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将心向大清｜文字狱档
【风驰电掣】35×35 纸本水墨 ｜河夫作品
研究清朝文字狱，鲁迅是比较早的一位，而且眼光独到。在《且介亭杂文·隔膜》中，他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
翻检《清代文字狱档》，真正敢“笑骂了清朝”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连“不尽然”都算不上。如《伪孙嘉淦奏稿案》那样将矛头直指乾隆，也就只有一例。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上至皇帝、下至各地方官的深文周纳、罗织构陷。
所以，清朝文字狱中占最大部分的案例，是鲁迅说的这些：“有的是卤(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最后这一类，在今天，最容易导致朋友圈撕裂，因为，它往往以建言者、批评者，甚至改革者的面貌出现。
乾隆十八年，读书人刘震宇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刘震宇，江西抚州金溪县人，案发时已七十高龄，平时“教书度日，屡考不第”。但像大部分读书人一样，他矢志不忘报效朝廷，常规途径走不通，就另辟蹊径。早在十二年前，他就穷毕生之所学，写了《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看这书名就知道，他是直接奔着“国师”去的。书成之后，先是呈送抚州知府，又呈送江西巡抚，目的不外是“求为进呈”，让皇上看到，图个“破格擢用”。
那么，刘震宇的《治平新策》到底有何新策？
首先，“各条内感颂圣明”，即每一条都有歌颂乾隆的内容——皇上是好的，但有些国策得改一下。怎么改呢？首先，治安管理上，必须“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设评事”等，说白了，就是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实现“网格化围吻”。
刘震宇自信满满，如此改革措施，利国利民。但他没想到，抚州知府、江西巡抚对他的书根本就不屑一顾。所以在他心目中，这些地方官员，一个个都是改革的拦路石。
无奈之下，退而求其次，为了让更多人看到他的“新策”，刘震宇就自己出钱印书卖——当时文禁虽严，但谁想出书都可以，根本不用书号什么的。刘的书卖了多少，据他自己说，“实难记忆”。估计能卖出两位数就不错了。
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乾隆十八年九月，七十岁的刘震宇因事来到湖南长沙，千不该万不该，看到大街小巷都贴有捉拿反贼马朝柱的告示。
马朝柱是湖北农民，自称天命神授，于乾隆十七年起事。他可不是小打小闹，有纲领、策略、口号、行动，但很快就被官兵镇压，家人及同伙被抓被杀，只有他本人在乱战中逃了出去，过了一年半，朝廷还抓不到他。
刘震宇看到通缉令，又想起自己十二年前那本书来，觉得那书“原系缉匪之法，若照此缉拿逆犯自难漏网”，于是，急朝廷之所急，又想找个机会向上面进呈。刚好这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在长沙主持武举考试，刘震宇就带着书去求见，说他有捉拿马朝柱的办法。
马朝柱起事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颠峰期，正在做千秋大梦的乾隆皇帝，同时被“伪孙嘉淦奏稿案”搞得焦头烂额、尴尬无比【传送门】，一个农民的起事，又将他啪啪打脸，主犯一年半还迟迟抓不到，他的盛怒可想而知。各地官员见到“马朝柱”三字，都会如临大敌，现在有人来说他有抓马朝柱的办法，怎能不引起重视。
可是，湖南巡抚范时绶看到刘震宇的书，再一审问本人，很快就发现，自己被这老腐儒忽悠了——他根本不知道马朝柱下落，也“别无缉捕之法，不过图将书进呈不致湮没一生著书苦心”；而他那所谓《治平新策》，不外是“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难怪抚州知府、江西巡抚根本不鸟他。
本来，对这样明摆着想当官想疯了的读书人，一顿大棒将他们打醒就行了。大清律例早有规定，“生员不许一言建白，违者黜革以违制论”。就是读书人就皆好好读书，不能妄议国家大事，违者开除功名。
范时绶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毕竟是封疆大吏，警惕性高，仔细一看书，就发现里面还有更大的问题。
首先，刘震宇竟然敢指出朱熹经典著作的谬误之处，并建议朝廷撤销“关圣封号”。
要知道，对朱熹和关羽的尊崇，是满清入关后的一着好棋。朱熹的理论、关羽的传说，一文一武，关键词不外一个“忠”字，抬高他们的地位，既能麻痹汉族知识分子，也能忽悠汉族老百姓——你们看，满汉一家亲，根本就不是夷夏之分。
事关意识形态，朱熹就成了比孔子更加碰不得的神。凡是对朱熹的质疑，便都被视为意图颠覆满清。
第二，刘震宇居然敢建言“更易衣服制度”。
除了理论思想，传统儒家眼里，服装也是“夷夏之防”的重要标志。清兵入关后，满人的发型、旗装，皆备受汉人诟病。所以，清廷在全国强行“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仪容仪服上，也要你们服服帖帖的。
范时绶发掘出刘震宇这两条大罪，把他抓起来，第一时间上奏乾隆，同时又说，他已知会江西官员，彻查刘震宇还有没有其他犯罪事实，有就从重处治，否则将他解回原籍，按律开除生员身份，由地方官对他实行边控，无限期软禁。
乾隆本人对汉服的态度其实有点矛盾。他自己就喜欢穿汉服，并留下不少画像。但他又多次重申，服饰关乎国本，决不能轻言改换。所以，当他接到范时绶的奏折，看到居然还有汉人知识分子建言“更易衣服制度”时，立马定性为“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的大罪，“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刘震宇自是非死不可了。
不仅如此，乾隆对范时绶也非常不满，下旨之前，在范时绶的奏折后面朱批：“知道了。及观其书，乃知汝所办不知大义，另有旨将汝议处。”后又在《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中正式下旨：
刘震宇即行处斩，其书板查明销毁，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chǐ)杖，甚属不知大义，着交部严加议处。
刘震宇罪大恶极，你居然只建议开除、杖责、边控？知道什么叫大体、什么叫大局吗？
范时绶接旨，赶紧将刘震宇就地砍头，然后又上奏谢罪：“臣跪读之下警凛圣训，顿开愚昧，惶悚战栗，实无地以自容。”
翻译过来，就四个字：“臣已吓尿。”
乾隆要的就是臣子的这种态度，看你们以后对思想罪还敢不敢掉以轻心。查清史可知，范时绶在此案后“移江西巡抚，病免”，应该就是乾隆给他一个台阶下，调离湖南巡抚职位，迁江西巡抚，然后说他病了，免去职务。不过，三年后重新起用，且一路高升，最后当到工部尚书。
刘震宇从案发到被斩首，不过一个月零七天时间，可算从重从快。
他死得冤吗？
算一下，刘被斩首时七十岁，这一年是1753年，那么他应该出生于1683年，即康熙二十二年。那一年，清兵将南明残余消灭干净，施琅又收复了台湾，真正的一统江山。刘震宇可谓生于新大清，长在八旗下，从小接受的是“大清推翻了腐败的朱家王朝，解放了万万人民”这样的教育，估计也没听说过发生于38年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只知道欣逢盛世，见到大清这么强大，怎么能不爱国爱朝廷。至于屡考不中，应该也没啥怨言，只是遗憾于满腹经纶未能被朝廷所用。
要说恨，他恨的就是马朝柱之流的反贼。如果你觉得朝廷不好，你就去促使它改革；如果你觉得官员不好，你就跟我一样去考科举，而且要屡败屡考……道路千万条，为什么一定要造反？
所以，见长时间抓不到反贼，他比朝廷更着急，唯望献上改革良策，圣主垂恩采纳，大清江山千秋万代。
可怜，我本将心向大清，奈何大清视我为眼中钉。
从这一点上说，刘震宇之死，也是死得其所。他的“治平新策“没被采纳，但他却用自己的性命，为大清的“治平”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