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春节姥儿家——秧歌队来了

看秧歌 郭颂

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破五的早晨，

从大队部场子里传来了阵阵的锣鼓声，是高坎的秧歌队来了。我和妹的孩子都急赤白脸地闹着，“妈，看秧歌去！” “妈，快走啊！”舅的女儿敏头歪着脑袋正在梳头，“着什么急？呆会儿，离开场还早着呢。” 其实我和妹的心也早被那锣鼓声唤走了，见孩子们跑出门外也就势跟了出去。敏头儿半路追上了我们，头上还精心地别了一只绸子做的蝴蝶发卡。

大队部的场地还空着呢，只有一辆大卡车载着一车人在那儿敲锣打鼓，从他们披着的旧军大衣敞开的地方，隐约可见五颜六色的彩衣。我和妹在场子里转了一圈就往外走。门口处一个妇人上下打量着我和妹，怯生生地瞄着妹说：“你？你是小艳儿吗？”“你是？你是福玲？”  妹也把不准。“是的！是的！”妹小时候在姥家一呆就是几个月，我只是偶尔去一两次，住上几天，因此福玲不大认识我。“那是你？”  “那是我姐，” 妹好兴奋。“那土坡子上站的是我的儿子，九岁。”  那电线杆后面的是我姐的儿子，八岁。” “敢是，都那老大了。”  “你怀里抱的那是？” 小女孩见我们指着她，嘴角上翘，微微地笑了。“我那啊更大了，大闺女十五了，二闺女十三了，儿子十二岁啦。”  我的妈呀，听妹说过福玲，跟妹一般大，不过三十四五，怎么这多孩子，我心里话儿，脸上依旧笑。当然，福玲那华容早逝，干燥皱巴的脸上也满是笑，因为她也有儿子啦。

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咚锵！锣鼓敲的更响，人们陆续地往场子里走。“糖葫芦，新粘的，”  “冰糕，冰糕！” 已有两三个小贩在那儿推车叫卖。“妈，我吃糖葫芦。”  “妈，我也要。”  我拿钱大步上前，敏头挡住了我，“别去，你俩这儿等着，我去买。”  “不！还是我去”，其实孩子们早冲到卖糖葫芦的老头儿身边去了。“唉！真是的你俩不懂，让我来，葫芦多钱一串？”敏头问。“四毛一串”卖的说。妹和我的孩子早各拿了一串，我交了钱，五串两块。敏头说：“亏了，亏了，他见你们是城里人，就抬价，昨儿还三毛一串呢。”  我咬了一口觉得这山楂比城里的大比城里的甜。核也被抠的干干净净的，嚼在嘴里与冰糖和在一起很好吃。看秧歌的农村孩子手里也有拿糖葫芦的，也有拿冰糕的，还有拿大哥大的，您别奇怪，那不是真的大哥大，是一种外形像大哥大，里面装着类似城里叫做喜乐的一种饮料。我和妹的孩子自然也不会放过这个稀罕物，各自来一个举在手上，连吃带玩。

突然，一声悦耳的唢呐声响起，嘀嗒啦！嘀嗒啦！老乡们都哗地一下住场子中间围拢过去，秧歌要开始了。我和妹慌忙往里挤，找不着合适的地界儿，敏头喊我们：“大姐，二姐这来。”原来敏头早为我们站好了地儿。敏头身边的人见我俩儿是城里来的，忙客气地让出了一条道，我和妹以及孩子们终于站稳了脚。大片的人已经站好，我用眼一扫，哇，这九十年代的农村简直就是一个社会的大交叉路口。有穿缅裆裤棉袄撅撅着的老太太，有烫着三角妆穿着时髦仔衣的姑娘、有穿着旧的卡蓝上衣依旧是一副农民打扮的壮汉子、也有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俊小伙、有鼻涕邋遢的只穿着个空身棉袄的孩子，也有穿戴整齐遍身童装像个城里人的娃娃。不管穿戴的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的脸一律红扑扑，黑黝黝的，难怪刚才人们为我们让路，我和妹的脸都带着城里人的特点白中透黄。

嘀嗒啦！嘀嗒啦！秧歌队的人们都靠着墙捆好了脚上的高跷。嘀嗒啦！嘀嗒啦！他们配着唢呐声扭过来了，足有二十多口子，个个都高出常人两头多。他们贴着人群使劲往外赶场子，人们在他们晃动的舞姿下不断往后退。如果把刚才的场地比做一个碗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是一口锅了，锅中自然是沸腾的焦点。

一个穿着京剧戏装的美娘子走过来了，宽袖、蜂腰、粉嘟嘟的一团，由远至近，我盯住她，没想到走近一看竟是一个将胡子刮的干干净净脸上涂着一层白粉的小伙子。一个穿着偏襟黑棉袄，头戴黑绒棉帽的老娘子过来了，她手里还拿着个一尺来长的水烟袋，时不时地滴溜溜转那么几遭。走近一看，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个儿不高还弓着个背，活脱一个老太太，这次我想没猜错，可敏头却说：“错了，他是个老爷子，今年六十多岁了，是秧歌队的领班儿。”  突然妹惊呼，用手拽了我一下，“姐，瞧那个，穿绿花袄的那个。”  “咋啦？“  我顺着她的手看过去也笑了。一个圆脸的大胖媳妇走过来了，看样儿是个孕妇，将军肚隆起，两个大妈妈鼓鼓的，左摇右晃的，真逗人，走近一看，依旧是个男人扮的，嘴大大的，口红涂的超出了嘴角。妹见他诡秘地朝着我们笑，就忙送上一句话：“扭的真好！” “谢谢啦，北京人。” 说着随着队伍扭远了。

秧歌队里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女孩子，但她们大都显得十分扭捏，步子迈得不开，身子摆的不活，脸上表情十分拘谨，唯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儿最惹人爱，她扮的是哪吒，头发中分梳成一对抓髻，黄袄黄裤，手里玩着两个飞火轮，上下翻飞，她站到哪儿，哪儿的人群就响起笑声。

大路的秧歌扭过之后，便是带点故事情节的秧歌上场了。驴！儿子喊。这节目我在电视里看过，演员只有两个，一个小媳妇手里抱着个娃娃坐在毛驴上，一个是她的丈夫手里拿着个鞭子在地上赶脚，奥妙全在驴子女人一个身上，但真人演的我还没见过。刚一上场驴还老实，小媳妇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的，两眼笑的眯成了一条缝，怀里的塑料娃娃也一声不吭。可一会儿就不对劲了，孩子哭，驴儿叫，鞭子噼啪，赶脚的丈夫，左右颠颠地跑，一会儿牵，一会儿推，妇人也掩面用手绢一下一下地抹泪。我在下面也急得什么似的：这驴怎么那么捣蛋，不出五分钟，竟卧了三四回槽。故事，全是故事，一片平静还有什么看头。

毛驴退下，便是花轿上场，这出戏比上出人多，一台花轿八人抬，中坐一新娘子，妩媚，娇柔，当然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那儿搔首弄姿。轿后簇拥的是送亲的人，新娘子一会儿作揭帘偷看状，一会儿低头窃笑，一会儿捂着脸又似伤心落泪。抬轿的人也很忙，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一会儿拐弯儿，一会儿直行，不断地调换着轿的位置，身后送亲的人各拿着一份嫁妆，舞来舞去，真事儿似的。

至此，秧歌已扭到了高潮，看秧歌的老乡们也由这娶媳妇的热闹场景，带到了欣喜若狂的境地。

嘀嗒啦嘀嗒啦的唢呐声已经终止，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场子上的人们脸上个个都是光亮的，我和妹的脸也由于兴奋变得绯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