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余”“扶余”有分说
“夫余”与“扶余”读音相同，有人说“扶余”就是“夫余”，也有的人说在古代“夫”与“扶”是通用的。这两种认识都是不正确的。
“夫余”用以表述存在于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94年的“夫余国”、“夫余族”以及“夫余人”。在记述“夫余”时期时，中国史籍一般都用“夫余”一词。如东汉:班固著《汉书》卷99《王莽传》中：“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貉人犯法，不从驺起，正有它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余之属必有和者。”又如魏晋时期鱼豢著《魏略》即清张鹏一《魏略辑本》卷21《高句丽》：“又有小水貊，俗 好弯弓，出好弓，所谓貊弓也。骑马小，便蹬山。夫余不能臣也。”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卷30《夫余传》：“夫余本属玄菟”；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卷6《顺帝纪》、卷7《孝桓帝纪》、卷85《东夷列传·夫余传》《东夷列传·挹娄传》、卷90《鲜卑列传》；唐房玄龄等著《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唐魏征著《隋书》卷81《东夷·高句丽传》；唐李延寿著《北史》卷94《高句丽传》；唐杜佑著《通典》卷185《东夷上·边防一·夫余》；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卷173《东夷·高句丽》；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卷49《汉纪四十一》、卷50《汉纪四十二》、卷56《汉纪四十八》。从以上史籍来看，著述“夫余”时期的历史，更多用“夫余”而不是“扶余”。
“扶余”与“夫余”同时出现在一部史籍的则为西晋陈寿著《三国志》。卷2《文帝纪》载：“已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濊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出现了“扶余单于”一词，这个“扶余单于”指的不是夫余王，因为各种史籍记述夫余国时都称其首领为“王”而不称为“单于”，称呼匈奴、乌丸族的首领则为“单于”。而且同句中其后便有“于阗王”一词，很明显“王”和“单于”是区分开来的，所以这个“扶余”也不可能是指“夫余国”这个夫余，如同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而匈奴最逼於诸夏，胡骑南侵则三边受敌，是以屡遣卫、霍之将，深入北伐，穷追单于，夺其饶衍之地。”“汉末，辽西乌丸大人丘力居，~绍矫制赐蹋顿、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把“单于”这一称谓用于匈奴和乌丸族首领。从以上可知“扶余单于”中的“扶余”更可能是当时的匈奴或乌丸部落首领的名号或名字，在未明确着领名字或称号时则用族称，如上文出现的“濊貊”就是族称。可见史学家在著书时对称谓是加以甄别的，所以本书在记叙匈奴乌丸鲜卑后则有：“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夫余本属玄菟~”等使用“夫”的记载。
与“夫余”有关的“扶余”多出现于隋唐之后的典籍之中。如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仁贵乘胜领二千人进攻扶余城，……”卷199《东夷》：“高丽者，出自扶余之别种也。……百济国，本亦扶余之别种，尝为马韩故地，在京师东六千二百里，处大海之北， 小海之南。”北宋欧阳修等著《新唐书》卷3《高宗》“龙朔元年正月戊午，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以伐高丽。……”、卷220《高丽传》“高丽，本扶馀别种也。”“乾封元年……三年二月，勣率仁贵拔扶馀城，它城三十皆纳款。……男建以兵五万袭扶馀，勣破之萨贺水上，斩首五千级，俘口三万，器械牛马称之。……百济，扶馀别种也。直京师东六千里而赢，滨海之阳，西界越州，南倭，北高丽，皆逾海乃至，其东，新罗也。”元脱脱等撰《辽史·志》卷8《东京道》“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本渤海扶余县，并布多县置。”“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在这些典籍中，“扶余”的出现更多的是对“夫余国”的一种铭记，也有证明“夫余”读音为“扶余”之用，因为在唐代颜师古作《汉书注》中，“夫余”的“夫”被正音为“扶”。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唐朝和唐朝以前的史学家著书记载夫余国及与夫余国有关的历史，文中多是用“夫”而不用“扶”。唐朝以后的史学家著书时记录“夫余国”遗存、用以铭记夫余国历史而设立的府、道等建制则多用“扶余”而不用“夫余”。
总的来说，从时间上来看，记述公元前200年至公元494年夫余存续这一时期的历史用“夫余”一词；“扶余”一词则用于隋唐时期之后的典籍；从行政建制和族称上来看，讲国名、民族名时则多用“夫余”，讲府、道、县及城址名时则多用“扶余”以印记“夫余”又别于“夫余”。另有朝韩古籍如《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大东掌考》、《帝王韵纪》、《东史纲目》等多用“扶余”，此亦应是因音而译。
“夫”、“扶”二字古已有之，在字义上各有用法，并不是“夫”、“扶”通用，也没有“夫”、“扶”相通的说法。简而言之，“夫余”是专有词，表达古夫余国、古夫余族、古夫余人之用。“扶余”相比较而言则宽泛一些，指地名、行政区划名、古姓氏、以及用作“夫余”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