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沧口大西洋钟表店
在我的记忆里，沧口大马路上曾经有三个和钟表有关的店：石门路与四流中路交界处的东北角是一家二层楼的青岛钟表修配四厂门市部；在长虹照相馆门前马路对面也有一个小钟表店；但规模最大的、时间最长的、影响面最广的就是位于四流中路17号的大西洋钟表店，后来改称为四流中路百货店钟表门市部。该钟表店北邻沧口三八食品店，南邻沧口五金土产店（1980年拆迁以前南邻被服商店及酱菜院），马路对面就是沧口交电商店。
大西洋钟表店成立于1956年公私合营时期，最初的店员只有从中山路亨得利调来的周寿山、仲永海以及张培森三人。“文化大革命”初期，因“大西洋”名字不适合国情，曾将店名改为烈火钟表店和四流中路百货店钟表门市部。
文革期间的国营烈火钟表商店保修券
1980年，因青岛石油化工厂在四流中路、石门路、松柏路、隆昌路合围地块建宿舍而拆除了在此范围内的这个钟表店，将其临时迁至马路斜对面的棉布店内继续经营。
1984年，青岛石油化工厂宿舍建成后，钟表店又搬回原址独立经营。由于拆迁后的店面扩大，加上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钟表店步入鼎盛时期，店员达到历史最高的15人，月营业额达近8万元人民币。
钟表店原址
当时，小青年结婚，必须要有“三转一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每一件都在100元人民币以上。当时的学徒工资每月才21元，三年出徒才拿到30多元，要想买一款“上海”牌手表，需要半年不吃不喝攒出的钱才行，可见手表的金贵程度。即使有了钱，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也不见得能买到，必须等哪位亲朋好友的单位轮上发一张购物票支援给你才行。这就看出那时钟表店的重要性来了，尤其是修表非常吃香，无论是挂钟、座钟、闹钟、怀表、手表等机械表跑得不准、不跑了、碰了磕了，或者更换、调整手表表带，都要到钟表店处理。修表师傅的工作量相当大，往往需要挨号，一个星期甚至10天才能取到。
据该店元老之一周寿山的儿子、曾经是该店员工的周文金介绍，他在7岁时，正值文革中期的停课闹革命，无学可上，就随父亲从中山路的家到火车站坐火车（因坐公交车时间长）到沧口火车站下车，步行至店里，有时就住在店里。刚开始住在店里时，各种钟表秒针的“滴答”、“当啷”声响个不停，尤其是整点打铛时，不同型号的钟表争先恐后地发出不同的当当声，非常震撼，根本睡不着觉。慢慢习惯了，后来没有钟表的声音，反而缺少点什么似的。周文金从小看着父亲等老师傅修表，耳濡目染，加上遗传，慢慢也对修表有了兴趣，直到1979年初中毕业，就在该店就业，跟着三位元老之一的仲永海师傅学徒。1983年因身体原因，承受不了上下班的颠簸，就调到就近的中山路亨得利表店，一干就是30多年。在他对技术精益求精、对解决各种表的疑难杂症锲而不舍的钻研下，成为一名远近出名的修表大师，2000年被评为青岛市劳模。
那一时期的市面上只有上海产的“上海”牌、“宝石花”牌、“钻石”牌手表和青岛产的“金锚”牌，还有“梅花”牌手表，人们尤以戴“上海”牌手表为荣。而手表带（表链）以弹簧链、坦克链表带为主，但容易夹皮肤或汗毛，后来以各种皮表带为荣，但没有弹性。
我1975年就业后好几年，才由父亲托人买了一块带日历的“上海”牌手表，价格为125元（不带日历的为120元）。由于经常跑慢，不舍得花毛八分的钱到钟表店调，就让我的一位业余修表的同事给调，结果调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调好。我家住在国棉六厂宿舍内，后来拿到离家最近的四流中路百货店钟表门市部，修表师傅打开检查发现，手表的零件需要更换了。师傅说给我换上稍微好点的零件，凑付着用没有问题。至此，我的手表一直很准地使用了十多年，所以我对该店记忆非常深刻。
说起修表来，许多人认为，有一些不道德的人可能将手表的好零件给调换了。其实，老修表师傅介绍，想偷换零件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为整个手表的所有零件都配合得非常紧密，磨合、磨损的也一样，一旦换上一个好的或者不好的零件，就与其他零件不能很好地咬合运行，所以一般来说偷换零件的担心是多余的。
对修表师傅来说，修表是一件比较辛苦的工作，时间短的也得半个小时以上，复杂点的就得两三个小时，一天平均只能修三四块手表。修表的技术好坏，主要体现在能否找出表的问题来，然后才是怎样修好。修表时，必须要戴一个小型放大镜，老师傅一般练就用眼夹着，而年轻人就用铁丝做一个架子，戴在头上，省了不少劲。拆表时，修表师傅先用一件叫做“万能开表器”的工具拆开表的后盖，再进行维修，很是省时、方便。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竞争加剧，钟表店的经营受到很大的冲击。加上各种各样电子表的出现，价格非常低，路边摊贩都可以卖表，最便宜的电子手表5元钱一块，可以戴1年，而且电子表的功能也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修表的需求大幅减少，造成了钟表店的生存困难，经过艰难的改制，沧口街上的钟表店全部成为人们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