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青岁月（7）

1983年8月13日，大连残疾青年协会成立了。社会履历空白的我，成了有组织的人。残青协会给了我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填表，第一次春游，第一次看海，第一次作品变成铅字，第一次得到组织给的生日祝福，第一次参加笔会，第一次有了文学老师。在协会里我交到了相知一生的朋友。残青协会给了我梦想和追求，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和成功的欢乐。我人生理想的根在这里。

“强者之歌”笔会

1988年1月18日到23日，大连市残青协会的福利基金会和市群众艺术馆的《星海词报》编辑部联合在傅家庄空军疗养院举办了“强者之歌”作品笔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笔会。

那是一个雪后的早晨，我们八点钟在劳动公园北门的群众艺术馆集合。我把手摇车放在艺术馆的院子里，坐上了艺术馆的面包车。车上我谁也不认识。听着别人的谈话，知道一个老人是郑团长，那一定是大连歌舞团的团长郑建春了，他作的《摇篮曲》可是家喻户晓啊。

从省歌舞团来的词作家高枫老师也是从谈话中得知的。他问一个中途上车的老人：“还认识我吗？”“不认识。” “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会儿知道了吧？”那老人恍然大悟：“啊，你是高枫！”他们哈哈大笑。原来两人的名字都叫高枫。

到了空军疗养院，我们在院里等了一会儿。因为残青协会的车还没来，联系业务的张磊和马润福的摩托车中途坏了，我们不知道房间订在什么地方。又陆续来了一些残疾人作者，我们很快就交谈起来。

由于残疾人的自卑心理，我们对近在咫尺的两位名人老师都很拘谨。为了让我们自在些，他们主动和我们套上了近乎，都说自己也是残疾人。高枫老师的腿痛病犯了，走路一拐一拐的，这样说也过得去。可郑建春也说自己是残疾人就差得远了。他穿着时尚，谈吐幽默，动作敏捷，根本不像老人哪。他说老人也算残疾人，你们要正常化，我们要年轻化，咱们都一样。

在我手里保存着一张照片，是那次笔会结束时全体参与人员的合影。今天再看这张照片，有一些人不认识，他们也默默地支持了我们，而我能记住的只有离我们最近的老师和朋友。

除了高枫老师和郑建春老师，参加笔会的老师还有市文化局戏剧创作室的李雨岷、群众艺术馆的宁岗、宫瑞芳、姜美壮、《棒棰岛周报》的张嘉树、大连歌舞团的丛宝璋、任树立等老师，真是群英荟萃啊。我们何其幸运，在初识笔墨的时候能得到这么多知名作家老师的指点和教诲。

与会的残疾人作者有丁辉、栾梅、张馨、王杰夫、刘智凯、孔浦、张晓雁、刘其平、刘利生、王淑芬、赵缄默等人。我们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家，许多朋友是第一次见面。

轮椅姑娘栾梅是个温柔多情如花似玉的小才女。

刘智凯患了强直性脊柱炎，只能站不能坐，号称宁折不弯。

孔浦和他的漂亮妻子一直是大家心中的一个谜，他们是怎样走到一起的？这疑问最后让才思敏捷的张馨给写了一首歌词《一个谜》。

大家找到各自房间安顿下来以后，老师们就开课了。他们从基础开始，给我们讲了歌词的特点和创作时要注意的一般规则和规律。在我的笔记本里记着这样几句话：

高枫说：“就像诗有'诗眼’一样。歌词也要有'词眼’，要学会炼字炼句。歌词要有诗味，耐人回味，又要明白晓畅，浅显易懂，因为听歌时没有时间思考。”

宁岗说：“歌词要唱着写，写词的人要懂音乐。”

李雨岷说：“大家写歌词也要多写散文，放开笔去写。只写歌词容易束缚思路。”

老师们的这些话对我们以后的写作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让我们受益终生。

老师们讲课也不限于歌词，对当时的文艺现象也有谈及。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由他们从容说出，弗洛伊德，朦胧诗，意象派等新鲜的概念让我们大开眼界。

对我们意义更重大的是，老师们对我们入选的歌词逐一作了点评，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自己的作品第一次得到名家的肯定，得到名家的指点，得到名家的批评，都是我们梦想不到的幸运啊。

课后，我们个个埋头苦干，一遍遍地修改稿子，一遍遍向老师请教。这些知名的作家老师没有一点架子，主动来到我们的房间，坐到我们身边，耐心地为我们解惑答疑解决问题。宁岗、宫瑞芳、姜美壮老师同时还照料着我们的生活。餐厅离得远，天冷路滑，我们几个重残者的每顿饭都是他们踏冰履雪端进端出的。

我记得高枫老师把他的一个文件夹拿给我们看，里面是他写的一首一两百字的歌词，厚厚的一沓草稿纸上满是修改的痕迹。他说还要再修改，还没达到满意。我们终于知道了他那些脍炙人口的《校园的早晨》、《黑孩子赛琳娜》是怎样写出来的。

我记得，郑建春老师把我们刚改好的歌词立即谱了曲，亲自教我们唱，让我们第一次唱起了自己的歌。

我还记得，每个晚上，郑老师拉起了手风琴，高老师拉起了二胡，刘利生和房发祥弹起了三弦，在纸笔间殚精竭虑的我们，心就飞起来了，赶紧到他们的房间里跟着琴声唱歌。有时吕世明和李扬来看望我们，还能听到世明的笛子独奏，还有李扬和哥们姐们亲热打闹的声音。

我还记得马润福用两台本田摩托改造的三轮车，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载着我和丁辉在海边兜风，在高崖之上看日出，听涛声。马大哥有一首曲子，说是给妻子写的，让我给配上词。我给他写了，但是后来他的妻子不像他想的那么好。

我还记得那些不眠的夜晚。我本来是和栾梅两人一间住在一起，可她喜欢清静，我喜欢热闹，于是我申请调到了一个大房间。几个人挤在一起，就是为了夜里说话方便。我们谈父母谈童年谈工作谈梦想，已经睡眼朦胧了，可就是不舍得睡着度过这美好的傅家庄之夜。笔会的最后一夜，贪玩的我揣着两副扑克牌到处找人“打棒儿”，可是没有人理我，大家都抓紧最后的机会，向老师们请教，听老师们谈话。

笔会上我们修改创作了八十多首歌词，群众艺术馆的老师给我们找人谱了曲，还评了奖。后来我们曾把磁带送到群众艺术馆，请老师为我们录下演唱我们歌曲的声音，但是没能如愿，因为找演员演唱不是容易的事，还涉及乐队音响等费用问题。但是在《星海词报》上，我们的名字和作品变成了铅字。主编宁岗和宫瑞芳老师，连续两期辟出一个整版刊登“强者之歌歌词笔会作品选”。以后那里就成了我们梦想的摇篮，虽说发一篇歌词的稿费只有五元钱，但对我们的扶持和鼓励是无价的。

郑建春老师的家我和丁辉还去拜访过。以后在街上也常常遇见他，每次他都关心地问我有了哪些进步，他总是鼓励我不要灰心，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总是惭愧地低了头。有一次他告诉我，在他新出的作品集里收入了我们共同创作的那首《轮椅上的少女》。他说要把书送我一本，下次见面时给我。后来，再见面时，他在医院里，再后来，他去世了，他的作品集我一直没看过。

李雨岷老师也曾在街上遇见过，他也关心地问我是否坚持写作，我无言以对。我有些怕他。他严肃认真，说话果断，他对我们的歌词点评准确中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他对我们的指点我没能好好领会，结果真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写诗就是掉在了歌词的框子里，放不开笔了。上世纪90年代，李雨岷由歌词作家转为电视晚会的撰稿人，我经常在电视转播大型晚会的时候看到他的名字，总要自豪地告诉别人：李雨岷，我的老师！

才子张嘉树是我们的同龄人，那时他很年轻，大家还不好意思管他叫老师，年轻的就叫他“棒兄”，因为他是代表《棒棰岛周报》来报道我们的。他也写了几首关于残疾人的歌词，参与我们的评奖，还得了奖。从那时起就觉得他帮残助残有了瘾，凡有残疾青年的文化活动，都有他的身影，都能得到他的扶助。不久后，他在《大连晚报》上又给残疾青年搞了个征文，培育了一批残疾人作者。现在他是大连的文化名人，头上的光环一环套一环，但是在残疾人朋友看来，那个“全国助残模范”是最耀眼最光荣的称号。不管他名气有多大，腰变得有多粗，他都是我们的“棒兄”。

宁岗老师的英年早逝令人万分震惊和不舍。去世前一年他还给我们残疾人作者讲过课，讲歌词创作。在他能力的范围内，他总是创造条件尽量给残疾人作者成长的机会，鼓励我们坚持创作。大连市音乐文学会刚成立时，他把我们这些初学写作的人吸收为会员；他在编辑《海燕》歌词版时，给我们打电话，说有稿子发给他。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好事大事做了很多，帮助残疾人只是些平凡小事，可是我们不能忘，永远不能忘。

高枫老师对我们来说是亦师亦友亦父。他父亲般地温情关怀后辈，殷切地希望我们成才。笔会以后，我们没有给他留下通信地址，以为一个知名作家不会有精力总是惦记着我们。没想到后来他真的惦记着我们，给我写了一封信，询问其他残疾朋友的情况。他恍惚记得我在大连纸箱厂工作，就把信寄到那里。多亏纸箱厂有朋友认识我，他把信收下了，后来见面时拿给了我。这一辗转就过了很长时间。我惊喜万分，给他回信介绍了这边朋友的近况。就这样我们建立了通讯联系，一直到现在。每年过年时我都要给他写一封信汇报自己的进步。而每年给他写信时我都又悔又愧又无奈，因为没有值得自豪的事情可以告诉他。有一年为了开脱自己的不争气，说明自己没有心情写东西，就向他诉了苦，说了些生活中的难心事及下岗失业挣扎求生的现状。他竟然马上给我寄了几百块钱。我羞愧无地，赶紧把钱退了回去，和他说，我还能自己养活自己。从那以后再也不敢诉苦了。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依旧写诗写词，关心国家大事，与时俱进。神奇的是他在耄耋之年学会了上网，有自己的博客和邮箱，有时还和我用QQ聊天。对我网上的文字，他还不时地给予点评。

在傅家庄那六天是我们生命里很重要的时刻。在那里我们有了一生追随的良师益友，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创作，怎样创作，我们窥见到了缪斯女神的裙裾。虽然以后我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成名成家，没有在歌词写作的路上走下去，但我们心中都有一处最温暖最绚丽的地方，那就是傅家庄笔会。笔会上的师生情文友情滋润着我们直到如今。

七律·强者之歌笔会

初溶残雪傅家庄，

海浪文思共振扬。

艺苑名人多教诲，

词坛稚笔乍开光。

日间听讲醍醐美，

夜里推敲纸墨香。

最忆师生同唱晚，

琴声不落友情长。

残

青

岁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