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所承载的三种精神|胡晓明

之一,重人间、重俗世的精神,即“俗世人文主义”

一些世界文明史家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而中国这个时代的文明,不同于希腊与以色列的“轴心突破”,即所谓是属于“外向超越”型;外向超越即寻求一个现实之上之外更高的存在,来作为真实人生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中国古代“突破”所带来的“超越”与希腊和以色列恰恰相反,可以更明确地界说为“内向超越”(inwardtranscendence),内向超越的另一个表达即不依靠神或上帝的拯救,不依靠另一个更高的理想型来指导现实生活,而就是在日常真实生活之中,来实现人的完善与人生的幸福。这当然是一种人文主义,更强调地说,这正是一种重视世俗人生的人文主义。

这里要纠正一个五四新文化以来的误解。顾颉刚闻一多他们,把秦汉的方士求神仙的事情,完全误解了,他们以为中国上古的神仙家,是追求死后成仙的世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神仙考》。其实,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可以知道,神仙家关注的完全不是有关死后的世界,而是有关如何好好地活着的各种身心修行实践,是做一个“活神仙”,神仙乃古医学(《汉书艺文志》之《方技略·神仙》汉代医家李柱国校),神仙学包括诸如服饵、养气、炼丹、导引、按摩等实践(参见王叔岷《列仙传校笺》、王尔敏《秦汉时期神仙学术之形成》)。这个例子表明,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佛禅,无论是上层还是民间,中国的文化精神是看重现世人的幸福,而不是将幸福寄托于来世。

我们今天读几千年前的诗三百,真的可以感觉到它是日常生活的文学,日常生活的事情,平凡而单纯,恋爱、结婚、生子、想家、服苦役的哀伤,父子之情、母子之情、手足之情、夫妇之情、朋友之情,无不应有尽有,唯独没有古希腊神话中的人与神的感情,人生、人性、人情,是《诗经》的灵魂,是中国诗与中国文化的母胎。全幅肯定人的现世性,看重此生此世的幸福,是《诗经》的基调。

如果说,西方诗歌与文学的源头是《圣经》,那么,中国文学的源头就是《诗经》。《诗经》的精神气质,就是中国文学的精神气质。

记得我还是小的时候,念《诗经》里的“桃之夭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比喻一个女孩子的美丽,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子,我心里觉得她们,永远是桃花一样地好看。后来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知道《诗经》里的《桃夭》这首诗,讲到后面还有桃叶、桃子、开花、茂盛、结果实,比喻女孩子不止是好看,还要结婚、成家,生孩子。回忆当小孩子时的心情,没有那么多事情。一个像桃花一样的女孩子,这就够了。可是有一天我给学生讲课,却一下子懂得了,原来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性格,她咏唱的美好人生,是这样的一种完整真实的人生。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给人家看着像一朵桃花那样的好看而已,而不会结婚,不能嫁一个好人家,也不生小孩子,那么,是没有什么真实的美,或者说她拥有的是不完美的人生。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间性。所以,我讲《诗经》,要从《王风》的《君子于役》讲起,就是这个人间性的道理。

之二,人格尊严与人性高贵

从历史上看,秦始皇无疑是有功于华夏统一大业的,他的书同文、车同轨,无疑也是有历史的进步意义的,但是历史向来不是只有一个侧面。在中国文化的谱系里,甚至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的心目中,秦始皇更多呈现为负面的形象。为什么?道理朴素,因为他反人性。兼并战争是反人性的,周庄王时代,中国已经有一千万人口,秦兼并诸侯,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又经十几年暴政,“百姓死没,相踵于路”。修长城也是很伤人道,残酷强迫太多的劳工,死于长城底下的不计其数。孟姜女的故事就是民心的典型。《尚书》里说“惟人万物之灵”,就是说人是目的,以人为本,没有什么东西更可以高于人性的生命存在,凌驾于人本身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里说的“天地良心”的涵义。

所以我们选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诗》(一般选本只选《桃花源记》而未选诗),李白的《古风》也涉及这个问题,表明李白确有思想,而不是一个成天只知道喝酒的诗仙。陶渊明还有一首诗专门咏荆轲,最末两句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对荆轲的人格,表示了很高的评价。陶渊明之咏荆轲,是反暴秦,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是把人道人性看得高于君王之统。而陶之所以要虚构一个桃花源,是反非人道的社会。《桃花源诗》开头两句诗“嬴氏乱天纪,贤人避其乱”,直呼其姓,已经很明白。《桃花源记》中“自云先世避秦时乱”,也已经点出了关键。所以桃源世界,是人性的世界,是高于秦始皇专制社会的另一个世界,所以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与静穆冲淡的美,在根基的地方,并没有什么矛盾,都是讲人性的自由,人道的庄严与尊贵。

李白最崇拜的古人是鲁仲连。为什么,有三大精神美质,是从他那里来的,一个是个性自由精神,一个是功成身退精神,一个是人性精神。功成身退精神,如所周知,鲁仲连帮助赵国解脱了秦国的包围,平原君想封他,他再三辞,平原君又以千金为寿,鲁仲连也决不收,且从此隐身不再出来,在一个充满了纷争与功利的蝇营狗苟的世界,这种谦退的生命风姿,是高贵的诗人李白引为同调的。而个性自由与人性精神,更是李白一生心事所系。

李白特别敬重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跟陶渊明咏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是一样的意思。如果说,“桃源人生”的提出,是中国文化精神藉陶渊明的灵心,所呈现而出的生命形态,那末,“鲁仲连人格”的提出,是李白一生最成熟最深刻的思想。上接孟子浩然之气的大丈夫精神与庄子的游世自由人格,以切己的生命实践,平交王侯,傲睨巢由,仰天大笑,高尊布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在天地间堂堂做一个人,融儒道侠仙为一体。其人性高贵、人格尊严的精神,成为吾国诗歌思想史上的最明亮的星空。

之三,广大人间恒有温情与善意

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广大的人间,人类应有彼此间的温情与善意,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基本信念。

西方人总是奇怪,为什么中国的天文学、地理学、历史学,往往喜欢讲一些天人感应的话,往往用道德与移情的心态,看历史、看天象、看山川河流甚至宇宙,因而缺乏近代意义上纯粹的科学眼光。其实中国人看历史,看自然,看人生,都有一种温情,都有一种善的信念;中国人的道德心情,就是中国老百姓常说的“天地良心”,应该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文学,具有一份决定性的贡献。

我们以《诗经》的《君子于役》开篇,这是一首相当简单朴素却又意味深长的诗歌。《诗经》里有不少这样的诗句,简单极了,但它所表达的情感,实在令人难忘,譬如《邶风·北风》,诗人写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这个世界何等的寒冷,何等的阴暗!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有你与我携手同行,那么,就一下子充满了温情,于是,这个寒冷的世界就变得容易忍受了。

《诗经》里还有一首小诗,我也觉得很温情,《郑风·风雨》:“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写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女子与夫君相见。诗人以眼前那风雨飘摇之中小动物之间一种相互的温情,来作为诗的起兴,真是有无限深微美好的情意。这首诗,常常不止于夫妇之情的解读。

白居易有一首小诗,也是写风雨之夜:“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首小诗仿佛是一通诗歌写的邀请函,其中所写的气候,是阴沉沉的天空,灰扑扑的云,快要天黑,快要下雪了,有一种无边的寒意,无边的黑夜,渐渐侵压而来。这个时候特别需要有酒来驱散那心头的寒意,需要有人来排遣夜色的寂寥。最难风雨故人来。因而白居易一千多年前邀请朋友刘十九的声音,一直传响到现在,那一酒一炉的温暖,依然充满了诱惑,带来了永恒的人间美好。

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学,有一典型而普遍的现象,即诗人们大多生活在一种漂泊的状况中,战争、征役、求学、宦游,迁徙、贬谪、充军……他们最懂得人生漂泊的况味,而中国诗人的整个环境生态,又是一种农业社会的人情往来、安土重迁、眷恋土地、仁爱敦厚的生态,于是,他们也是最能领略人生中的一种温情,最向往着、希企着人间里的温情与善意。这两方面,相辅相成,正如《滕王阁序》所唱:“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真是无限的悲凉,可是接下来,“沟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一下子就把悲哀化解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止是白居易与素不相识的琵琶女,所有的中国诗人都是具有同情心的人。孟子说:“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广义上说,一切被遗弃者、被拆散者,孤独者、流浪漂泊者,一切失去了正常人伦关系的人,皆属于“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儒家认为,他们最需要关心,最需要为政者倾注最大的同情给予最切实的帮助。

宋代哲学家张载《正蒙》中有一篇《乾称》,说道:“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说出了中国人性思想一以贯之的精神,也是中国诗一以贯之的精神。

笔记小说里有一个“田螺姑娘”的故事,一个女孩子天天躲在田螺里,为一个老实勤劳而孤独的年轻人烧饭洗衣,老实的青年有一天终于看到了田螺姑娘,问她为何要来相帮,田螺姑娘回答说:“天遣小女,哀君鳏独。”“哀君鳏独”四字,正是从孟子、从《诗经》里来的,是中国人性体现。所以中国诗人正是人间的“田螺姑娘”,代表着人间恒有的温情与善意。我们从《桃花源诗》这样理想的诗歌中,从《春江花月夜》这样唯美的诗歌中,从《春夜喜雨》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中,都不难发现中国诗的这一特质。

作者:胡晓明

编辑:周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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