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路423～433号原福新面粉厂仓库
光复路423～433号原福新面粉厂仓库，由1号房（光复路423～433号）和2号房（长安路101号）组成，房屋始建于1912年，均为砖木结构房屋。1号房外墙为青砖、红砖清水墙，红砖主要为立柱及装饰线条，坡屋顶，一层采用砖柱、木梁承重，二层采用木柱、木梁承重。2号房外墙原为青砖、红砖清水墙，红砖主要为立柱及装饰线条，坡屋顶，由于墙体风化目前外墙面主要改为混合砂浆，一层采用砖柱、木梁承重，二层采用木柱、木梁承重。
1912年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集资4万元筹办上海福新面粉一厂，由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曹可凡的曾外祖父)任经理、浦文渭任协理，1913年7月正式开业，为荣氏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工厂。1925年福新面粉一厂曾局部发生火灾，之后对其进行了较大的维修改建。这次改建对房屋的屋面、楼层、建筑高度等均做了改动，目前房屋主体为1925年维修改建后留下的建筑主体，由1号房（光复路423～433号）和2号房（长安路101号）组成。
八一三”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福新面粉一厂被日军强占，并交由日商经营。1945年抗战胜利后直至1946年2月才恢复生产。1955年福新面粉一厂与二厂、三厂和八厂合并为福新面粉厂。1955年10月1日福新面粉厂公私合营。
后为华联集团电工照明器材有限公司仓库。
在墙上还能清晰看到“福新面粉公司”字迹。
王尧臣是曹可凡的曾外祖父，他和小三岁的弟弟王禹卿出生在无锡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青祁村，这里的年轻人大多会走出家门出去闯荡，近的去苏州常州，远的去了上海。王家兄弟只是他们中的一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上海滩活跃着一批从无锡出来的大老板，比如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祝大椿，当然还有荣宗敬兄弟。
王尧臣16岁外出讨生活，在无锡城里做染坊的学徒，23岁经人介绍到了上海做衣服当铺的伙计。他年幼时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做生意又聪明，3年后就做上了当铺的会计。1904年，王尧臣从当铺跳槽到了顺全隆洋行管账务。在工作中慢慢开始积累自己的人脉，于是就认识了同乡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这位上海滩数得上的商人把他挖到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王尧臣的一辈子的生意都跟面粉有关。那个时候，华兴最大的竞争对手包括荣家的面粉厂，但几年后，荣家的系列面粉厂才是中国的面粉行业龙头老大，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14岁拎起铺盖上路，背井离乡也去了上海，也去店铺里当学徒。这是家远亲开的煤铁油麻店，他干的是体力活，工作无非就是在搬运和堆码，学徒活很苦，收入却非常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加入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后来还负责北方一大片区域的面粉经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区经理。1902年创办的华兴每年利润十万两银，但王尧臣的月薪只有20两，尽管不算富裕，已算是小康。
王尧臣的弟弟王禹卿是在1902年跳槽到面粉行的。那年他正在北方推销煤铁油麻，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谈面粉生意的同乡。在同乡的引荐下，王禹卿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后来索性跳槽到茂新面粉厂，也专职做起了面粉生意。
于是，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俩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的行业，几年后兄弟俩又共同为荣家的面粉厂工作，他们不仅成了股东也是荣家面粉厂的职业经理人。
大舅公王启周和政治运动
那是面粉行业的黄金年代，辛亥革命前后，政局动荡，反而造就面粉的巨大需求，上海滩上开面粉厂的企业个个都赚了大钱。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的王禹卿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他想到了创业，也去开面粉厂。
于是，王禹卿就与茂新的另一个同事偷偷开起了自己的面粉厂。员工干私活的事情最终还是让荣家大老板荣宗敬知道了，他不想员工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又不想失去这位大将，荣宗敬的选择是参股他们的面粉厂，于是就有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王禹卿想到了也在面粉行业的哥哥王尧臣，把曹可凡的曾外祖父挖了过来管理福新。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到了1921年，福新已经开到了八厂，使用的机器是美国最新式的面粉机，整个上海莫干山路都是福新的厂子。到了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三十周年的时候，福新的面粉加工量占到了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荣家兄弟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帽子。而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也为福新面粉公司工作了一辈子。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的总经理，兼任各厂的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因此福新面粉公司实际上主要由王氏兄弟主持。
到了曹可凡祖父这一辈，他们并非全部子承父业继续从商，比如曹可凡的大舅公王启周，就卷入了那个年代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1920年代初，王启周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他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希望儿子能读法律将来从政，可老爷子万万没有想到儿子不只是读书，还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关系密切，还建立了一个左倾的组织“锡社”，后来从这个团体中走出的大人物包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博古、宣传部长陆定一，其中还有王启周的姐夫、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当时他还是福新一厂的职员。
王启周和锡社成为后来五卅运动的积极分子，组织集会和游行。但随着“四·一二”事变，这些年轻人因为不同的政治信仰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锡社也就此瓦解，曹可凡的大舅公选择不加入任何党派，只安心当江苏省民政厅的一名科长。但这位年轻人在29岁时就英年早逝。
时局动荡，王家一分为二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松沪抗战，荣家和王家在上海的产业几乎半数尽毁。福新的一厂、三厂和六厂地处闸北，首当其冲，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接着申新一厂和八厂也被炸毁，五、六、七厂的机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厂、七厂、八厂尚能继续开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着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上海被占领，王尧臣和荣宗敬这两位上海商界的大佬同时被日本占领者看上了，希望他们为日本人服务。两人分别在报上刊登启示，表示不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市民协会”。1938年元旦后不久，荣宗敬首先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遗憾的是，到香港才一个月，荣先生就在医院过世。
王家和荣家的面粉和纺织产业苦撑过了8年抗战，战争一结束，荣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兴当年的产业，但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荣家、王家和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
1948年是王家命数的一个转折点，王家开始一分为二。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去了香港。鸡蛋放在两个篮子里，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这样的部署，比如荣家大房的人基本都去了海外和香港，二房留在上海，其中包括荣毅仁。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抗战都扛过去了，过些日子局势稳定了，大家还是要在一起的，结果这一分就是三十年。王尧臣于1965年在上海去世，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身在香港的王禹卿不久也撒手归天。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1个月。
在祖父这一辈中三舅公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他18岁就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读完四年的学业，21岁就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从某种程度上讲，最后也是荣家女婿王云程延续了王家的经商血脉。他是王家人，也是荣家人，时局变换的1947年开了他在香港的第一家企业：南洋纱厂。
1970年代的香港纺织产业繁荣，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荣家系统的人在运营。1949年前的上海纺织产业其实被移植到了香港。到了1990年代，这些企业纷纷回到了上海，比如王云程和上海纺织局合办的申南纱厂。在香港纺织业鼎盛时期的1970年代，王云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
在曹可凡眼里，三舅公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创业者，创办一个又一个企业，到了1993年，80多岁的王云程还在家乡上海创办了食品公司“上海福乐”，生产圣麦乐冰激凌和全仕奶。2012年，王云程去世，享年102岁。
女儿王秀芬的夫婿是老爷子王尧臣亲自挑的。老爷子在上海东挑西选，最后看中了自己厂里的会计，也是无锡同乡曹启东，也就是曹可凡的祖父。无锡曹家是绵延千年的古家旧族，相传是汉朝开国大将曹参后裔。曹启东跟王尧臣兄弟一样，也早早离开家门出去寻生活，1920年经亲戚介绍来到福新做会计，因此进入了王尧臣的视线，最后成了王家的女婿。
曹可凡的祖父母在婚后一直住在上海，先是澳门路上荣家为职工建的宿舍三新村，后来搬到愚园路805弄的锦园，那是荣家为高级职员建的宿舍区。他们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曹可凡说，他祖父其实是一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一向关注时事，同情和支持革命。在三四十年代，他们家还一度曾为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因为曹可凡祖父的三个表妹都是地下党员，他们在大表哥曹启东的掩护下，做了很多工作。而曹启东本人在解放战争期间，还掩护过多位中共地下党干部，甚至还凭借着管理福新的便利，为解放区送去了不少紧缺物资。
曹可凡的祖父曹启东参与创办了“同庆钱庄”——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在同庆钱庄边上是通惠印书馆，作为生活书店的下属机构，同样也是地下党组织创办的，曹启东也是投资者之一。在梳理这段历史时，曹可凡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已故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1949年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著作《文艺漫谈》原来就是在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这本书可视为王元化先生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解放前夕，王禹卿离开上海后，福新的面粉公司业务都托付给了曹启东，已经在面粉行业干了30年的曹启东为人很低调，自认为资历不够，还是需要荣家人来撑局面。也是在曹启东的极力劝说下，荣毅仁留在了上海，开创福新新的局面。解放初的福新，荣毅仁是总公司代总经理，曹启东是其助手。
在大局势下，1950年代，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文革”爆发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都能上高中读大学，穿戴挺括，是上只角的人。1966年的“文革”冲击则逃不掉了，这些“资本家”被赶出了洋房，工资被冻结。不过曹可凡说，相比其他家的遭遇，“我们还算好的。”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教会学校毕业，“父亲一介书生，一生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年小年夜，曹可凡请家族长辈吃了顿中饭，席上他母亲年纪最小——80岁。“这顿饭也算这本书的家庭首发式，给每个长辈送了一本。”而就在前一天，曹可凡刚刚拿到了印制出来的样书，同时在美国的三叔也去世了。对于家族史，曹可凡说，同辈人都已经不知道了，他们也对整理家族史不感兴趣。曹可凡感叹的是，早十年，他也没兴趣去做家族史整理，而再晚十年，可能就没精力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