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志中的羌人

                                               吴明冉  曾晓梅   严木初

〔关键词〕羌人  唐代 碑志  宗教

〔内容提要〕魏晋南北朝时古羌人大量内迁，时至唐代，受汉文化影响愈加深刻，民族融合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丰富的唐代碑志为研究古羌人提供了真实可靠的依据。根据这批资料，结合传世文献，考察羁縻制下内附羌人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与各民族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0483(2013)04 － 0072 － 06

〔作者简介〕吴明冉，女，1988年生，西南大学文学硕士，现为阿坝师专藏汉双语教育系教师; 曾晓梅，女1964 年生，阿坝师专图书馆研究馆员; 严木初，男，1963年生，研究生，阿坝师专双语教育系副研究员，邮编623002。

     唐王朝建立了空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间留下的大量碑志，成为研究唐代历史、宗教、民族、语言文字等多领域多学科的重要资料。其中，不少碑志蕴含着丰富的古羌人信息，我们据此条分缕析，考察古羌人在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姓氏和婚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于研究羌族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各民族大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羁縻制下内附羌人的地位

唐朝中央政府对羌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推行羁縻制度。羁縻制度萌芽于秦汉，成熟于唐代。《新唐书·地理志七下》“羁縻州”记载:“唐兴，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①用羁縻府州安置内附的各少数民族，并根据其领地大小、人口多寡，分别建立府、州、县，因俗而治。全国总计856个羁縻府州，按地区分别由关内、河北、陇右、剑南、江南、岭南诸道管辖，以此来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以确立、巩固少数民族地区与唐王朝

中央政府的领属关系，同时又给予少数民族较大的自治权。所有的羁縻府州，均由该地区的民族首领担任都督、刺史。

    古羌人在历经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后，有很大一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因此，到隋、唐时，羌族主要聚居地区已大大缩小。从文献上看，这一时期羌族的主要聚居地区，除了他们的原始居地河曲及洮水、白龙江流域而外，主要就是岷江上游、黑水流域及其西北直至今青海南部一带”②。“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③。贞观三年(629年)，南会州都督郑元璹遣使招谕，党项羌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唐太宗“列其地为轨州，拜步赖为刺史”，“其后诸姓酋长相次率部落皆来内属，请同编户。太宗厚加抚慰，列其地为崌、奉、岩、远四州，各拜其首领为刺史”④。贞观九年岷州都督刘师立招诱党项羌，“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⑤，安置其众在今岷江上游及甘青交界的羌人居住区。贞观初置羁縻州九个，后归属部落增加，设州渐多，至天宝十二年(753年) 仅松州都督府就有104州⑥。羌人地位及其在羁縻府、州、县担任选官或世袭官职的情况，在碑志材料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下面就墓志作具体分析。

1． 永徽元年(650 年)《金行举墓志》，河南省洛阳市出土。金行举时任“车骑将军”，“陇西伏羌人也”。其“父达，周芳州刺史，雄才盖世，英略佐时”⑦。“合川，秦、汉已来为诸羌保据。后周武帝逐诸羌，始有其地，置合川县，仍于县置叠州，取郡山重叠之义。旧治吐谷浑马牧城。”“武德元年(618年)，置芳州，领常芳、恒香、丹岭三县。神龙元年(705年)，废芳州为常芬县，隶叠州。”⑧金行举之父金达既为羌人部落酋长，又为芳州行政和军事长官。他不像汉族官吏一样是通过考取功名获得官职，而是率领整个部落参加府州政权;他

与当地羌人之间不仅有统属关系，更有亲长关系，体现了氏族部落社会的特点。按部落酋长世袭制原则，部落酋长在唐朝政权机构中的职位也是世袭，如哥邻羌，西山第一大羌部。其王董卧庭卒后“赠武德州刺史，命其子利啰为保宁都督府长史，袭哥邻王”⑨。唐王朝政府承认其世袭，但须经过王朝审批册封方为合法。金行举未世袭其父刺史职，大概是未得审批，而“授承御上士，寻迁车骑将军”⑩，这从另一角度说明，内附后的羌人，可依据个人才学、实力获得文武职官，不排除通过科举进阶的可能性。车骑将军，汉制，为将军名号，位仅次于大将军、骠骑将军，地位相当于上卿或比三公。魏晋南北朝多沿置其名，但地位已经下降。隋车骑将军属骠骑府。唐贞观元年(627年)改“车骑将军为游骑将军”⑪，但在唐代碑志中仍见此职官名，如龙朔三年(663 年) 《贺兰淹

墓志》“大唐故车骑将军贺兰君墓志”⑫; 乾封二年(667 年)《王道智墓志》“唐故左骠骑左一车骑将军上柱国”⑬。考其原因，一是唐朝建国之初，多沿用旧制;二是唐朝“官名品秩，屡有改易”是在高宗永徽(650 ～ 655 年)之后⑭，与墓志显示的时间基本一致，在这个时期唐朝军政体制改革尚在不断调整中。

2． 开元十五年( 727 年)《理县朴头题记》，摩崖刻于四川省理县杂谷脑，内容述及唐朝与吐蕃之间一次战事，“朝散大夫、检校维州刺史、上柱国焦淑”，“领羌、汉兵及健儿等三千余人，讨除其贼，应时败散”⑮。碑文以羌字居首，可知焦淑率领的维州唐兵中拥有诸羌士卒，并以羌兵为主。此战及指挥者焦淑、参战羌兵，新、旧《唐书》皆无记载，焦淑的事迹亦不详见于其他史籍，可补史乘之不足。吐蕃自贞观八年(634年) 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开始，就不断出兵与唐争夺凉、松、茂、雟，即今四川西部、西北部及甘肃东南部地区。至开

元十五年时，吐蕃的进攻更加声势浩大，《新唐书·玄宗本纪》“正月辛丑，河西陇右节度使王君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当年闰九月“寇安西，副大都督赵颐贞击败之”⑯。吐蕃大举进攻河西及安西时，史籍未载剑南维州也采取军事行动以配合安西赵颐贞击破吐蕃的战争，《理县朴头题记》证明开元时期维州已成为唐朝抵御吐蕃军事重镇，也为在对吐蕃的战争中，羌人站在唐王朝一边提供了实证材料。

    羌人长期处于吐蕃与唐朝拉锯战地带，《旧唐书·东女国传》讥刺西山诸羌为介于唐蕃之间的“两面羌”⑰。从唐王朝本身看，一直存在来自西吐蕃、北突厥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中央王朝对羌人部落与地区实行弹性的羁縻制度，统辖十分有限。羌人在夹缝中求生存，西山羌人首领一方面代袭唐王朝所封刺史等官，一方面又阴附、潜通吐蕃，实在是无奈之举。

3． 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拓拔守寂墓志》，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韩岔乡元盆洼村出土。志主祖先“以字为氏，因地纪号，世雄西平，遂为郡人也”，“授大将军宁府君”;“高祖立伽府君” “率众内属”， “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徙居圁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曾祖罗胄府君，”“拜右监门卫将军押十八州部落使，仍充防河军大使”;“祖后那府君”，“拜静边州都督，押淳、恤等一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赠银州刺史”;“考思泰府君”，“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静边州都督防御使、西平郡开国公”，“赠特进左羽林军大将军”。志主拓拔守寂“即西平公之元子也”，“起家袭西平郡开国公、拜右监门卫大将军，使持节淳、恤等一十八州诸军事兼静边州都督，仍充防御部落使，寻加特进，干父蛊也”⑱。“干父蛊”，指守寂主事。梳理志文，宁府君即《隋书·西域传·党项》所载拓拔宁丛，隋开皇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⑲。立

伽，即前文赤辞，于贞观九年(635 年)内属，拜西戎州都督，由于吐蕃势力北上，恐被其吞灭，由原辖今岷江上游及甘青交界之地，辗转内迁至关内道北部，今陕西北部地区，即志文所云“徙居圁阴之地，则今之静边府也”⑳。《新唐书·地理志》:“静边州都督府，贞观中置，初在陇右，后侨治庆州之境，领州二十五。”（21）志文与史料吻合。赤辞之后罗胄、后那、思泰，包括守寂，皆世袭静边州都督、十八州部落使兼防河军大使、西平郡开国公等职。守寂更因“业继英豪，志怀忠烈，绥其种落，捍我边垂，岁序滋深，勋庸益着，生而懋赏，既

洽于荣章，没有追崇，更优于宏数”，死后“宜增上卿之位，以饰重泉之礼，可赠鸿胪卿”（22）。“上卿”、“鸿胪卿”，均为官名。上卿，周制，宗室及诸侯皆有卿，晋代对诸候王国三卿亦尊称上卿。历代沿用。鸿胪卿为从三品。朝廷对于去世的羌人首领，加赠官职，显示唐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宽松政策。守寂“弟开元州

刺史守义”（23），开元州，亦唐置羁糜州，当在甘肃旧宁夏府境，是唐朝优待羌人，特别是羌人首领族人的又一佐证，也为之后党项羌人依靠唐王朝庇佑，休养生息，壮大崛起，继而与其他势力分庭抗礼埋下伏笔。

    关于党项拓拔氏的族源，是来自北魏皇族鲜卑拓拔氏还是羌人，自唐代以来学界就有两种观点，《元和姓纂》、《辽史》、《金史》认为出自鲜卑，《隋书》、《旧唐书》、《宋史》认为出自羌族。《拓拔守寂墓志》的出土提供了实证材料，志文“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以字为氏，因地纪号”（24），源自《后汉书·西羌传》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25）。意为志主先祖为炎帝之后姜姓支脉，表达了对羌族的认同。《旧唐书·西戎传》党项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为强族。”（26）《元和

姓纂》成书于元和年间(806 ～ 820年)，晚于墓志几十年，把党项拓拔氏定为鲜卑之后显然是揣测，缺乏依据。周伟洲（27）、王福春（28）一致认为:如若没有确切的论据，党项拓拔氏源于元魏拓拔氏的说法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二、羌人宗教信仰

    羌人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以许、又称释比文化为中心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以白石神塔代表万物神灵的自然崇拜上。这是在人类原始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原始宗教，“与其它原始宗教相比，羌族宗教有其显著特点，这就是万物有灵观念和自然崇拜。这是释比文化的核心”（29）。在羌人的观念中，所有神灵，除火神以火塘上的三块石头为代表外，其余神灵均以白石为表象，被广泛地供奉在山巅、水边、田间、屋顶以及石砌纳萨神塔上，并无具象，也无庙宇。这样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到羌族历史、民俗、文学、艺术、建筑、伦理等各

个领域，是羌族理念的体现和羌族人民的精神财富。但是，在羌族原始宗教的传承过程中，特别是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羌人的大量内迁，受到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影响，其宗教信仰也一度出现适应性的调整，逐渐接受道教、佛教。特别是受到佛教造像的影响，开始借助于造像、寺庙等具体、可视、物质性的实体，伴之以发愿文、刻经，以表述其抽象的宗教信仰瑑瑠，这是羌人一改传统宗教信仰无具象、无庙宇的一次大胆尝试。当然，唐朝羌人信仰从吸收、接纳、信奉到扬弃，历经了一千多年的洗礼，直到今天仍然沿袭、坚守着本民族传统的原始宗教信仰，仍然以自然崇拜为其宗教的核心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非常有趣的是，作为儒、佛、道一体的唐朝，只为我们留下了羌人佛教信仰的痕迹，我们在南北朝碑志中普见的羌人道教信仰，在

历史进程发展到唐代时，似乎忽然销声匿迹，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个待考的疑问。下面利用石刻文献，具体讨论羌人在唐代的信仰。

1．茂县《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位于四川茂县叠溪镇校场坝点将台北面及东北面。贞观四年(630 年) 造，共22 龛76尊造像，人物有释迦、弥勒、药师、观世音、文殊、普贤、迎叶、阿难、力士、飞天、供养人等，以释迦、观世音像为主。其大小尺寸不一，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虽经多年风霜剥蚀，但形态几无损坏。造像为当地官吏捐资凿刻。题记刻于龛外，共19则，涉及众多职官及州府县名，如1号龛题记，翼州军政首脑“持节兼翼州诸军事、翼州刺史、上大将军”率录事参军、司仓参军、行司户参军、行参军、统军、右别将、戍副等武将及翼针、翼水、左封、石臼县等行政官员出资开凿佛像（31）。就题名而言，仅第8号龛有羌人题名“西义州行参军张、录事姚”，“敬造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32），但该地区早在北周就为羌人聚居区，至今居民仍以羌人为主。《元和郡县图志》卷32载， 北周天和元年(566 年)“讨蚕陵羌，又于七顷山下置翼州，以翼针水为名”（33）。《旧唐书·地理志四》云:“翼州下，隋汶山郡之翼针县。武德元年，分置翼州。六年，自左封移州，治于翼针。”“翼水，汉蚕陵县，隋置翼水县也。”（34）翼针县故址即今茂县校场坝南1公里之叠溪古城，辖境约当今四川省茂县西北部和黑水县东部。从以上职官看，作为羁縻的翼州建置健全，虽是唐与吐蕃对峙的前方重镇，集结了唐朝重兵防守，但唐朝政府在此区域统治稳固。贞观四年，各级官员于此开凿佛像，当有政治和军事原因，题名未载，也无其他他料考证。值得关注的是，此地造像题名，多是戍边军人及其家属。如出土于四川省茂汶县城东门校场坝中村寨西南的南朝永明元年(483年)《释玄嵩造像记》，“西凉曹比丘释玄嵩”（35）;《点将台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署军职题名，除上述军政职官外，还有“□州司户参军刘绍约”、“翼州翼水县丞上骑都尉杨和鸾”、“翼州行□□参军□”、“翼州孝刺史梁夫人”、“佛弟子梁大逢夫妇”、“翼州孝女佛弟子梁大逢妻”、“翼州孝刺史□□□及□母”（36）。及至宋代，有“□义郎知茂州军州事讼□边都巡检使节制张□□制置大使司□要□提军马抵此扼塞”，元代有“大元开国忠顺公玄孙封上万户文□引兵至此至”（37），可知羌族聚居区的佛教信仰源远流长，与驻军之间有很大关系。今四川黑水县木苏乡黑水河东岸崖壁晚唐《徐古吐蕃摩崖造像》，共19龛，分上下四层，凿一佛二弟子，释迦佛、二世佛、西方三圣、观音等，其体态丰满，着吐蕃服饰。黑水，唐属翼州，晚唐为吐蕃所并。该“吐蕃摩崖佛教造像四川尚属仅见，在全西藏亦罕见”（38）。再次说明唐代羌人佛教信仰与战争有密切关联，也印证了该羌区在唐时是唐朝抗击吐蕃的前沿地段。

2．仁寿寺《陀罗尼经幢造像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均出土于四川省汶川县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原唐代仁寿寺旧址。造像碑约刻于唐永昌元年(689年)，正面上部刻华盖，华盖两侧有宋代补刻铭文。中部为宋代补刻石龛;下部为唐刻石龛，龛中刻一主尊二胁侍。两侧均刻陀罗尼经文，首尾磨损泐蚀严重。背面由于嵌于墙上，情况不明。经幢约刻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八角石幢。上端有屋顶形宝盖，中部为碑文，下为莲花瓣座。上中下三部组合为一体，可搬动。幢顶及基座已失，仅存幢身，藏于汶川县文博馆。幢身上除第四面仅有少许经文，并无佛像雕刻外，其余七面皆上端线刻释迦牟尼像，下为陀罗尼经文。上端每面刻一尊坐像，四佛、四菩萨相间，下部每面刻陀罗尼经咒。造像碑和经幢上的经文、经咒与《大藏经》第十九册佛陀波利译《佛顶

尊胜陀罗尼经》基本相同，造像碑刻经序和经文，经幢刻经咒（39）。威州仁寿寺始建于唐元和(806～ 815 年) 年间，宋朝进行过重修，接引佛像立于大佛殿侧，唐宋香火甚盛。清康熙八年(1669 年) 重修，供如来佛;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庙毁;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在旧庙遗址上建四川省立威州乡村师范学校，即今四川省威州民族师范学校。唐代佛教造像四川境内不多，岷江上游仅发现以上两处。在唐代佛教仍是四川羌族地区普遍的民间信仰，只是佛主崇奉从南朝的无量寿、弥勒佛变成了观世音。羌区观音菩萨在民间信徒中地位的提升与中国佛教的发展同步，反映出羌区与汉区民间宗教的密切关系（40）。

三、羌人与各民族融合

  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如西周、东周与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都处于“治乱更替”和“统一与分裂”阶段（41）。特别是魏晋南北朝，社会剧烈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兵祸连结，北境各少数部族有的崛起，向南发展;有的被强盛民族征服，融合归并;有的为求生存，被迫内迁，与汉民族错杂而居。他们人数甚众，比如“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42）。至贞观九年(635年)，仅党项内附者已达34万人。唐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儒佛道三教并立，开放多元的文化格局，为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混融和风俗文化的认同。羌人学习汉文化，与汉民族聚居、杂居，婚姻、姓氏、风俗习惯等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1． 天宝二年(743 年)《钳耳墓志》，钳耳“弱冠，补国子生，秀才擢第”，立志“愿带七尺之剑，游天子之阶;持五千之兵，断匈奴之臂”，“调补河南洛汭府左果毅”瑒瑣。其饱读诗书做了秀才，本是文职却做武官，暗示羌人内迁中原后，仍保留北方游牧民族尚武习俗。墓志云:“其先出自有周，厥初生人，时惟姜媛，诞彼后稷，至于古公，以及王季。王季之子曰泰伯、曰文王、曰仁虔。泰伯让位，肇有于吴;文王受图，是兴于镐。虔仁赐土于冯翊，其后以王父字为氏，时人语讹，以虔仁为钳耳矣。圣人之胤，其必蕃昌，树德先公，泽流后嗣。”王季，古公亶父之子，周文王姬昌之父，其兄太伯，也称泰伯。《论语注疏》卷8《泰伯第八》:“子曰: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王曰:‘泰伯，周太王之长子。次弟仲雍，少弟季历。季历贤，又生圣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让于王季。其让隐，故无得而称言之者，所以为至德也。’”（44）“仁虔”，据志文当“虔仁”之误倒，为周文王之弟。“时人语讹，以虔仁为钳耳矣”（45），志文假设语讹，高攀远祖出自姬姓，是黄帝后裔，以掩饰其少数族裔身份。用典虽误，但足见钳耳君深受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影响，而且文化修养较高。“钳耳”、“虔人”、“虔仁”、“箝耳”，复

姓，均羌语之汉译，取其音同而已，所选记音的汉字或示种族区别，或取褒美之意，各有侧重。随着民族融合，很多羌人已经改姓氏。如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 《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46）造像者王庆时，名遇，《魏书·宦官王遇传》称他“本名他恶，冯翊李润镇羌也。与雷、党、不蒙，俱为羌中强族。自云其先姓王，后改氏钳耳，世宗时复改为王焉。自晋世以来恒为渠长”（47）。氐羌之王姓，本是钳耳氏，改同汉姓，而不是造像发愿文所谓本王姓，改氏钳耳，复改为王。《钳耳墓志》志主继续羌人“钳耳”之姓，以及其尚武之习，都说明羌人

在融入儒家文化圈的过程中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文化因子，以寄托本民族的精神情怀。

2． 天宝七年(748 年)《钳耳君妻薛氏墓志》，与《钳耳墓志》同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龙门镇张沟村。“夫人，河东人也。广陵郡六合县令德均之曾孙，上党郡长史膺朝之孙，信安郡信安县令公之季女。”薛氏为汉人，“自承奉高门，日增婉顺;疋谐君子，尤长贤和……德具其仪静，虽古之哲妇，无以加焉”瑒瑨。钳耳君居汉地，娶汉女，卒后与妻同葬于汉地“河南县龙门乡西原”，表明唐代羌人进入中原后，除沿袭羌族的内婚制，同时与其他民族通婚，向外婚制发展，从而羌人与其他民族进一步融合。《金行举墓志》，其妻“郭氏，太原人也”，也

是羌人与汉人通婚的例子。

3．《拓拔守寂墓志》，守寂为党项拓拔氏赤辞的孙子。赤辞于贞观九年因功被“赐姓李氏”，死后朝廷加赠官职，后代世袭其位。乾宁二年(895 年)《白敬立墓志》，出土于靖边县红墩界乡华家洼林场。志文述及“夏州节度使、朔方王”（49），即拓拔思恭。《宋史·夏国传》载:“唐贞观初，有拓拔赤辞者归唐，太宗赐姓李，置静边等州以处之。其后析居夏州者号平夏部。唐末，拓拔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讨黄巢有功，复赐姓李。”（50）思恭割据夏州，对党项拓拔部的发展及其后西夏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结合后周广顺二年(952年) 《李彝谨墓志铭》、后唐长兴元年(930 年) 《破丑夫人墓志》、后汉乾佑三年(950 年)《沛国夫人里氏墓志》等，可以帮助我们考察、梳理夏州拓拔李氏家族世系、赐姓等问题，从而补充汉文文献简略之不足。

    纵观碑志中羌人姓氏，汉魏南北朝遗存较多，隋唐渐少。其改姓、赐姓，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或政治，或婚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羌人与各民族的进一步融合，促进了唐代民族大汇聚、社会大发展。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羌族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号: 11YJA87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