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的使命、愿景与实践探索

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政策导向，并确定了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目标。面对新使命新要求，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必须推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2019年，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要求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2020年，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对新文科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新文科“新”在哪里？为什么要建设新文科？如何建设新文科？本版组织几位青年学者，立足自身研究领域，围绕新文科建设的热点话题进行研讨，并邀请两位专家予以点评，以期对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有所助益。

与谈人

　　莫蕾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硕旺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汪诸豪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

主持人

　　崔 佳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特聘副教授

01

新文科建设是新时代新使命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主持人：2020年11月召开的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了《新文科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了新文科建设的共识：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提升综合国力、坚定文化自信、培养时代新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文科教育融合发展都需要新文科。我觉得，新文科建设的提出、《宣言》的发布，不是对过去多年来我国文科专业建设和积累的否定，而是对接下来我国文科全面继续发展提出更高、更系统的要求。在各位看来，新文科“新”在哪些方面？

　　王硕旺：我理解，新文科的“新”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从国际形势看，全球性挑战日益严峻，国际秩序和大国关系持续调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从国内形势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时代背景赋予高等学校文科建设以新的使命。当前，以国家主流文化、民族价值观、社会制度优越性和国际影响力等为重要指标的国家软实力竞争日益成为国际竞争的新焦点。高等学校新文科建设应当在服务国家应对复杂国际国内形势、服务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同时，解决与人们思想观念、精神价值等有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第二，新的学科范式。高校传统文科建设的突出特征是以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为基础，一方面突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自洽性，另一方面却也造成了不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即便是在综合性大学，学科之间也很少有交叉融合。新文科则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第三，新的技术支撑。传统文科主要遵循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学科发展主要依赖文献资料的收集、整合和解释。而新文科则旨在借助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手段，开辟文科发展的新视野和新领域。

　　第四，新的评价机制。传统文科发展范式之下，学科质量评价主要观测学位点层次和数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学术论文和论著发表，以及各级各类科研获奖等静态显性指标；新文科建设则在优化显性指标的基础上，强调学以致用，突出强调问题解决与行动能力、高素质人才供给能力等动态化隐性指标。

　　莫蕾钰：在我看来，新文科的“新”主要体现在学科融合和机构运作两方面变化上。

　　一方面，跨学科融合方式的变化。我对王老师所说的“新的学科范式”作一点补充。在新文科建设中，学科融合的出发点是人才培养、文化创新、产业革命等各方面实际需要，而非刻意寻求两个学科之间形式上的交叉，融合应是自然和谐的，注重以问题导向为引领，对新文科建设的评价，也应侧重于问题是否得到妥善解决。

　　另一方面，新文科院系及研究机构运作方式的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国民素质普遍提升，新文科运作模式也应作出相应调整。例如，教学与培训要体现出柔性定制、以人为本和质量保障的特征；科研应结合各自学科特点，全面探索如何综合体现学术、思政、文化、美育等价值；在组织治理上，文科院系及研究机构应找到自己独特的资源交换路径与社会网络定位，在不违背学术规范与伦理的基础上实现自给自足、发展壮大；在品牌建设上，努力打造特色、优势项目与专业，善于利用融媒体渠道宣传优秀教学科研成果，为广大师生、校友营造归属感与荣誉感，积累良好声誉与社会影响力，为未来发展提供基础。

　　主持人：如此看来，新文科由变而新，从使命到内涵都得以深化拓展。那么，应如何理解新文科建设的价值？

　　王硕旺：学以致用是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而高等学校的社会服务职能是通过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方式实现的。与此同时，新文科建设虽然强调学以致用，但这并不等于学科发展要走向市场化。新文科应坚守文科建设的逻辑，突出文化对人的陶冶功能，这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缓慢生长变化的过程，也决定了新文科建设不可急于求成。

　　汪诸豪：中国高等教育要实现内涵式发展，进而立足当下、面向世界、赢得未来，成为提升中国硬实力、软实力的重要引擎，就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和新文科建设。而新文科作为其中重要一环，可为新工科、新医科和新农科的发展提供方向、标准、价值判断等，事关高等教育全局，自然不能缺席。

　　具体而言，新文科建设强调既要传承传统又要融合创新，实现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以文史哲修身铸魂，以经管法治国理政，以教育学培元育才，以艺术学化人美人，通过文科教育的融合发展以及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引领带动文科专业建设整体水平提升，进而培养出充满自信心、自豪感和自主性的新时代文科人才，更好地担当起传承中华文化、传播中国声音、创新中国理论和开创中国未来的责任和使命。

02

以理念更新和制度创新凝聚新文科建设共识

　　主持人：近年来，新文科建设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领域、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自建设目标提出后，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校都在理念、政策等层面作出了一系列探索，可以说，新文科建设的愿景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么，如何才能推动美好理想变为现实？

　　王硕旺：从理想变为现实，关键在于提升新文科建设的可操作性，这至少需要经历理念认同和制度建设两个环节。

　　一方面，形成理念认同。教师是教育改革的关键因素，推动新文科建设，教师绝不是旁观者，而应当是积极参与者。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以学生为中心、跨学科融合发展的新文科建设新理念，首先应当树立在广大高校教师头脑中。应面向全体教师开展新文科建设相关培训，确保全体教师能够理解新文科建设理念，进而理解新文科、接受新文科，形成合力，积极投入新文科建设改革实践之中。

　　另一方面，推进制度建设。新文科建设是学科建设范式的重要转换，需要重构高校学科管理制度。从学校内部治理角度看，应实现从“大学办学院”向“学院办大学”转变，充分落实院系的办学自主权，从人才培养和知识生产两方面打破学院与学院、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壁垒。在文科与文科、文科与理科、文科与工科、文科与医科等学院之间建立广泛的学分互认制度和合作科研制度，推动跨学科协同创新发展机制。

　　莫蕾钰：针对王老师讲的，我还想做两点补充。从更新理念到制度建设这段历程，应包含形成共识、制定规划等阶段。

　　其一，理念变共识的阶段。任何改革都会遭遇阻力与风险，既得利益与路径依赖会让原有模式难以突破，新文科建设亦如此。通过近年来的探讨与实践，我们发现，不少理论研究者、机构管理者和一线教师对新文科建设存在不理解之处，由此导致参与积极性不高。新文科建设理念必须经由充分且恰当的方式进行推广，把改革的必要性、发展的趋势讲清楚，充分听取和吸收公众诉求，促使建设理念转化为发展共识，才能激活人们参与改革的自主性。

　　其二，共识变规划的阶段。新文科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系统工程，需要确定相对长远的目标、明确各类资源保障，而其重点则在于获取教育管理机构的政策与资源支持，以及学校层面的助力。相对于工科、医科来说，大部分文科专业本身获得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弱，因此新文科建设更适合由上至下的推动方式，即以规划的方式开展。这样一方面有利于整体监督与推进，另一方面也更容易获得资源与组织支持。而学校层面的助力，则能有效协调各院系间关系，避免在资源分配中产生争议，增加在合作机制上突破的可能性。

　　汪诸豪：目前，各高校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陆续研究制定了本高校新文科建设方案，但这仅仅是开始。真正实现中国文科大发展大繁荣，只有顶层设计还不够，更需要全国高校广大文科教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自我突破。对于新文科建设探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既鼓励创新，也允许试错。

　　更为重要的是，新文科建设要有跨越时代的学术大师和传世的学术作品来支撑。为此，应坚持对高端文科人才重点支持和对广大青年学者鼓励扶持并重，注重发掘和推广优秀文科成果。需要注意的是，文科成果与理工科成果的一大区别是，前者不仅难以量化评价，而且需要经受时代发展的检验。另外，还有些优秀的文科作品甚至出自名不见经传之人而非名家之手，这就涉及完善优秀文科作品发掘和推广机制的问题。这些都是新文科建设由愿景变为现实必须重视的方面。

03

扎根实践，拓展视野，在创新中探索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发展之路

　　主持人：据我了解，各位老师所在的学校或专业，近年来都在新文科建设领域有所探索和创新，想必一定积累了经验、发现了问题。请结合已有实践，谈谈如何建设新文科？有何具体的工作构想？

　　王硕旺：我主要从事教育学研究，而教育学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首先要回答好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从我所在学校的实践看，为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教育学院积极推行本科生分类培养，搭建了学术导向型和创业就业实践导向型两大平台。其中，学术导向型本科重点培养学生的基础理论素养，使其掌握多种研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创业就业实践导向型本科重点培养学生的现代教育理念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能力。学院还设想与兄弟学院合作搭建跨学科人才培养平台。例如，针对学术导向型本科，教育学院可以与经济学院、管理学院、计算机学院合作，达成学分互认，为学生攻读教育经济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技术学等方向的研究生奠定基础；创业就业实践导向型本科，教育学院可以与物理学院、化学院、数学学院、外语学院等合作，达成学分互认，为培养中小学教师服务。教育学院还可以通过“4+2”联合培养的方式与兄弟学院开展合作育人。比如，学生在物理学院学习4年，夯实物理学科知识，取得理学学位，然后进入教育学院，攻读为期两年的物理教育专业硕士，夯实现代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学方法。这样培养的初高中物理教师，比传统的单一学科培养的物理教师有更强就业竞争力和岗位胜任力。

　　基于这些实践和构想，我觉得，推进教育学新文科建设，要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推进教育学知识生产改革，敢于突破学科边界和学院边界。当然，这些建设“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不同学院间的学分互认、学生管理等方方面面工作，需要学校层面乃至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协同推进。

　　汪诸豪：作为一名法学专业的青年教师，我认为，迎接新文科建设，中国法学教育应致力于在以下三方面实现突破：

　　一是法学教育要走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道路。放眼世界，在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法学专业的学科设置和人才培养大多有别于其他文科专业，而与医学专业有些类似，即都有着鲜明的职业特点，聚焦专业型人才培养。具体体现为，法学专业在入学资格要求、人才培养方案和授课模式、学业难度和强度、与实务部门和行业协会合作、法律职业精神培养、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衔接等各环节上都应朝着高水平职业化教育的方向发展。

　　二是法学教育应积极探索跨学科联合培养模式，走出“法学+”人才培养新路。复合型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丰富法科生的个人知识储备、提升人文素养，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例如，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涉外法律人才需求量激增，同一所高校内乃至校与校之间的法学专业和外语专业强强联合势在必行。再如，我国正在加紧建设智慧法院体系，急需法学和计算机、数学、人工智能等专业展开密切合作，实现人才联合培养。从法学研究角度看，“法学+社会学”“法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文科专业的深度结合都有助于打破单一学科思维壁垒，提升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三是中国法学需要走向世界。中国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必须要能够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多元化的涉外法律服务人才队伍是我国参与国际治理的重要资源，是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力量。但平心而论，目前我国具备国际视野和实战能力的卓越法律人才资源依然较为匮乏，国内高水平法学院应当在提升办学条件、壮大师资力量、创新学生培养模式等方面积极开拓，开展高层次、多样化的国际交流和中外合作办学，争取尽早整体跨入国际一流方阵，立中国法学教育品牌。

　　莫蕾钰：经济与工商管理学科具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方面，招生就业均有基本保证，这会造成这一专业的发展路径依赖更强，新文科建设改革可能面临的阻力更大；另一方面，由于招收的学生较为多样、平时研究对象多为企业，故而在文科专业中对新技术、新业态、新趋势、新问题的认识最迅速最前沿，教师、院系对招生就业市场、学生学员反馈最敏感，这也使得学科的改革动力与能力最充分，是最适合作为新文科建设试点的学科。在具体工作中，新经管学科的建设需要盘活资源、紧密联系、改革制度，从而实现人才培养模式与组织治理模式的全面创新。

　　一方面，清晰盘点企业与院校的资源和结合点，如企业的资金、设备、实践素材、企业导师，以及校园技术与文化专利、师资、空间，双方所获得的独特创新创业政策支持。灵活运用这些资源，改变传统院校培养机制和成果认定方式，实现合作模式的创新，进而重塑关系。

　　另一方面，将企业与院校、教师与院系、教师与学生、教师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化，构建更加平等、和谐、灵活的合作模式。在校企或院企关系上，要有长期互利共赢的运作模式，互相有资源优先利用权与选择权；在教师与院系关系上，应加强院系对教师职业生涯规划与个人生活上的帮助，从而增添教师对院系的归属感、使命感；教师与学生尤其是与企业进修学员要建立更平等的交流机制及长久互利的社会网络，丰富与改善双方的人际资源结构；教师之间打破学科及学院壁垒，建立灵活的项目团队关系。在此基础上，完善相关制度，培养善于创新整合，能深入各行业、纵横海内外的优秀人才。

　　主持人：通过讨论不难发现，各学科开展新文科建设，有差异更有共性，那就是，都在致力于探索一条中国特色文科教育发展之路，构建世界水平、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这项事业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并有着充满光明和希望的未来。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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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卢晓东：

　　“新文科”概念提出后，我国高等教育主管机构期待以此推动中国高校本科专业中跨学科专业的发展，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这种努力成为国家高等教育政策指向的一个重要方面。事实上，在此之前，这种探索就已在部分高校展开。例如，2008年，北京大学就设置了典型的新文科专业“政治学、经济学与哲学”，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也设置了这一专业，之后，这一专业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先后开设。但从全国范围看，新文科实践仍显不足。《宣言》的发布，相信会对新文科专业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新文科主要是指本科专业中跨学科或者以问题为中心的专业，在教育实践中需要将来源于多个学科和院系的课程组织起来，因而需要大学进行扎实的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例如，打破院系界限、建立学生在全校范围内可以自由选课的完全学分制、实施住宿学院制度（如北京大学元培学院）等。此外，由于我国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期间形成了单科化情况，因此新文科建设还需要多所高校在区域内以“联合学士学位”的方式完成，这也是新文科建设的可能路径。2020年7月，同属成都地区的西南财经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联合设置了“金融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联合学士学位专业，这是全国率先实现跨校联合的新文科专业。

　　几位青年学者关于新文科建设的对话，呈现出当下青年学者对新文科建设的真切关心，呈现出不同地区、不同学科背景高校学者之所思，这是中国高校新文科发展最扎实的力量所在。新文科是新事物，唯有青年学者的参与和奉献，才能以开阔的新观点、新视角，把文科之“新”带入当下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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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文科建设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一，新文科要实现学科建设范式上的突破，必须海纳百川，勇于创新，与其他学科有更多更深的交融，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好的研究范式，向更科学、更符合文科发展的方向推进。其二，新文科建设要更加准确服务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从而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率效果，发挥新的动能。其三，新文科要为中国文化建设贡献力量，尤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所取得的科技与经济成果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可，而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的展示还有待加强，亟待新文科工作者们用中国故事打动人，用中国文化感染人，用中国文化影响世界。

　　青年教育工作者是最具活力的群体，他们具有跨学科思维和国际视野，敢想敢干，是实现学科设置、培养模式、项目设计、师资队伍建设等系统性全方位改革的重要推动者，理应成为新文科建设的主要实践者。在这场对话中，我们看到，青年学者探讨新文科的创新点、建设价值和建设路径，虽然学科背景不同，在部分问题的诠释上也存在差异，但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对新文科建设的国际形势与国内背景有着统一而深刻的理解，既勇于借鉴其他新学科建设的国内外先进经验，又能从学校和学科实际出发提出本土化的改革建议来推进工作；既能意识到对外传播我国文科成果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又能反思和推进学科评估、机构运营等国内相关制度的改革。

　　当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文科建设的首要前提还是要立足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服务，为办好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服务，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是包括新文科建设在内的任何教育改革都必须坚守的价值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