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顺青花与杨氏家族

1989年8月，时香港市政局辖下的香港艺术馆从香港杨氏家族征集到一件珍贵的明“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贴塑螭龙长颈瓶（以下简称“天顺五年瓶”）。明代陶瓷史上的所谓空白期指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共29年，其中天顺一朝存在仅7年（1457～1464年）。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已知可靠带天顺朝年号的青花器仅有如下5件：

天顺五年铭青花缠枝牡丹贴塑螭龙长颈瓶 高31.3、口径4.4、底径10.4厘米

铭文：“夏梅田都铎源汪村社奉佛弟子程、妻郑氏，喜舍香炉壹付入本里华林供养，伒（祈）俅（求）宦途清吉，天顺伍年秋九月吉日题。”香港艺术馆藏

1．1988年香港杨永德捐赠北京故宫博物院之“天顺年”铭青花波斯文筒式炉；

2．山西省博物院藏“天顺七年大同马”“大同马氏书”铭青花波斯文筒式炉；

3．山西私人藏“天顺三年”铭青花人物图盘（残器）；

4．江西南昌县博物馆藏“天顺叁年吉日置用”铭青花方形砚；

5．香港艺术馆藏天顺五年瓶。

万历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双耳炉（残）

铭文：“江西抚州府金鸡县寓温州府瑞安县碗店洪进十同熬景十喜舍香炉一副入于关爷前供奉祈保买卖亨通。万历十一年吉日立”。故宫博物院藏

天顺五年瓶实为佛前三供之一：

天顺五年瓶铭文自铭为“……奉佛弟子……喜舍香炉壹付……”。说明它是古代的佛前供器之一，供佛器在佛教仪轨及仪式中占有重要位置，除了弘法功用，其造型和装饰等还有助于宣扬、阐释佛教教义，而陶瓷供佛器是历代供器中的一个重要门类。据研究，以成对供器供佛至迟在金代已经出现，“组合式陶瓷供佛器元代开始多见，‘三供’（香炉一、花瓶二）、‘五供’（香炉一、花瓶二、烛台二）等逐渐成为常见的陶瓷供佛器形式，并且出现了记载供奉人及供奉事由的详细铭文（一般称为‘记事款’）。

天启三年铭青花云龙纹大炉（残）

铭文：“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里仁通津市信士方文祖室人陈氏李氏男方子舜女接英招英喜奉香炉花瓶一副于长寿庵佛前供奉祈保合家清吉富有攸归天启三年冬月谷旦立。”广东省博物馆藏

陶瓷‘五供’是在元代‘三供’基础上发展来的，但却并非佛教专属。道教也有‘五供’之说，是指斋蘸仪式组成的内容之一，在拜表、施食、炼度等仪式中皆有五供一节。……从整体上看，元至明代陶瓷供器组合以‘三供’居多，标准的一炉、二瓶、二烛台形式的‘五供’不晚于明末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并流行于清代。”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天顺五年瓶是明代天顺时期程及妻郑氏专门从景德镇订制并供奉于华林某一寺庙的佛前三供或五供之一。但问题是其自铭的载体分明是花瓶而非香炉，如此，似乎有文不对题之嫌。

青花蒜头瓶 高37、口径5.6厘米 河北民俗博物馆藏

事实上，类似天顺五年瓶这种顾左右而言他（即在器物自铭中不提及自身器名反而言及同属一组的其他供器）的落款方式，虽然较为罕见，但也并非孤例。如山东泰安市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明万历己亥年纪年铭“青花云龙纹瓶”，其自铭为“……程时振敬造大青花瓶壹副……”，就图片观察，此器与传世一批原为双耳三足鼎式炉的残器一样，器口、双耳、三足均缺失。

天顺五年瓶 高31.3、口径4.4、底径10.4厘米 香港艺术馆藏

笔者曾致电山东泰安市博物馆研究部就其保存状况查询，得知其“原用于插配双耳的器肩处对称双方孔，以及器腹下等对三圆孔，被（后）人以不知名材质填补以充瓶罐之用”，成了名副其实的“大青花瓶”，然而其复原后实为双耳三足鼎式炉，此器自铭中同样不提及自身的载体—香炉，故天顺五年瓶当初订制时至少应该也是一套完整的佛前三供（或五供）。香炉具体已不可考，但同属一组的另外一件花瓶，笔者以为就是现藏河北省民俗博物馆的一件无款天顺青花缠枝牡丹纹蒜头瓶，据穆青《明代民窑青花》一书介绍：“香港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带有‘天顺五年’记事款的缠枝牡丹纹瓶和颈部堆贴的蟠螭与河北省民俗博物馆的蒜头瓶完全一样。从照片上不难看出，香港艺术馆的藏品口部残破后锯掉了一截，底部的圈足也已缺损，复原后应当也是一件蒜头瓶”。

顺治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炉（残）

铭文：“山东东昌府清州席厂街三义庙供奉炉瓶一案顺治十一年四月初三日信士董世瑜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天顺五年瓶残高31.3厘米，若（瓶口及圈足）复原后高度与河北省民俗博物馆藏品（高37厘米）相当，且二瓶在造型纹饰等工艺上均惊人的一致。退一步而言，就天顺五年瓶自铭中“奉佛弟子”和该瓶高度分析，它也只能是佛教三供或五供之一，而非明代以来开始流行的文人书房清供雅玩“炉瓶三事”之箸瓶。至于说同属一组的三供为什么一件有款一件无款，这很可能是受到当时的习俗、禁令或宗教等客观条件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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