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檀弓》篇中的“事师无犯无隐”
如果对这两种解释作进一步分析，我认为，第一种解释更加正确可靠。首先从“隐”字的字义说起。王夫之在谈到《论语》中的“事父母几谏”时说：
小注中有问“'几谏’是见微而谏否”者，说甚有理。以字义言，“几”虽训“微”，而“微”字之义，有弱也、细也、缓也、隐也四意。“几”之为“微”，则但取细微之一义，而无当于弱、缓与隐。微可谓之隐，几固不可谓之隐也。《檀弓》所云“有隐无犯”，隐原不对犯而言。观下云“事师无犯无隐”，倘以直词为犯，微言为隐，则无隐何以复得无犯，无犯何以复得无隐？然则所谓隐者，但不昌言于众之谓耳。〔七〕
他指出，“微”有弱、细、缓、隐四种含义，“几谏”之“几”是取“微”字的第三种含义，即“细微”，因此“几”不可谓之“隐”；“有隐无犯”的“隐”并不是与“犯”相对立的概念，如果“直词为犯、微言为隐”，那么“隐”与“犯”只能居其一，不可能“无犯无隐”，故“隐”仍是隐匿之意。
王夫之此说相当之精辟。经过他对字义的辨析，我们有理由相信释“隐”为“几谏”是靠不住的。以“事亲有隐无犯”为例，其实在第一种解释中“无犯”即是“几谏”之意，“有隐”则是另外的“隐匿”之意；然而第二种解释把“几谏”的含义给了“有隐”，这样一来，“有隐无犯”变成了“要温和地劝谏，不要犯颜直谏”，那么“无犯”就近乎赘言，因为要“温和地劝谏”就不可能“犯颜直谏”。“事君有犯无隐”亦是如此。而到了“事师无犯无隐”时，第二种解释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如何是“既不犯颜直谏也不温和地劝谏”呢？孙希旦等人的解释是，对于“道之所在”的“师”，不必考虑态度是几谏还是直谏，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即可。这的确是很有智慧的解释，它以师所不同于君亲的“道”，消解了“隐”与“犯”之对于师的意义。但是，既然第二种解释对“隐”的理解已经有了偏差，则其义理上的阐释也随之失去了牢固的根基。
由此我们还看到，第一种解释不但在字义上更准确，而且在义理上也比第二种更加完整和丰满。它同时涉及了对外的“是否称扬其过失”与对内的“以何种方式进谏”两个层面，而第二种解释只保留了对内的层面，由此“隐”与“犯”仅仅成了同一维度上不同程度的差异。第一种解释中的“事师以恩义之间为制”是指兼采亲恩与君义，是并列的关系；第二种解释虽也引这句话为证，但其“恩义之间”指的是一端为恩、一端为义而取其中，是程度上的调和。
但第二种解释也并非没有道理。如上引刘氏所说：“隐非掩恶之谓，若掩恶而不可扬于人，则三者皆当然也。”以第一种解释来看，这条经文要求只隐亲之恶而不隐君、师之恶，似乎让人难以信服。《论语·述而》〔八〕：
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昭公娶于同姓，显然有失礼之过，而孔子却在他人面前为昭公隐匿过失。《论语》没有明言孔子这样做的原因，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此事时说：“……施（按：即巫马期）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亲之恶，为讳者，礼也。’”〔九〕 可见孔子是依照礼制有意讳君之恶，这显然与“事君无隐”相矛盾〔一〇〕。《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更是主张对君、亲、师都要“隐”。或许第二种解释正是有鉴于此，才释“隐”为“几谏”的。此外，从《论语》来看，子路屡次因与孔子意见相左而直言“劝谏”老师，态度毫不委婉，甚至有“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样激烈的话，孔子似乎也并没批评过他的“直谏”，只是驳斥他的观点而已。孔子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倘若有学生为了仁而向他直谏，想来孔子也不会以为不妥。所以“事师无犯”在孔门师弟中是否存在，还要打上一个问号。
那么，经文中“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和“事师无犯无隐”的说法是如何形成的呢？我推测：“事亲有隐而无犯”一句，取自《论语》中《子路》篇的“子为父隐”和《里仁》篇的“事父母几谏”。“事君有犯而无隐”一句中，“有犯”取自《论语》中《宪问》篇的“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而事君“无隐”一说的形成原因，可能是“勿欺也而犯之”的“欺”与“隐”在字义上有相近之处，《说文》云“隐，蔽也”，“隐”在某种程度上有欺瞒的意思，由此“勿欺也而犯之”演变成“事君有犯而无隐”〔一一〕。同时，战国儒生著书立说时往往注重语言形式上的对称整齐，既然事亲主恩而“有隐无犯”，那么事君主义，就该是对应的“有犯无隐”才合适。而事师的“无犯无隐”，则是于事亲中取“无犯”、于事君中取“无隐”而成。若推测成立的话，这样的想象和编排，带来了上述两种解释的困境：第一种解释尊重“隐”的原义，却带来了义理上“不隐君、师之恶”的问题；第二种解释试图疏通这一义理，但却不得不改变“隐”的原义。
这样表达整齐化的经文，在现实中是不易实践的，与其它经书所载亦有矛盾。如孔疏解释“事亲有隐而无犯”时说：“据亲有寻常之过，故无犯。若有大恶，亦当犯颜，故《孝经》云'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是也。《论语》曰：'事父母几谏。’是寻常之谏也。”试图调和诸经之间的矛盾。此外《礼记·曲礼》：“为人臣之礼不显谏，三谏而不听，则逃之。”孔疏云：“事君虽主谏争，亦当依微纳进善言耳，不得显然明言君恶以夺君之美也。”〔一二〕又与这里的“事君有犯而无隐”矛盾。要之，《檀弓》篇“事亲有隐而无犯”这条经文（即本文开头所引）是一个十分整齐、对称的表述，其中“左右就养无方（或有方）”、“服勤至死”、“致（或方、心）丧三年”等规定还相对便于理解和执行，而其在“隐”与“犯”的规定上，则有一定的想象、编排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