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慧莉/怀念母亲 / 开普饭

黄堡文化研究第496期

怀念母亲

范慧莉

我的母亲去世两年了。两年来，母亲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为人处事，常在我的脑海里出现，每次都使我泪流满面。回想起母亲，我是感慨万千，点赞无数!

我的母亲姬新民（1926_2017）出生于北关印台山。我的外祖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把一个30多人的大家庭管理得和和睦睦，家业兴旺。有四五百亩土地，还有粮店、商店、油坊、煤矿等实体。最了不起的是：他设立了私塾，请先生教自己的侄男子弟学知识学文化。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亲自送我的母亲到三原省立女子中学上学。当时在那所学校上学的学生中，只有三名是来自铜川的。

我的母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可后来的生活让我的母亲来了个180度的转弯。

我的父亲范清廉是1970年去世的。那时我的小弟一岁，大弟四岁，我十岁，三姐12岁，二姐15岁，大姐已出嫁。在那个贫穷落后，唯成份论的年代里，母亲不但要承担里里外外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承受自己是地主出身，我爸是敌伪人员这沉重的精神负担，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种种不平等待遇。我们家劳力少，年年都是超支户，分粮时要交钱。成份好的超支户，有的可以减，有的可以免，可我们家必须全交，并且是一手交钱，一手分粮。生活的艰难像一座座大山一样挡在我们的面前。1976年下了30多天连阴雨，我们住的窑洞像筛子一样到处漏雨，少不更事的我们晚上是呼呼大睡，母亲却整夜整夜不睡觉，把炕上和炕周围漏雨的地方用碗接用盆接，一个人担惊受怕，度日如年。那一年也闹地震，我们一家人坐在用玉米杆搭成的防震棚里，母亲一会看看这个，一会摸摸那个，把仅有的两元钱分成五份装在了我们身上，自己没留一分钱。

一次母亲病了，从不给人说，更不及时看，直到病得实在不行了，才一个人走到五六里外的罗寨去看病，医生说，身体弱的连脉搏都几乎摸不到了。就这样他开了点药后，又一个人走了回来……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母亲都用爱抚育着我们，用辛勤的劳动养活着我们。六十七十年代，物资匮乏，母亲首先就是想让我们不被冻死饿死，吃饱穿暖都成了奢望。母亲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在灯下给我们缝补衣服，织袜纳鞋。这些活在那时做起来是谈何容易？就拿纳鞋的第一道工序“摸圪被”来说，我现在都记着母亲当时的情景：先拿一张麻纸铺在小方桌上，然后给麻纸上抹上一层自己打的浆子，再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碎布一片接一片地铺上去，每一片都要用手摸得平平整整。那些碎布都是拆下的旧衣服。大的不盈尺，小的不盈寸，因为大点的还要用作补丁。这样铺上三四层晾干了才能用.。仅这一步都是这么费力费时，做成鞋就更不用说了。

民以食为天。穿是让母亲最辛苦的事，吃就是让母亲最为难的事。那时生产队分粮，由两部分构成：劳动日粮和口粮。劳动日粮就是按挣的工分分的粮。我们家没有男劳力，只有母亲和二姐两个人挣工分，这一部分也就分的少。口粮就是按人口来分粮。可是他们的分配方案是按“台台分“，就是把人分成不同的年龄段，年龄越小分的越少。我们家只有母亲和二姐能吃到最高的一等，我们四个一个比一个少。人常说：半大小子，吃怕老子。正长身体的时候，吃得自然多，可粮分得偏偏少，这让母亲难死了。把家里仅有的粮食精打细算：总共有多少，这一次磨多少吃到什么时候，下次磨多少吃到什么时候都要算得清清楚楚。为了节约粮食，母亲把我们唯一的零食“馍”都锁了起来，沾在碗上的饭渣都要吃得干干净净。可是我们不能添碗，母亲说那样太难看。那时吃的几乎全是包谷面，只有在过年时能吃到掺有白面的馍馍，就这母亲还要蒸点包谷面馍自己吃，把有白面的馍留给我们吃。我还傻呼呼地问过母亲：“妈，你爱吃啥?”母亲迟疑了一下，说能吃饱就行了。有一年清明前后，我们几乎没啥吃了，母亲就托我纸坊的姨哥买了一架子车洋芋，这才渡过了危机。那一架子车洋芋可是我三个姨哥从纸坊用人力拉到我gai村家里的，有近三十里路，还要上又弯又长的大上坡。我们家人一直对我的姨家和舅家怀有深深的感激，我们最困难的时候，是他们帮忙救助了我们。

我是1981年开始工作的,那时一周是六天工作制。11月份的天说黑就黑，星期天我回到家感觉还没呆多久时间就不早了。我对母亲说：“明天早上我没课，我想在家睡上一晚上热炕，明天去学校，赶上下午上课”。母亲回答说：“有个工作不容易，你要珍惜，好好工作，上班时间就应该在学校里”。听了母亲的话，我赶紧就出发。一路上走得很快。天冷路远，路上几乎没有行人，空旷的原野上，风声忽高忽低。我走着走着，心里不免有点害怕，脚下也没那么快了，感到头皮都有点发紧。就在这时，我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喊：“四姐，四姐!”我仔细一听，原来是小弟的声音。我扭头一看，远远地看见母亲和小弟的身影，又听小弟喊到：“姐，妈说你不要害怕，我们在护送着你，快点走吧! ” 我转身走时，泪水已模糊了双眼……

等我再次回家时，小弟说他和母亲把我一直护送到李家沟，等他们回去时，天已经很黑很黑了，小弟还开玩笑说那叫“跟踪追击。”

我母亲就是这样爱着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爱着她的事业。

我母亲先后当过23年老师。1951年，领导把母亲分到一个偏僻的农村小学，母亲一个人带着大姐，住在没有门扇和窗扇的办公室里，晚上用课桌和板凳堵上门窗。其他老师放学后都回家了，没有围墙的校舍里，只有母亲和两三岁的大姐。何等艰难，难以想象! 可是母亲没给领导诉过苦、提过要求。1961年精兵简政，我母亲退职回到家里，在gai村小学教书。 64年因“社会关系特别不好”被迫停止工作，高考制度恢复后母亲又走上了教师岗位。她爱校如家，爱生如子。在改村小学工作时，开学队上没钱买办公用品，母亲就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支持学校的工作。教过的学生，哪怕已经是白发苍苍都依然爱母亲敬母亲。母亲去世后他的学生们专门制作了横账，上面写着：“精心耕耘桃李满园一生精明受人爱戴。 ”她的学生代表原二中校长石万兴作了讲话，饱含深情，句句感人。他的一句话我清楚地记得：”姬老师像母亲一样爱着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家贫的学生……”

我母亲知书达礼，心地善良，待人宽厚，和睦乡邻，关爱亲友，在村里甚至更大范围内是有口皆碑，人们都尊她“姬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