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民：世界教育史上的双子星座——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比较论纲（一）
◎王志民
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
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
在公元前4世纪，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中国的稷下学宫和希腊的柏拉图学园，是东、西方文明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大学堂，也是集教育、学术于一体的思想文化中心。但长期以来，稷下学宫在世界教育、文化史上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挖掘其对世界文明共同作出的重要贡献，更属少见。只有对二者进行系统地梳理，从创设条件、社会功能、教育性质、办学理念、教风、学风以及文化精神等方面比较其相通、相似之处，并列举其巨大差别，以及它们在东、西方文化史上的不同影响，才能明确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既是东、西方文化相通相融的文化渊源之一，也对东、西方不同教育制度、学术思想和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是人类文明“轴心时代”，分别在世界的东、西方闪耀着人类智慧之光的辉煌的“双子星座”。
稷下学宫；柏拉图学园；东西方文化；轴心时代
20世纪中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世界文明史上存在一个“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期间，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产生了众多先哲，带来了人类的精神觉醒与哲学突破，成为影响以后人类生活、思想、文化的奠基时期。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在公元前374年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与在公元前387年产生于希腊的柏拉图学园，它们“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地出现于世界的东、西方，并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是这些“不寻常的事件”之一。但长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二者的联系关注不够，比较研究尤属少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关资料的缺乏。本文试图在全面研析相关资料基础上，将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作提纲式的比较论述，以引起学术界对这两个在世界文明史上意义重大的教育文化实体的关注，并进而作深入研究。同时也借以说明，这几乎同时发生在欧亚大陆两端的重大文化事件，不仅展现出东、西方文明不同发展道路在其早期的差异，而且也给今天的人们以深思与启示：不同质的文明，在其出发点上却是有众多的相似、相通之处！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多元并存，才能共同构筑起人类命运共同体。
柏拉图学园大约创办于公元前387年，是在雅典一处曾为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德莫斯居所的遗址上，由著名哲学家柏拉图创建的，所以又称“阿卡德米学园”或“希腊学园”。它是一座世界文明史上最早设立的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学园汇集了当时众多的学者在此从事学习或研究，培养出大批人才，成为那个时代欧洲最负盛名的教育、学术与思想文化中心。
稷下学宫成立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齐国故都临淄，虽然其成立的时间先秦文献并无具体记载，但汉末徐干《中论》有“昔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的记载，学术界大多认为成立于田齐的第一代国君桓公（田午）之时。如果以田午即位时间（公元前374年）计算，则稷下学宫仅比柏拉图学园设立晚13年，说它们“单独地也差不多同时地”分别出现在世界东、西方是有依据的。稷下学宫存续的时间，综合《史记》《战国策》等文献记载和当代诸多学者的考定应是150余年，至秦灭齐时（公元前221年）遭毁。对于稷下学宫的性质，前人多注重其政治作用和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中心地位，并被郭沫若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具有研究院性质的机构。而实际上，稷下应是以教育性质为主体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大学堂。
比较这两座世界文明史上犹如孪生兄弟般分别出现在东、西方的高等教育大学堂和学术文化中心，进行深入地挖掘和探讨，可以发现，二者虽天各一方，却不约而同地展现出许多惊人的相通、相似之处；而深入探讨，它们又存在诸多差异和内涵的不同。深入分析它们的共性与差异，可以使我们站在世界文明起源的历史高处，寻找到人类早期文明的相通、相同点，共谋今日世界不同文明协同发展的路径和方式，推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文明的共建与繁荣；分析它们的差异点，可以更清晰地审视、探索今日世界不同文明发展的源流。在今日现代科技和信息网络如此拉近人类之间距离的新世界格局中，探求不同文明的相处之道，有利于不同文明的对话，加深世界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与包容，实现和谐相处，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创设条件之比较
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高等教育大学堂，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事件，对它们的创设基础条件方面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一些认识。
（一）它们的出现有着相似的经济、社会基础
高等大学堂，作为一个国家、一定时代上层建筑领域的形态实体，它的创立设置既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也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颇为引人关注的是，在“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希腊不约而同地为两所高等大学堂的出现创造出相似的经济和社会基础条件。
其一，工商业发达与城市经济的繁荣——相似的经济基础。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雅典的城邦社会就在发生着巨大变革，其主要变革之一是：雅典由农业国之一域迅速发展为工商业城市。整个希腊境内海上力量强大的国家，随着贸易的发达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新的富有的商人阶层。“雅典迅速地从一个农业区域发展为工商业区域。……雅典就成了希腊世界第一个工商业城邦。”
而在经过希波战争的胜利和雅典帝国的形成以后，“雅典是雅典帝国的中心，而且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虽然到了柏拉图时代，随着城邦之间内战的频发，雅典走向了衰弱，但是从较长的历史背景看，工商经济的发达和人口众多的繁荣城市是柏拉图学院产生的重要经济基础和学校创设的基本条件。
稷下学宫产生于中国战国时代的齐国故都临淄。这个时期，由于几代国君的励精图治，国力强盛，临淄也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根据20世纪以来对先秦时代列国都城的考古挖掘显示，临淄是当时最大的都会城市之一。整个城市由大城和嵌入西南角的“宫城”即王宫组成，大小城总面积达到17.6平方公里。从城中挖掘出的大量手工业工场遗址看，最大的冶铁遗址有40万平方米，其他如冶铜、制钱、制陶遗址多处，并出土漆器、丝织品、玉器以及大量的齐刀币、齐法化等货币，可见其工商业的繁荣。《战国策·齐策》记载游士苏秦在见齐宣王时，描述临淄城内的面貌说：“临淄城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气扬。”按7万户计算当时的城中人口应在30万-40万之间。由于上述描述是苏秦面对齐宣王亲口所述，即使有夸张成分，应该水分也不是太大。由此可见，稷下学宫创始、兴旺时期，即是田齐国力强盛、都城临淄城市经济繁荣的时期。
其二，“士”的崛起与“智者”出现——相似的人才基础。稷下学宫的产生与“士”阶层的崛起密切相关。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巨大变革，“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兴起，各种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量产生，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士”阶层。当时，战争频仍，风云变幻，各国统治者都在为自己能统一天下励精图治，变法图强，都需要大量人才来为自己出谋划策、奔走效力，人才的多寡成为了国家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礼贤下士”成为当时统治者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和备受崇尚的风气。在这种风气推动下，具备各种知识与才能的“士”，深深卷入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他们有的游说各国诸侯，喜议政事、发表政见，合纵连横、施展抱负，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明星；有的总结历史、研究现实、长于思辨、善于论说，成为名重一时的大学者；因而形成了学派林立、异说纷起、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文化奇观。众多的“士”汇聚到齐国故都，就为稷下学宫的创设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学术环境和人才条件。
与稷下学宫相似，在当时的希腊也产生了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就是“智者”。他们主要是从外邦游走到雅典的，虽然没有共同的学说和理念，但“都具有教青年人以生活智慧的专门能力”，是以教师为职业的，“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涉及到人文科学，尤其是那些与辩论术有关的科学。从他们的杰出人物那里，学生们受到了全面的哲学教育”。而且，从智者苏格拉底开始，“不但具备智者的学识，而且更熟悉自己民族的雅典教师的人数稳定地增加”，这就为柏拉图学园的创建提供了高质量的师资，也准备了充足的生源。
其三，城郊、水滨——相似适宜的地理环境。稷下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历史文献是有记载的：宋代的地理名著《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刘向《别录》载：“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史记·索隐》引：“《齐地记》云：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址，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水经·淄水注》：“系水傍城北流经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
历史文献中所引刘向《别录》、晏漠《齐地记》、郦道元《水经注》，分别为西汉及南北朝时期的著作，距离稷下学宫的时代二百及六七百年不等，就这些文献关于稷下学宫遗址的记载来看，可靠性还是比较强的。概言之，稷下学宫地处临淄城郊，在稷门之侧，有系水河流环绕，草木丰茂，环境优美。
根据文献记载和作者到雅典柏拉图学园遗址公园亲自察看，其位置在古雅典城的西北郊城墙外，在一条美丽的克菲索河边，两岸长满了绿色的橄榄林，也是在一个依城傍水的幽雅环境之中。
从稷下学宫和柏拉图学园相似的自然环境和创设基础条件来看，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设置大学堂，自古及今所遵循的选址规律：繁荣的工商业和大城市便利的设施条件，是它们兴起的共同经济基础；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是它们必备的共同人才基础；地处大城之郊，又有便利的交通条件；远离闹市，有利于静心修学；而面水而设，花草繁盛、林木丰茂之地，既得用水之利，又环境幽雅，有利青年学子陶冶身心，是大学堂最适宜的环境所在。
（二）从创设的情况看，二者有较大的差异之处
一是创设者的差异。稷下学宫是齐国国君创办，属于国办的大学堂。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个人所办，属于私立学堂。稷下存亡系于战国割据时代的齐国政权，国亡随毁，存续时间共约150余年。柏拉图学园为个人创办，少受政权更迭影响，师亡生继，得以长久存世，达900余年之久。
二是校舍差异。稷下学宫由于举国家之力，建有规模宏大的校舍建筑群。《史记》中记载稷下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即校舍建在交通大道上，规模宏大壮观。司马光的《稷下赋》则惊叹学宫：“筑巨馆，临康衢……美矣哉！高门横闶，夏屋长檐，樽罍明洁，几杖清严”，从相关历史记载中可以确信稷下学宫是一座规模宏大、校舍鳞次栉比的大学堂。由于有优渥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齐国统治者求贤若渴的一系列政策，大大吸引了当时的各国学者，稷下学宫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以致达到数千人。
柏拉图学园由于是个人创办，学园规模自然要小得多。有关学园建设的具体规模、情况，历史文献记载很少，因而对其面貌的描述向来差异较大。根据有关的记载看，学园创办之初，很可能并没有固定的校舍，只是在一个建有体育场、树木、林间道路公园里授课的。后来，柏拉图建造了缪斯神庙和一处校舍，大约是一个有屋顶的围廊式建筑。有的学者则根据20世纪以来关于柏拉图学园遗址考古挖掘的情况，认为学园大概包括“两座主要的建筑物和其他一些比较小的建筑”，最大的建筑为一长方形的场地，大概23×44米，周围是柱廊和房间，有中央大厅，三面环墙，每一面墙都有四个房间，极具对称性。第二个建筑物被发现长达250米，形成一个“正方形周柱廊”，就没有其他房屋的迹象，可能是用来讲学的地方。柏拉图学园师生具体的人数、规模，限于资料的缺乏，我们都无法具体考知。但基于以上校舍条件等的分析，学园的师生人数肯定比稷下学宫是少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柏拉图学园的创设与孔子的聚徒讲学相类似，是靠柏拉图个人的学识、声望以及人格魅力和雅典内外青年人对他的崇拜与求知欲望凝聚而成立的。
社会功能之比较
从社会性质看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两者相通的是：它们都是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功能相结合的学研机构，都是当时学者荟萃、影响巨大的高等大学堂和学术文化中心。这对后来“大学”的功能定位、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教育目标影响深远。
从教育功能比较的角度看，稷下学宫的教育性质首先在于：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率徒来此讲学、访学，是一所高层次的大学堂。例如，《孟子·滕文公下》记载：孟子游学“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战国第·齐策四》记载：田骈有“徒百人”；《太平寰宇记》记载：淳于髡有“诸弟子三千人”。说明稷下是一个学者聚集生徒讲学论教的地方。其次，齐国国君聘请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祭酒”，作为领袖人物来管理学宫。儒学大师荀卿就曾“三为祭酒”；稷下前辈学者淳于髡，应是稷下早期的领袖人物；而在稷下最繁盛的齐宣王时期，被封为“卿相”的孟子，则是当时稷下地位最高的领导者了。再次，稷下有规章制度。被认为是稷下学宫论文集的《管子》一书中，有《弟子职篇》一篇，郭沫若早就提出：“《弟子职篇》当是齐稷下学宫之学则”，说明学宫也有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这是一所大学必备的基本制度建设。以我们今日观之，稷下学宫的确是一个有大量师生、有校长领袖、有规章制度的大学堂。
稷下学宫既是高等大学堂、又是学者荟萃的学术文化中心。首先它是一个各种思想流派汇聚的思想文化中心。文献有“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的记载，学者们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从事辩论和思想学术的研讨，稷下学宫成为了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学派思想争鸣的学术中心。其次，《史记》所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在教授学生的同时，就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开展研究，也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并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虽经秦始皇“焚书”之祸，到汉代时，除《孟子》《荀子》《管子》外，单据《汉书·艺文志》著录，仍有250余篇。说明学术研究是稷下学者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教研结合，相辅相成，这是稷下学宫社会功能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与柏拉图学院相通、相同点之一。
根据有关记载，柏拉图学园较之稷下学宫，其教育性质更加显明。
其一，学园有着较为系统的课程设置和较多的学科门类，有着明确的办学目标，以培养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的人才为学园明确的办学方向。学园设置学科主要以哲学思想的传授、研究为主，同时十分注重数学，并扩充到其他学科，例如几何学、音乐、体育、天文学，还扩充到生物科学门类之动物学和植物学等。希图通过哲学的学、研，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培养学生成为热爱真理、追求真理、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才。
其二，柏拉图学园与稷下委任“祭酒”管理学宫相似，也是由领袖人物来领导和管理学园的。柏拉图既是学园创始者，也是导师和学园领袖，领导学园40年，直到去世。此后，则在学生中选择领袖人物担任管理者。
其三，学园也是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学校主要关心的事，不是实践而是理论；不是语言或甚至生活艺术的成就，而是对真理的探索。”这里不但产生了亚里士多德等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卓有成就的科学家，而且培养了大量的各类人才。
虽然从总体社会功能上看，稷下和学园都具有教育与学术相结合的相似、相通性，但是，深入分析、探讨其社会性质特点，其差异也是很明显的。正是这种差异性，奠定了两者各自的鲜明特色。
大致说来，稷下是齐国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广揽人才而兴办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徐干《中论》记载：“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说明稷下从创立始，即曾设置大量官职，以吸引天下学者，但封官而不理政，让他们“不治而议论”；而稷下先生们又“喜议政事”，“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这就说明，稷下带有政治参议院或国家智囊团的性质。稷下学者也常常应齐国统治者之需，出使别国，排难解纷，活跃于列国的政治舞台上。例如淳于髡使赵、孟子使滕国等，多不胜举。所以，稷下之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很紧密的。
学园则为柏拉图自创，主要目的在于通过传承、发展、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培育人才。因而，柏拉图设学虽然也有培养“哲学王”，实现“理想国”的乌托邦式的政治目标，但是其教育活动主旨在于讲授知识、培养人才，所以更具专门学校性质。学术与科学的紧密结合，使柏拉图学园最终成为欧洲最早的培养大批思想家与科学家的殿堂。
文章选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