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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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玉教诗

作者：邓云乡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黛玉教诗的片段，真可以说是眉目传神，深得其中三昧的文字。先请看黛玉对香菱说的一段话：

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虚)的，实的对虚(实)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的。(按，虚实二句，应该是虚对虚、实对实，是历来的版本错误，这点俞平伯先生已早有说明。)

没有几句话，就把律诗的要点全部说清楚，可以够得上简明扼要了。第一是律诗的基本格律要遵守，第二是特殊情况，不为格律所束缚。起、承、转、合、平仄、对仗、用韵，这是律诗的基本形式，先要讲明这点，不讲明这点，便不成为律诗了。但是只讲这点，还不够，还要第二点：“若是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的。”这就既讲清基本格律又指出了特殊情况，就比较全面了。第一点基本格律是容易理解的，虽然掌握它也不那么简单。但是究竟比较具体，只要花点工夫，就不难弄通。问题是第二点，口气是假设的，而且要奇句。“奇句”就可以不受格律的限制，这就比较抽象。首先什么是“奇句”?其次是若是没有”奇句”怎么办?再有我说是“奇句”，你说不是“奇句”，各执一词难定标准纠缠起来，就更说不清楚，甚至可以把第一点所说的格律全部推翻了。

为了说明问题，不妨先举个“奇句”的例子：唐代崔颢的《黄鹤楼》诗，名气是很大的，是连号称“诗仙的李太白看了都为之搁笔的。这首诗中间两联就都不对，或者说对的就不那么工稳。这首诗第二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字面上只是前四字对，后三字就不对。第三联“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表面上是对的，细分析起来，也有问题。对这首脍炙人口的名诗，历代真不知有多少人评论过，这里引两段针锋相对的话对照着来看看：

明人王鏊在《震泽长语》中写道：

唐人虽为律诗，犹以韵胜，不以饾饤为工。如崔颢《黄鹤楼》诗：“鹦鹉洲”对“汉阳树”……气格超然，不为律所缚，固自有余味也。后世取青媲白，区区以对偶为工，“鹦鹉洲”必对“鸬鹚堰”，“白鹭洲”必对“黄牛峡”，字虽切而意味索然矣。

王鏊是主张不为律所缚，要以韵为胜，以气格超然为胜的。基本上同黛玉的主张是一致的。相反再看看清人刘继庄《广阳杂记》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是记录他朋友钱慎庵的：

六之“鹦鹉洲”，乃现成语；“汉阳树”则扭捏成对耳。且“芳草萋萋”亦属现成，而“晴川历历”则何所本?且“历历汉阳树”截以成句，而“萋萋鹦鹉洲”成何文理?古乐府云：“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是“历历”字贯下“树”字，而“萋萋”字则连上“芳草”字矣。律本二对，今上四句皆不对矣，而五六又草率如此，太白报笔，而千古更无异辞，实不解也。若云只取气格耳，既云律矣，何乃只取气格耶?

刘继庄很赏识这段话，说是“细入毛发”，并说即使崔考功、李太白再活转来，也无辞以对。这段话是针对王鏊所说的“气格”，而强调“律”的。从律诗的“律”来讲，把崔颢的毛病批得很“细”，所说也自有其道理。我引这两段话，意思是给黛玉的话作一个注解：就是律诗必须先讲格律，完全不讲律是不可以的。但若是有了“奇句”，如崔颢的《黄鹳楼》诗，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樊篱，不必拘泥于对仗的工稳和个别字的平仄。但是“奇句”并不是人人都有，篇篇都有的，所以格律还是基本的；而“奇句”，那只是特殊的。如果谁要自夸“奇句”，用“奇句”作为不讲格律或不懂格律的挡箭牌，那是另外问题，不在此文讨论范围之内了。

以上是黛玉教诗的第一讲：如果加个标题，就是“律诗格律和格律的一般性、特殊性。”

有了好先生，就有好学生，香菱听了黛玉的第一讲后，立即就有所领会。一边谈了过去读诗的心得和疑点，一边总结道：“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香菱学习心得核心，其领悟处首先在于“竟是没事的”这五个字上，这不是说不要格律，而是说诗的好坏不在这个上，也就是王鏊所说的，“不以饾饤为工”，这样香菱的思想首先由平仄、对仗等等的框子中解放出来了。这是第一步。

接着黛玉又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是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黛玉不愧是个好老师，不但讲解简明扼要，而且善于启发式教育。先讲了格律，又引之突破格律，让学生思想注意到“词句新奇”上。接着又否定词句，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到“立意意趣”的“真”“上，这样就引导学生认识到诗的较为本质的问题了。

格律只是个形式，词句也只是个表面，只有“立意”，才是诗的精髓。《红楼梦》论诗好多地方都提到“立意”，如第三十七回“拟菊花题”时，提到“立意清新”；第三十八回“魁夺菊花诗”提到“立意要新”等等。“意”就是“志”，古语说：“诗言志，歌永言。““志”就是“意”。语言、文字都是表达意思，和诗的语言又有什么不同。大抵一是它的抒情特征，二是它的形象特征。首好诗，其感人首先是在于它用凝炼而集中的形象语言从感情上影响人，所谓“人人意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读者读到一首好诗，正如香菱后面说的：“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这就是说：诗不是从道理上说服人，而是从形象上、感情上影响人、感染人，达到“移情”的作用。因此“诗言志”所言的“志”，所表的“意”，就不同于说话和写文章了。当然人在说话、写文章时，也会有诗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诗意”，但那只是偶然的，而诗则要求全部的“诗意”。黛玉所说的“第一是立意要紧”，也就是说诗第一要确立好的诗意。有了诗意，才有诗的词句。意趣越真，词句越真，立意越新，词句越新，所以又说：“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了。

黛玉这里说的“意趣真”，强调了一个“真”字，第三十八回“魁夺菊花诗”说“立意要新”，强调了一个“新”字，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忌浅”就是要 “深”，强调一个“深”字，立意要“真”、要“新”、要“深”、三个字简单地说：“真”是真情实感，“新”是不落陈言，深”是深刻、深远，这三者虽然各有侧重，但作为立意来说，都是重要的，而且相互关联。古今中外的名诗汗牛充栋，如单从其所表现的诗意上来评价，应该说不外乎这三个字。不过这话说起来很简单，作起来却就不那么容易了。杜少陵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为了追求这个艺术境界，真不知耗尽了多少诗人的心血呢。

这可以说是黛玉教诗的第二讲，标题不妨定作“诗重立意”吧。从格律说到词句，又从词句说到立意，在律诗的创作理论上，话虽然不多，但是已经很圆满了，不能再空谈理论。

下面再联系一些实际，我们看看这师生二人是如何联系实际的吧。

香菱的理解力是很高的，因为已说到“意趣真”了，所以她接下来便说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切有趣。”学生这样一谈心得，老师听了不对头，马上指出说：“断不可看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老师毕竟是高明的，一语中的，就说到关键上。人常说：“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上手来学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放翁这两句诗，似乎正犯了严沧浪“语忌直、意忌浅、脉忌露”的三忌，仔细玩味，这两句诗最缺少一点深远的味道，所谓“趣”，也只是“小有趣”而已，久看就会生厌的，所以黛玉马上指出她评价的不对这真可以说是当头棒喝，一上来就联系实际，就先给学生一个警告。在这里黛玉是非常重视在教育上、学习上“先入为主”的重要作用的。这点不只是学诗，学任何东西应该说都是一样，一上手学歪了，有时终生受累，很难再改过来。这正像《水浒传》所写史进学拳棒一样，先学了些花拳绣腿，看上去热闹，实际无用，上来就被王教头打翻了。如果不是遇到名师，从头学起，那不是要吃大亏，甚至丧命吗?但是对于这个，初学者却往往为知识所限，一开始不大容易弄懂，所以“见了浅近的就爱”，这中间就要靠名师的指点了。黛玉接着便给香菱规定了教材，并订出了学习计划：“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

这里所列教材和学习计划，也十分简明扼要，而且后面还有鼓励的语言，这位林姑娘真可以说是“循循然善诱人”了。这段话有三点应该注意：一是所列教材，二是“细心揣摩透熟”，三是做了底子”，这三点都值得分别谈谈。

所列教材是王摩诘五律、杜少陵七律、李太白七绝，篇数都不多，加起来也不过三百篇之数。俗语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所以一本《唐诗三百首》名满天下，一直到现在还是人们所喜爱的一本书。不过那是选集不是专集。对于选集和专集，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之六说过：“自然，如果随便玩玩，那是什么选本都可以的，《文选》好，《古文观止》也可以。不过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香菱刻意学诗，而且过去已看过些诗，这就不是“随便玩玩”，而是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所以黛玉给香菱指定教材，不用选本而用专集，这是不谋而合的。首先王摩诘的五言律，在历代是评价很高的。司空图与李生论诗道：“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苏轼《次韵黄鲁直书伯时画王摩诘诗》道：“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因之黛玉一上来以王摩诘的五律作为香菱学诗的基础教材自是有她的渊源和道理的。杜甫的七律、李白的七绝也被历代认为是最典范的作品。

基础教材必须精读、熟读，不是“随便玩玩”，因此黛玉提出了“细心揣摩透熟”六字，这是学习要求。作为基础，这个要求不是高的、过分的，而是非常踏实的。香菱按照指导去实践，后来她评诗时，谈的那样生动、深刻，正是这种刻苦实践的结果。

黛玉给香菱规定了三种教材，要求“细心揣摩透熟”，这时说：“肚子里先有这三个人做了底子。”“底子”二字用得真是好，“底子”是什么，是基础，装在肚子里的底子，是最结实、最牢固的基础，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黛玉用通俗而形象的话把它说出来，使人真有深入浅出，举重若轻之感。推而广之，自然不只是学诗要有“底子”，学习任何东西，同样也要扎实的“底子”。

有了“底子”，再进一步浏览，开拓眼界，即所谓“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就“不愁不是诗翁了”。这是先打“底子”，然后再向横的方面发展，博览杂收，融会贯通的方法，这个方法是我国旧时学诗的最踏实的传统方法，这并不是黛玉的创造发明。宋人严羽《沧浪诗话》中道：

工夫须从上做下，不可从下做上，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虽学之不至，亦不失正路。

宋人谢枋得《和刘秀严论诗书》中道(见《谢叠山集》)：

凡人学诗，先将《毛诗》选精洁者为祖，次选杜工部诗五言近体，七言古风，五言长篇，五言八句、四句，七言八句、四句八门，类编成一集，只须百首。…人能如此用功，时吟咏，不出三年，诗道可以横行天下，天下之言诗者，无敢纵矣。

宋人严羽主张以《楚辞》为“本”，谢枋得主张以《毛诗》为“祖”，黛玉主张以王维、杜甫、李白三家“打底子”，尽管所选教材各有不同，但这“为本”、“为祖”、“打底子”的意思则是一样，精神是一致的。所以说这种方法是传统的方法，黛玉所谈更加简洁扼要、形象动人耳。

黛玉教诗，从讲律诗的格律开始，到指定教材、阐明学习方法为止，话虽然不多，但却是很完满的一整套，真可以说是学诗宝筏，通律津梁了。

文章摘自《红楼风俗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