可以在紫禁城中享受皇帝的生活。

这一年,溥仪已经15岁,按照皇室传统,转一年他就要与自己的皇后举行大婚,于是满清的遗老遗少开始着手为皇帝物色皇后的人选。

按照清廷“选秀女”的标准,主要是出于对德行和礼仪的考察,其次才是容貌,这也是今人普遍觉得晚清宫廷照片中的嫔妃不美的原因。

文绣虽然相貌不出众,但是品行和才学却是候选人中最好的,高挑的身材更加显得健康结实,因此她成了皇后的热门人选。

不仅如此,在新文化之风已在中华大地盛行之时,性格上保守沉稳的文绣,却更得溥仪的中意,尽管两人从未谋面。

本就对选后一事不太上心的溥仪,就此选定了文绣,然而,溥仪的决定却遭到了一众“皇太妃”的反对。

作为紫禁城中的“皇帝”,却连自己的婚姻大事都不能做主,可想而知,溥仪这个皇帝有多么憋屈。

“皇太妃们”之所以反对文绣,是因为她的家境实在太穷了,做为未来母仪天下的皇后,绝不能有这种穷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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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文绣的穷苦出身,内务府大臣荣源之女郭布罗·婉容的家境却殷实富有,并且容貌上也比文绣更加清秀。

后经多次讨论,溥仪最终放弃了自己最初的决定,转而立婉容为“皇后”,而文绣则被封为“淑妃”。

1922年11月,文绣以“淑妃”的身份正式入宫,这一年,她还不满14岁,对于自己素未谋面的丈夫,文绣充满了期待。

也许会有很多声音说,嫁到一个被废黜的皇家有什么值得期待呢?其实对于文绣来说,做“皇后”还是“淑妃”并不重要。

一个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她关心的不是政治与身份,有的仅仅是对婚姻和丈夫的憧憬与幻想。

而文绣与丈夫的第一次见面,却并未如她想象般美好,按照皇家传统,溥仪先与“淑妃”成婚,转天再与“皇后”行大礼。

在与溥仪行礼过程中,文绣惊讶地发现,溥仪全程都板着个脸,似乎对自己并不满意。

礼成后,溥仪并未与自己同房,仅对她说了一句“早点歇息吧”,便自行回到了养心殿。

溥仪的态度令文绣备受打击,默默地伤心了一夜,其实溥仪对文绣的冷淡并非出于不称心意,在转天与婉容的大礼上,溥仪亦是如出一辙。

溥仪之所以对自己的两个妻子如此冷淡,也有着自己的难言之隐,他没有能力与妻子行“周公之礼”。

(婉容和文绣)少年时的溥仪为人还是比较谦和,许是出于对两个妻子的愧疚,溥仪总是闲来便到文绣和婉容的寝宫坐一坐。

虽同为溥仪的妻子,但文绣和婉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文绣是典型的传统女子,贤良淑德,举止端庄,礼制上不矜不盈,讲究分寸。

而婉容因家境优越,自小就接受西式教育,开朗飒爽,活泼好动,沉迷于各种“洋玩意儿”,甚至将自己的寝宫改造成了西式风格。

对于溥仪来说,两个妻子大相径庭的性格恰恰满足了自己对伴侣的两种渴望,文绣在诗词歌赋上的造诣对年轻的溥仪很有吸引力。

二人经常在长春宫吟诗作对,听说文绣喜欢听戏,溥仪便花大价钱为她买来留声机;听说文绣喜欢刺绣,溥仪又买来最好的丝绸针线给她。

夫妻间的恩爱一度令人钦羡,溥仪甚至亲笔写下李白的《白头吟》送与文绣:“宁同万死碎绮翼,不忍云间两分张”,夫妻感情可见一斑。

相较于温婉贤淑的文绣,婉容则是溥仪生活中一味新奇的“药丸”,每当溥仪心情烦闷时,婉容总是能找到一个“新鲜玩意儿”逗他开心。

同自己的这位西式皇后一样,溥仪也对西洋生活充满了兴致,每每有人拿来“洋玩意儿”,溥仪总是第一时间拿到婉容的住处一起把玩。

自从婉容入主储秀宫后,这里就变成了紫禁城中的一处奇葩景致,各种西式的物件琳琅满目,俨然是这皇城中的“另外一个世界”。

婉容喜欢打网球,溥仪便专门在皇宫里改造了一个网球场,又花高价买来自行车与婉容一起骑行在偌大的紫禁城。

甚至在婉容的提议下,溥仪还在养心殿安装了一部电话,对于雕栏玉砌的紫禁城来说,这些不可谓不是奇技淫巧之物。

自古后宫多争斗,哪怕只有两个女子,也不得消停,毕竟爱情是自私的,尤其在思想开放的民国,两女共侍一夫,定会产生诸多矛盾。

自小崇尚西方文化的婉容,随着对丈夫感情的逐渐加深,也对溥仪与文绣的恩爱感到不满,每次见到文绣,总免不了冷嘲热讽一番。

在婉容看来,论家境、容貌、眼界,文绣显然都不及自己,况且论地位,自己是“皇后”,怎甘心与一个“妃子”平分秋色。

都说会撒娇的女人有人宠,婉容就是这样一个存在,在这场“实力”的较量中,婉容渐渐占据了上风。

与此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于西式文化和生活的追求也渐渐代替了旧时的诗词歌赋,后宫的天平逐渐倒向了婉容一边。

后来,溥仪便很少再去长春宫,独守空房的文绣只得以读书、刺绣打发时间,好在长春宫藏书颇多,倒也乐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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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文绣是一个聪慧的女人,面对前途未卜的宫廷生活,和无休无止的后宫争斗,能够独善其身也莫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看着紫禁城中的皇帝还在,清廷的遗老遗少又蠢蠢欲动起来,他们不甘心就这样失去往日的荣光和地位。

在一众封建余孽的怂恿下,溥仪也渐渐有了“复辟”的想法,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溥仪的复辟计划传到了西北军阀冯玉祥的耳中。

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逼迫内阁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将溥仪等满清遗众赶出了紫禁城。

在遣散了多余的下人后,溥仪的“小朝廷”被幽禁在其生父醇亲王府内,从“大清国皇帝”一夜之间变成了“庶民”,溥仪倍感失落。

虽然冯玉祥同意溥仪带走了紫禁城中的大量金银珠宝,一众人等的生活水平并未下降,但溥仪对于“平民”的身份始终耿耿于怀。

诚然,一个人从低处走向高处可以很快被接受,但反之却并非易事,作为曾经“高高在上”的皇帝,溥仪的“复辟”之心始终不死。

然而,被溥仪唾弃的“平民”身份,却令文绣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平民”意味着不再有皇帝、皇后、皇妃的等级身份,现在他们是平等的。

正当文绣准备为丈夫规划未来的生活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回京赶走了冯玉祥,在被幽禁了20天后,溥仪又恢复了自由。

虽然溥仪仍不能回到紫禁城中,但少了这个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人,他的“复辟阴谋”又燃起了希望。

人生就是这样无常,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乱世中安分守己不失为一个明哲保身的计策,但无休止的欲望却总是将人们带入深渊。

在满清遗老郑孝胥的蛊惑下,溥仪找到了可以帮助他复辟帝业的“靠山”,那就是日本人。

其实,溥仪并非对日本人有多少好感,但彼时愿意“帮助”他的,只有日本人这一股势力,溥仪更是将其看做救命稻草一般。

与只管安然享乐的婉容不同,文绣听闻后,坚决地劝阻溥仪接触日本人,在文绣看来,溥仪的做法是引狼入室,此后必将成为日本的傀儡。

文绣的一番劝诫再次证明了她的聪慧,作为曾经深居宫廷之中的皇妃,能有如此见地,着实令人佩服。

然而,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文绣的先见之明而改变方向,彼时溥仪“复辟”的欲望如走火入魔般强烈。

在多次劝谏未果后,恼羞成怒的溥仪竟将文绣狠狠地打了一顿,从此将她打入“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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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溥仪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全家老小悄悄离开北京,迁居到天津的日本租界内,筹谋复辟的良机。

作为彼时国内最为“洋化”的城市,天津给了婉容乐不思蜀的环境。

来到天津后,婉容一改旧时女子的装束,换上了时尚的旗袍,高跟鞋,甚至还烫了头发,过着纸醉金迷的摩登生活。

她每天和溥仪出双入对,一起吃西餐、一起跳舞、一起打网球、一起到戏院看梅兰芳的演出,好不快活。

相较于风光无限的婉容,文绣在这个家庭中则像是一个遭人冷落的陌生人,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停地劝说丈夫放弃“称帝”的妄想。

而每每换来的,不是一场辱骂就是一顿毒打,婉容更是伺机给溥仪吹枕边风,一再诋毁文绣,令本就没有家庭地位的她更加不受待见。

正所谓上行下效,满清的遗老遗少最擅长的就是见风使舵,家中的“宫女太监”见到“淑妃”这般受人冷落,对她的态度也越来越差。

在一次“皇帝”的朝拜仪式上,文绣愤然跑到一众满清遗老的面前,大声斥责:

“宣统帝早已退位,现在是中华民国,你们如此怂恿他卖国求荣,是想害死他不成!

可以想象,文绣换来的又是一顿毒打,溥仪令人将这个“疯女人”关在房间里,此时文绣的生活用“暗无天日”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冷静下来的文绣渐渐明白,溥仪成为日本人的傀儡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依靠自己的能力,改变不了这场卖国求荣的闹剧。

与其被扣上汉奸的骂名,不如远离这是非之地,然而与“皇帝”脱离关系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于是,一场“淑妃革命”正在酝酿之中。

1931年,文绣的妹妹文珊来到静园陪伴姐姐,在溥仪看来,文珊的到来是个好事,并特意把文珊叫到身边说:

“多劝劝你姐姐,不要再让她做出有损皇家颜面之事,这样对谁都没有好处。”

在“劝说”了姐姐许久后,文珊找到溥仪,希望他可以同意自己带着姐姐出去逛街散心,也许会令姐姐的心情好一些。

溥仪未做多想,便同意了文珊的请求,更是派了太监随行伺候,谁知,姐妹俩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汽车一路开到国民饭店,下车后,文绣将两个信封交给随行的太监,并对他说:“回去告诉你的皇上,我不会再回去了,我要和他离婚。”

原来,文珊早已安排好三位有名的律师在国民饭店等候,在与律师签署了一系列委托文件后,文绣姐妹便转移到文珊一个朋友的家中。

作为曾经的皇妃,愿意放弃荣华富贵,选择洁身自好,莫不是一个难得的决定,古往今来,这般出逃皇家的女子,文绣可以说是第一人。

当随行太监将事情的经过讲给溥仪时,溥仪气得脸色发青,撕开两个信封,是一封律师函,和一封文绣的亲笔信。

律师函中明确说明,律师已经受理了这桩离婚案,而文绣的信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道:

“事帝九年,未蒙一幸,备受虐待,不堪忍受,今兹要求离婚,否则唯有相见于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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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在读过信后,气得直发抖,毕竟文绣的话,戳中了他的痛点,“事帝九年,未蒙一幸”,若传出去岂不令皇室颜面扫地。

平静下来的溥仪,立刻安排随从去国民饭店追人,但只见到了三位留守的律师,他们郑重其事地说:

“文绣女士让我们告诉诸位,这个婚她离定了,若不同意,咱们法庭上见。”

无奈之下,溥仪只得找人与律师谈判,只要她肯回来,不起诉,不离婚,一切都好说。

然而,文绣是一个何等聪明的女子,该坚持的事情她绝对不会犹豫。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越是怕什么就越是来什么。

转天,文绣离家出走的消息就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彼时正值女权运动如火如荼之时,文绣的遭遇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支持。

尤其是“事帝九年,未蒙一幸”,也令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末代皇帝不堪的秘密。

双方几经周旋,未达成协议,只得对簿公堂,最终法庭判定离婚生效,溥仪支付五万元作为文绣的生活补助,即日起二人脱离一切关系。

第二天,溥仪以皇帝的名义在各大报刊发表声明:“淑妃擅离行园,显违祖训,撤去原封位号,废为庶人,钦此。”

直到此时此刻,溥仪还在做着皇帝的千秋大梦,不禁令人感到悲哀,然而这一切与文绣都不再有任何关系,夫妻二人从此分道扬镳。

两周后,溥仪与婉容北上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文绣则回到北平,以“傅玉芳”之名,在一所小学任教,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来到东北后的婉容才理解了文绣所说的“傀儡”的含义,在日本人的操控下,溥仪与婉容二人毫无尊严可言。

后来婉容每日以吸食大烟麻痹度日,最终精神错乱,患病而死。

1947年,文绣经同事介绍,认识了国军军官刘振东,在经过半年的接触后,文绣与刘振东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转年,刘振东退伍经商,在北平开了一间货运车行,相较于帝王之家的万人瞩目,与刘振东平凡的婚姻,虽然清贫,但让文绣觉得踏实。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刘振东因曾经的国军身份遭到审查,但很快就被解除了管制,政府还为刘振东安排了一个清洁工的职务。

自此,文绣才算过上了真正脚踏实地的生活,可惜好景不长。

1953年,文绣突发重病,在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后,才将自己身世的秘密告诉丈夫:

“振东,对不起,我骗了你,其实,我不叫傅玉芳,我的真名叫额尔德特·文绣,曾是大清宣统皇帝的皇妃。”

丈夫听闻后,默默流下了眼泪,抱着文绣孱弱的身体说道:“不管你曾经是谁,现在你是我的爱人,永远都是。”

然而,他的爱人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她终于将心中隐藏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从此了无牵挂。

回看文绣的一生,恍如一梦,在大多数人看来,文绣的一生是悲惨的,年少时便被困在封建帝王之家,受尽了孤独、侮辱与虐待。

但在笔者看来,文绣的一生又莫不是精彩的一生,饱读诗书、聪慧过人的她,有着常人所不能企及的人生经历。

若论苦楚,人生本来就是苦的,好在文绣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体味到了寻常夫妻之间的恩爱,给她精彩的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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