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宝塔》中国宝塔研究开山扛鼎之作| 百年旧照，西风塔影
西方人绘制的大报恩寺琉璃塔
这座宝塔就是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它是明成祖朱棣为母亲马皇后祈福所建。宝塔周身覆盖琉璃构件，远远看去满是华光异彩。来华旅行的传教士和商人们都为这座“瓷塔”所倾倒，他们制作版画与明信片寄回国内，为当时西方畅想瓷之国的大清王朝提供了最好的象征。
今天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已经变成玻璃塔了。
于是，在描绘遥远中国的画作中，宝塔也成为无可替代的标志物。
我们常常可以在18或是19世纪的书籍插图中看到陌生的“中国场景”，有时候提醒我们这是东方风情的唯一元素，当属礁石或是山丘上的那座宝塔。虽然宝塔常常有着夸张的变形，层数也变成不太可能的四层或者六层。
十九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华帝国，码头上就有一座双层宝塔。而在中国，我们几乎不会看到这种层数的塔。
到了20世纪初，西方和日本的汉学家开始互相交流，并且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偶数层宝塔的错误便不再出现，相反，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学者们开始使用严谨的考古与田野调查的方式去研究中国的古建筑，他们还利用照相机拍摄了不少研究资料。这些珍贵的老照片不仅保存了后来已毁的古建筑珍贵的影像，也为学者们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们不必亲自跑到每一处做实地考察，基于照片就可以获得大概的认识。
照相技术在古物研究中的利用，以及各国学者的通力合作，为德国学者伯施曼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他因此可以着手实践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写一本关于中国宝塔的百科全书。
恩斯特·伯施曼，曾跋山涉水考察过当时十二个行省的古建筑，也是中国古建研究的先驱者之一。
伯施曼早在20世纪初就曾来到中国，他对中国大地上高耸入云、形状各异的宝塔一定印象深刻。但当时他的兴趣并不在此，而是按照传统东方学与人类学的方式研究中国文化。为此伯施曼收集了包括祠堂在内的各种资料，写了几本关于中国的书。在一战之后，伯施曼又来到了中国。此时他已经掌握了新的方法，开始用景观学的视角去看待中国建筑。而天际线上的宝塔，则成为他热心关注的对象。宝塔不再是孤立的庞大的纪念碑式建筑，而成为周遭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稍显平淡的乡村风景中的高音，成为巧夺天工的园林景观中的点睛之笔。
伯施曼在去各地考察时，都有意留心当地的宝塔，他还借助日本与西方学者调查研究的资料，开始构建自己的宝塔数据库。当然，要为宝塔列传，除了影像搜集外，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给这些风格迥异的宝塔分类，进而寻找宝塔演变的脉络与规律，最终画出中国宝塔的家谱图。这项工作，正是伯施曼努力尝试去实践的。他在著作《中国宝塔》中说道：
中国宝塔分布广泛，数量庞大。若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序列，前提条件就是在整个领土的巨大空间中，理清宝塔之间，以及不同类型宝塔之间的关系，描绘出一幅巨大且完整的图景。
在面对风格迥异的大型宝塔，伯施曼尝试从外形特征上做分类，他将大型宝塔分为级塔、天宁方塔、叠层塔、层塔、外廊层塔、琉璃塔、石塔和群塔。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伯施曼尝试用分型分式的方式对宝塔分类的努力，但又不得不让一部分宝塔归属到由材质与组合属性构成的类群中去。不过仍然有大量的宝塔在上述分类之外，于是他在第三章中新增了「其他形式」的阐述，被迫添加了铁铜塔、墓塔、香塔和内塔四种分类，将无属可归的剩余宝塔通通扔到这里。
宝轮寺塔这种密檐塔，伯施曼将它归入到了天宁方塔式中了。
应县木塔，或许要归类到「外廊层塔」里。
在上述努力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伯施曼作为德国人的严谨，又能够看到他的无奈。按照外形和材质，而没有参考作为建筑的宝塔本身的演变历史，或许确实会犯一些样式主义的错误。我们今天对宝塔的分类已经不再使用伯施曼复杂的分类法了，这无疑让宝塔爱好者松了口气。但他做出的努力依旧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很重要的基础。伯施曼自己也提前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前言中谦逊地说道：
当前研究所用的方法，及后面讨论所用的方法，完完全全立足于欧洲的学术传统。尽管在将来，中国学者会担负起责任，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发挥主导作用。他们的研究能够依据最为详尽精确的本土知识、实物，以及历史文献，也会采用新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学者的研究进行整合。
河南开封府国相寺繁塔的正视图。今高约37.6米，建于公元977年，约毁于1368年。伯施曼绘制。 开封府的繁塔。这座六角级塔高37.6米，建于公元977年。伯施曼拍摄。 开封府繁塔由赤陶制成的佛龛和塔檐。伯施曼拍摄。
作为营造学社的通讯研究员，伯施曼必定认识社内的中国明星成员，梁思成先生。而梁思成也曾经在多个场合盛赞伯施曼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与贡献。我们似乎可以推测，在对中国宝塔的研究中，中外两位学者必定曾经开展过深入的讨论与交流。而在随后，梁思成先生也结合「本土知识、实物，以及历史文献」，开展了对中国宝塔的分类学研究。他在《图绘中国建筑史》书中，根据多年心得，终于画出了自己的历代佛塔型类演变图。
梁思成先生《图像中国建筑史》中的手绘图，叙述了佛塔的演变史。
梁先生根据时代特征，将宝塔演变史划分为古拙期、繁丽期和杂变期，又按照宝塔的形式，从单层塔、多层塔、密檐塔和窣堵波四种塔型开展叙述，从时空和外型两个维度画出了一张分类更加清晰的宝塔家谱图。在做这项工作时，梁先生也考虑了层级、方形、八角形等分类元素的重要作用，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看到伯施曼宝塔分类研究的意义。
除了这些宏观上的大难题外，梁思成先生还解决了困扰伯施曼的一些小麻烦。例如对中国宝塔的英文「Pagode」的词源，伯施曼如下描述：
自18世纪末以来，欧洲人就开始广泛使用“Pagoda”这个词来称呼宝塔了，后来也变得越来越流行。“Pagoda”这个词并不是“宝塔”的中文音译，而是新造的，有可能是从梵语或者汉语某个具有特殊含义的词演变而来。
对于“Pagoda”的词源，祖籍广东新会的梁思成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人们一直弄不清这个怪字的字源从何而来，看来最合理的解释是：那无非是按中国南方发音读出的汉字“八角塔”的音译而已......这一事实，也可能反映了当西方人开始同中国接触时，八角塔在中国已多么流行。
八角塔因其稳定又玲珑的外形而渐渐成为中国宝塔的主要形式，伯施曼在展开调查时也拍摄了不少八角塔。除此之外，他也拍摄了一些特别形式的宝塔，例如造型更加古朴的阿育王塔。这种小型佛塔的样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的印度佛教时代，在方形的基座上，纤细的相轮柱与精致的山花蕉叶组合在一起，具有浓厚的域外风格。这些体量较小的佛塔，常常供奉在大型宝塔或是殿堂内，因此被伯施曼归于“内塔”的范畴。
华林寺青铜塔，建于1849年，四面为佛像，四角为四大天王像。
因为体量较小，便于移动，金属材质也容易损毁，一些精致的阿育王塔最后不知所踪。例如广州赫赫有名的华林寺五百罗汉堂中，就曾经有一座阿育王塔形式的青铜佛塔，这座铜塔高达四米，用铜一千多斤。可惜在随后的历史中，这座阿育王塔最终下落不明。我们今天只能从伯施曼等人拍摄的老照片中看到它的身影。
山西太原府永祚寺的双塔。
在战火和人为的破坏中，不少古迹都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所幸在一百年前，最早的那些摄影师们用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样子，我们今天才得以一窥当时旧貌。伯施曼自己也是一位优秀的建筑摄影师，他拍摄的中国古建照片还曾经被作为民国时期纸币的封面。这些珍贵的照片，不仅保存了古塔在现代修复前的面貌，有些还是已毁古塔几乎唯一的历史资料图。
四川省雅安金凤寺舍利塔，因为战火，今天只能看到下半部分的基座了。
登高凌宝塔，风铎鸣四端。我们翻起这本《中国宝塔》时，心中不免满是庆幸与感动。一个世纪前，这位来自德国的严谨学者，不仅细致地拍摄了数量众多的老照片，让我们能够遍览曾经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雄伟宝塔，他还对这些宝塔展开细致的研究与调查，保存了丰富的实地考察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对宝塔的分类研究，开启了这一独特建筑的系统科学研究之先河，使得西方的学术理论进入到这一古老的佛教建筑领域中，为后世学者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