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英译研究 || 强晓：海外《论语》英译文学阐释译本之思想改写
海外《论语》英译文学阐释译本之思想改写
强晓
作者简介
强晓
强晓，复旦翻译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典籍英译。曾在《翻译季刊》《中国翻译》 和《上海翻译》等期刊发表论文。
本文刊于《复旦谈译录》（第二辑）。
《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首创语录之体，记载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语行事，也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论语》的英译始于英国弗雷泽(J.Fraser)，1691年[1]，他以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等人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译著《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为蓝本，将其改编为英文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的道德》(The Morals of Confucius, a Chinese Philosopher)，在伦敦出版。[2]
据统计，《论语》的海外英译本(包括全译本和节译本)迄今已超过40个，自1691年到今天的三百多年间，众多的译者孜孜矻矻，乐此不疲，用不同的方式解读、诠释和再现这部经典。随着国内外《论语》英译研究不断发展，研究的视角也越来越开阔。然而，研究的主流依然是将《论语》视为一个历史和哲学的文本，深研历史、细致考证、探微哲思的“学术型”“厚重型”或“哲理型”译本总是重点研究的对象。当然，《论语》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也蕴含了深刻的思想，这样的研究进路也无可厚非。但有趣的是，我们发现，出于种种原因，有些译本对原作的阐释却带有鲜明的文学色彩，这一类译本同中有异，有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跨度。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阐释的视角，直接影响了其思想内容的呈现，有必要作为一个译本群进行细致考察。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
一、《论语》的文学性
郑振铎认为，《论语》的文字极简朴直接，但却能完全表现出孔子的思想。[3]冯沅君指出，《论语》主要由简短话语组成，风格简单而直白，但却也有一些孔子与弟子间的生动对话。[4]刘跃进也表示，《论语》文辞简约，虽是理论文字，但也有记事的成分，逼真地再现了孔子和众弟子的形象和性格，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5]骆玉明认为，《论语》的记录者，并没有在文学上追求一定效果的意识，其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文字简括，不加以充分论证。但其中有些章节，通过简短的对话、简单的情节和一定的场景描写，显示出人物的某些特征，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意义。[6]李泽厚也认为《论语》虽无一贯系统，但读完全书，却可“有一相当完整的生动印象”，书中孔子有说有笑、有情有欲，学生们也各有风貌个性。[7]根据阳清的统计，《论语》中约四分之一章节是有语境的独论、二人对话或多人交流，其中一部分具有一定文学特性。[8]如骆玉明提到的“正名之争”“子见南子”“曾点之志”等章节，谭家健提到的“子之武城”“荷蒉者闻磬”等章节，[9]钱穆提到的“颜渊死，子哭之恸”“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10]朱光潜提到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1]
钱穆（1895-1990）
除了部分能体现人物个性情感的章节外，也有人认为《论语》简约的文风也可视作一种文学特性。钱基博就认为，《论语》“语约而有余于意，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12]游国恩等人也指出，《论语》语言简练，用意深远，有一种雍容含蓄的风格；[13]扬之水认为《论语》精微凝练，应该在直录的基础上经过剪裁甚至语言文字的锤锻。[14]
《论语》书影
二、海外《论语》英译的文学阐释译本
《论语》英译的文学阐释，是指译者意识到或努力挖掘《论语》的文学性，并且尽量在译文和注释中体现原文的文学性。文学诠释的思路大致有三种：一是将原文视为一种传记文学，力求表现孔子及众弟子的个性情感，二是努力再现原文简约的文风、创造出“警句”(aphorisms)的效果，三是将原文视为一种带有文学性的哲理散文。三种思路常常综合使用。需要澄清的是，文学阐释并不一定意味着忽略原文的历史性和思想性——实际上，由于《论语》的思想性远超过其文学性，对其单一而纯粹的文学阐释也是不可能的。接下来，我们将逐一考察较为典型的五个文学阐释译本，分别阐述其文学阐释视角在译本中的体现。
（一）辜鸿铭译本（1898）[15]
辜鸿铭（1857-1928）
辜鸿铭的译本首先在标题上就独树一帜，在正标题“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之后，加上了副标题“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歌德”和“作家”的定位，凸显了文学性。在序言中，译者称，对于理雅各博士译文的不满是自己翻译《论语》的直接动因，他认为理雅各（James Legge）的“文学训练还很不足，完全缺乏文学鉴别力和感知力”，而《论语》的译者不光要有渊博的经书知识和严谨的态度，还需要是个“文人”。他还认为，如果让英国诗人和文化批评家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评价《论语》的话，他一定会将其称作“生活之评论”（“criticism of life”）。所谓“生活之评论”，是阿诺德对于诗歌的主张，他认为诗歌应具有思想性，应该表达一种人生哲学（Arnold,1953∶299—325），[16]所以他自己的诗歌情感较为内敛，常常更加注重反思（Mulhauser，1953∶ix-xi）。[17]译者借阿诺德的这一说法，间接表现了他对原文的文学态度——即《论语》像阿诺德的诗歌一样，用文学的形式表现了一种人生哲学。
译文共有86条脚注，其中属于单纯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的只有14条，而且都极为简略。注释最大的特点是时常比附西方的历史、宗教、哲学、政治、文学或风俗，借此来阐明原文中人物特点、人物关系以及原文思想内容，这类注释共44条，占到总数的一半多，而且总的看来篇幅明显比历史背景类的注释要长。而这些注释中，引用西方诗人或文学家的诗句或话语的占了近一半，有近20处，其中除了几处诗歌（主要是和原文中《诗经》的引文对应），大部分是篇幅短小的警句，出自伏尔泰、丁尼生、歌德、卡莱尔、斯威夫特、华兹华斯等。
（二）赖发洛译本（1909，1925，1935）[18]
赖发洛的译本（1909）的辅文本包括了7页的导论、163条脚注和14页的人名地名索引表。导论在历史背景下简要介绍了孔子的生平，在结束处也略提到《论语》的成书及真伪。163条脚注中，大部分为介绍历史背景，大多简略，有90多条不超过4个词。乍看上去，赖发洛的译本似乎像简化版的历史阐释。但仔细研读导论不难发现，译者对于孔子生平的描述，文笔生动而富有情感，明显不同于历史阐释中客观、就事论事的文风，读上去更像是历史人物传记，而不是历史。
赖发洛译本文学态度最大的体现，还在于他处处竭力再现原文的语言风格。在导论的结尾处，他指出，精炼和流畅是《论语》语言的显著特点，这必然是长期润色和打磨的结果。赖发洛的译文正体现了这种精炼和流畅，读来有明显的“警句”风格。首先，从译文正文的字数上看，赖发洛的译文是《论语》所有英译本中字数最少的一个。其次，译文在简洁的同时，还较为流畅，并没有为了追求简洁而牺牲译文的可读性，没有挑战英语的语法、大量使用句子的碎片。此外，从翻译策略上看，正如译者自己所说，他一直努力让译文更加贴近原文、更加贴合原文的语序和措辞,从而促成了译文的简练。
值得一提的是，赖发洛的《论语》英译本共有三版，跨时近30年，而且在两次的修订中，译文在遣词造句上都有较大的改动。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两次对译文形式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在《论语》英译史上可谓独此一家[19]。经笔者比对，这些改动较少涉及对原文内容理解的变化，而大多只是译文表达形式的改变，在更贴近原文句型结构的同时，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朗朗上口。赖发洛的译文正像译者所说的《论语》原文一样，也经历了长时间的润色和打磨。这一锤词炼句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译者的文学态度。
（三）林语堂译本（1938）[20]
林语堂（1895-1976）
林语堂的《论语》译本并不是全译本，也不是单独成书，而只是《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全书的一部分。该书分为11章，《论语》（译作“Aphorisms of Confucius”）是其中第五章，排在导论、孔子传、中庸、大学之后。在这章中，译者选取了《论语》的204个章节，约为原文总章数的四成，重新排序后分为10类，还添加了12则《礼记》中的话和1则《孟子》中的话。
译者在译序中指出，读《论语》犹如读巴特利特（John Bartlett）的《名句大全》（Familiar Quotations），其中的警语名句会让人回味，引起“无限沉思想象和赞叹”。《论语》的美除不光在于它的思想，还在于用极简的语言表现出了孔子的性格，类似中国的山水画，用寥寥数笔便可表现出无穷的意味。他还将《论语》的美和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的传记文学《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nson）做比，认为孔子和弟子们的谈话如同Johnson和他的文人朋友们的交谈一样有魅力，还认为孔子的性格有和Johnson类似的霸气和自信，所以即便是发“武断偏执之论”也自有动人的力量，而孔子的众弟子也是各有个性。在全书的导论中，林语堂还指出，孔子情感丰富、充满艺术家的气质，他既和蔼温逊、又疾恶如仇，有时也会发风趣诙谐之词。
译者对于原文的分类和排序也体现出其文学态度。十大类的前五类，按顺序分别是“孔子自述与旁人之描述”“孔子之情感与艺术生活”“谈话之风格”“霸气”和“急智与智慧”，凸显了孔子的性格、与他人的对话风格，以及他所说的带有普遍性道理的警句。而真正体现孔子核心思想的“仁”和“君子”等概念，则被排在了后五类。从篇幅看，前五类共116条，后五类仅88条。
（四）庞德译本（1951）[21]
庞德的《论语》译本最早发表于美国著名的文学杂志《哈德逊评论》1950年的春季号和夏季号上，1951年又和他之前所发表的《大学》和《中庸》英译本结集出版。所以他1951年版的译本共有两个译序，都只有一页，简要谈到了他对于《论语》和孔子的看法以及翻译过程中参考的资料。他认为，《论语》的文风简洁，其中的对话栩栩如生，而他翻译《论语》的目标，正是要努力再现这样的简洁文风和谈话感觉。他的译文的确相当简洁，其字数在所有译本中，仅多于赖发洛译本。
庞德对于《论语》的文学态度，主要体现在他对汉字的意象诠释（pictogrammic[22] interpretation）上。虽然他并未将《论语》本身视为文学作品，但他对汉字的解读方式却是充满诗意和文学性的。在理解《论语》时，他虽然也参考了理雅各和波蒂埃的译本和注释，但他常常根据自己对汉字的意象诠释来解读原文，给出与他们不同的诠释。庞德曾说过，他在1937年的夏天花了6周的时间，在一本极为博学的注释本的帮助下，“闭关”研读了四书原文。每当他和该注释本意见相左，或是对某些内容感到困惑时，他只能通过看“汉字和偏旁部首的样子（the look of the characters and radicals）”来继续他的解读。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学者在研究儒家经典时“知道”得太多，“看到”得太少。[23]
很显然，庞德对于汉字所用的“意象诠释”法，并没有多少学术上的根据，他没有从词源学的角度考察汉字的含义，而是把汉字当成了一幅脱离于历史之外的静止不变的图画，所以他的阐释随意性较大，还常常把汉字的声旁也当成意义。在译序中谈到他翻译时参考的资料时，庞德提到了芬诺洛萨（Ea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的《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一文。庞德的确沿用了芬诺洛萨对于汉字的“以形表意”的图画式的解读，但正如芬诺洛萨自己所承认的，他不是语言学家，也不是汉学家，他对于汉字的这一解读是为了充分欣赏中国文化和艺术之美，尤其是诗歌之美。[24]庞德却将这种方法推而广之，用在了“非诗歌”的《论语》中，并常常把该方法当作确定文意的最终标准。
（五）利思译本（1997）[25]
利思的译本主要分为导论、正文和尾注三大部分，分别为17页、99页和108页，还有一个3页多的前言。利思在前言中写道：“虽然这部作品是我毕生研究汉学的结晶，但我却未像发表学术作品时那样署上我的本名[26]，而是用了笔名，其用意是要表明这是一部'作家’的翻译。”在谈到已有的译本时，利思认为，有些译本文笔优雅却准确不足，有些译本虽内容准确却表达不够精当，所以，他希望自己能“兼顾学问与文学”（“reconcile learning with literature”）。在导论中，利思将《论语》和记述耶稣生平和教诲的《福音书》做比较，认为读这两本书，都不能光凭学者的研究和考证，而更要有“灵敏的听力”（“ear”），要有艺术家和小说家对于风格的敏感，这样就会发现两部作品中都贯穿了明显统一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背后，正是耶稣或孔子的强有力的个性。所以他又说，孔子有力而复杂的个性是《论语》的脊梁，是整本书的黏合剂。读者若足够敏感，便可从中听出孔子“独特的声音”。在利思眼中，孔子绝不是一个古板严肃、一本正经的布道者和老学究，而是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感情丰富、强壮英武、有冒险精神和行动力之人。
和辜鸿铭一样，利思也在注释引用了不少文学家的话，也有约20处。从这些注释涉及的文学家看，除了莎士比亚和济慈，基本都不是单纯的小说家、戏剧家或诗人，而是也擅长哲理散文的多面手，有的甚至本身也是哲学家——如尼采和乌纳穆诺。引用中警句类只占到两三成，大多篇幅较长，有的甚至有好几百字，大多有具体的形象、论证充分、鞭辟入里、娓娓道来，个别还有故事情节。译者还不断在注释中加入自己的评点，阐明引言和原文的联系，旨在证明《论语》的“现代性”和“普适性”。
三、文学阐释视角带来的思想改写
在以上的五个译本中，文学阐释视角带来的思想改写具体又可分为四类：一是由于译者的文学观带来的改写，二是文学性注释带来的改写，三是形象、动感的语言带来的改写，四是为表现孔子个性情感而带来的改写。
（一）译者文学观带来的改写这一类的改写在辜鸿铭和庞德译本中较为突出。例如：
（1）（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20.3[27]）
辜译：... Without religion a man cannot be a good and wi- se man;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of the principles of art, a man cannot form his judgment; ...
这是《论语》全书的最后一章，辜译除了将“命”译为“宗教”，将“礼”译为“艺术”，还在注释中将“言”解释为“文学”，并指出，宗教、艺术和文学是君子修身的三要素——与其说这是对孔子思想的总结，倒不如说是对译者所信奉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总结。事实上，据笔者统计，辜译中六成以上的“礼”都用了“art”或“arts”，并常对其出现的上下文进行相应的改写。如他将“礼之用，和为贵”（1.12）译为“In the practice of art, what is valuable is natural spontaneity”，将“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17.11）译为“Men speak about Art! Art! Do you really think that merely means painting and sculpture ?”，等等。此外，辜译不但常将“命”和“天命”译作“religion”，还不时将“道”甚至“礼乐”也译作“religion”，还将“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3.5）中的“夷狄”译作“heathen”。这种改写有时还体现在注释中，如“礼后乎”（3.8）一章的主旨一般认为是“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28] 辜译却在注释中将其概括为“质朴天然之美为最美”，将原文诠释为了单纯的对于艺术之美的探讨。
虽然总的看来，这种改写与原文偏离较大，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感，但也有一定积极意义。首先，在附会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同时，它也消除了某些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如将“礼”译为“艺术”。其次，“art”和“religion”也未必不能传达出原文的部分内涵。辜译曾在“礼”第一次出现时（即1.12），就“礼”字的翻译加上了长达300多字的注解，并表示之所以最终选择了“art”这个词，是因为它既能表达出和“nature”相对的“artificial”之意，又能表达“the idea of what is proper and fit”。用“art”表示“合适恰当”似乎略显牵强，不过倒的确可以揭示“礼”中人文的、脱离野蛮的含义。另外，辜译所用的“religion”也并非指狭义上的欧洲意义的宗教。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辜鸿铭曾指出，宗教的本质是解释宇宙之神秘，为人们提供一种安全感和确定感，因此，诗人和艺术家不需要狭义上的宗教，因为艺术可以让他们看到宇宙中的美与秩序——艺术便是他们的宗教。[29]这和浪漫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浪漫主义者虽重视宗教，但他们关注的是宗教带来的精神和信仰的力量，他们对于宗教的教条和仪式是冷淡甚至反对的。[30]从这个意义上说，“religion”与“天命”以及例（1）中的“命”倒的确有相通之处。
同样，庞德也因自己信奉的“精确”的文学观而改写了原文：
（2）......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3.3）
庞译：... If words（terminology）are not（is not）precise, they cannot be followed out, or completed in action according to specifications...
正如浪漫主义思想对辜鸿铭不仅是文学观，还是一种世界观，对于庞德而言，这种语言上的“精确”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事实上，庞德从开始进行诗歌创作时，便一直认为诗歌中“精确”（他用的正是“precise”一词）的描述是一种“美德”（“virtue”），反映出诗人明晰的想象，是诗人力量和真实性的基石。使用具体的意象正是“精确”的一种体现。而且，对于庞德而言，这种“精确”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还蕴含了追求客观、真实和自然的文化观和世界观。[31]所以，庞德因此而改写的章节还有5.27、7.38和9.5等，虽不如辜译改写的范围大，但也有一定的系统性。总的看来，这些改写与原文偏离较大，如将“子温而厉”（7.38）中的“厉”译为“precise”，将“天之将丧斯文也”中的“文”译为“spirit of precision”，但也消除了一些概念的历史局限性，如去除了例（2）中“正名”的等级观念。
（二）文学性注释带来的改写
这一类的改写主要出现在辜鸿铭和利思的译本中，尤其是利思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在辜译中，由文学观带来的改写也常常体现在注释中，只不过辜译中体现浪漫主义思想的注释中，大部分引用的是篇幅短小的警句，言简意赅、说理性强，只有一处的引用（19.19）比原文更具体形象、感情也更加充沛。为了清楚起见，笔者将此处的“文学性注释”定义为“通过引用文学作品为正文部分添加情感和（或）意象的注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辜译中的此类改写与第一类的改写并无多少交集。
例如，在“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9.19）一章中，辜译在注释中引用了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Wilhelm Meister）中的一段话，大意为人人都是生活的建筑师，面对着巨大的采石场，我们应凭借内心的精神，将无形的材料化为有形，然而不幸的是，很多人不知自己的目标，或知目标而不能坚持，虽想构建一座高塔，却只打下了矮棚的地基。这段话较为符合原文劝人自强不息、积少成多的思想，也包含有“quarry”“stones”“tower”和“hut”等具体意象。只不过这章的原文本就带有普遍性的道理，西方读者接受起来似乎并无困难，所以这一注释不过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
《论语》书影
相比之下，利译中的这类注释要显得更有针对性，加注的原文涉及了孔子思想中较有特质的部分，尤其是在当代西方读者中可能会有争议的部分。如乡党篇中的“见齐衰者，虽狎，必变”（10.25），理雅各曾在其《论语》英译的绪论中指出，乡党篇中关于孔子言行举止的描写，很难给外国人留下好印象，似乎让人觉得孔子缺乏自由的精神。[32]威利（Arthur Waley）也认为，乡党篇中记载的礼的细节并非孔子真正看重的，而是后人为迎合儒家思想之后的发展所添加的。[33]利思在序言中也说，若将“礼”译为“rites”，一些西方读者可能会联想起微笑着不停作揖的东方人的形象，那么“礼”在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可能会让他们难以接受。利思一定意识到，该章节记载的正是这种具体的礼节，所以他在这章的尾注中引了卡佛（Raymond Carver）的以对死亡态度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离家这么近有这么多的水泊》（So Much Water So Close to Home），讲的是三个朋友周末去森林钓鱼时发现一具女尸，为不影响自己度周末，两天后离开时才报警，此时其中一人的妻子却突然想要参加这位素不相识之人的葬礼。利思指出，这说明，这章体现出的孔子对于死亡的尊重，正是现代文明正在逐渐丧失却不应失去的。通过借用小说中的情节和情感，利思巧妙地突出了蕴含在乡党篇中所记录的外在礼节中的内心情感。又如“父为子隐，子为父隐”（13.18），理雅各对这一章的评论是，“任何除了中国人之外的人都会认为孔子的看法不够全面”——事实上，中国人自己对此也颇有争议，如法家就认为这种将亲情至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不可取。所以，利思在此章注释中大段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福斯特（E.M.Forster）的散文，表示在面临公私冲突时，宁可背叛国家也不背叛朋友。不过就福斯特的这段话来看，虽然感情充沛，气势逼人，并引用但丁的神曲作为佐证（在诗中但丁鞭笞了为捍卫国家自由而选择背叛朋友恺撒大帝的布鲁图和卡修斯，并将他们打入九层地狱的最底层），但除此之外，并未提出其他实质性的论据。而且福斯特自己也承认，这一观点会让现代爱国的读者们难以接受。看来，利思正是巧妙利用了文学散文情理交融、以情服人的特点，将其作为强化孔子思想“薄弱环节”的最后武器。总的说来，利译中所加的文学性注释，还是在努力为孔子思想的普适性做辩护，尤其强调了孔子思想和西方文化中所重合的“共同的人性”（“common humanity”）。[34]
（三）形象语言带来的改写
（3）......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6.30）
赖译：... In seeking a foothold for self, love finds a footh- old for others; seeking light for itself, it enlightens others also ...
此章中的“立”和“达”虽还算不上核心概念词，但却一起阐发了孔子“仁之方”的重要思想。赖译通过使用“light”和“foothold”等形象之词，直观生动地阐释了原文。事实上，“立”和“达”的本义中就含有具体的形象。《广雅》说，达，通也，也就是在大道上通行无阻的意思，而“立”则为站立于地面。赖译所用形象和原文并不一致，因而也添加了新的意思。如“foothold”原指爬山时的落脚处，不如“立”字安稳，但却增添了迎难而上、不断前进的意义；而“light”的比喻义很广，“enlighten”则相应地可表示给予知识、智慧、理解力等，可以涵盖“通事理”，[35]只是用“光”代替了原文“路”的意象。
不过，真正把意象直接用在核心概念词本身的，只有对汉字使用“意象诠释法”的庞译。例如：
（4）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9.18）
庞译：I do not see love of looking into the mind and act- ing on what one sees there to match love of someone having beauty.
（5）（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15.6）
庞译：He said: Speak from the plumb centre of your mi- nd, and keep your word...
纵观《论语》各英译本，能像庞德这样，将抽象的核心概念词翻得如此动感形象的，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正如王国维所说，“古人之说未必悉有条理......幸而其所用之语甚为广莫......故不觉不贯穿耳”，若译作外语，则很难找到一个意义等同原词，又可用在各处的词。所以为求贯穿统一，就不得不用意义更广之词，“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36]美国汉学家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也提出儒家核心词的译法需要更加精确，[37]但如美国汉学家杜润德（Durrant）所说，卜弼德的提议对后来的译本未产生任何影响。[38]的确，使用“虚”而“广”的词来译核心词是《论语》英译中较为常见的做法，虽然其原因不仅为求统一。庞译则不仅不刻意追求统一，更重要的是，还将对汉字的“图画式”的解读也用于核心词，“望”文生意、神驰遐想，给译文注入了鲜活的意象。这些意象虽未必符合原义，但由于不少汉字的确是会意字，其本义的确可追溯到某个偏旁，所以也时而“歪打正着”，形象地表现出概念词的某一部分内涵。如“德”的译法中，“acting”强调了德的实践性，“looking into the mind”和“what one sees there”一起强调了德的“得于己者”的内在性。而“忠”的译法中的“plumb”，来自“中”字中间的一竖，可指测垂直度的铅球，也有“垂直、笔直”之意，形象地表达了忠“中正不偏、去除私心”的内涵。
总之，这类改写将形象动感之词用于概念词甚至核心概念词，或强化、改变了原文的意象，或给原文增添了意象。不过，很多抽象的概念词都有较为具体的本义，而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其含义往往可以追溯到其汉字的某个具体意象的偏旁或偏旁的组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类改写实际上是一种回归，一种追本溯源。意象的使用不仅抵抗了核心词英译中“泛化”和“虚化”的普遍现象，而且，由于意象常常可以诉诸人类共同的体验，它的使用突破了历史和文化的壁垒、打破时空的限制，用一种人人懂得的语言重写了孔子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概念的形象化也正是孔子思想现代化的一种方式。
（四）表现孔子个性情感的改写
这类改写在林语堂和利思译本中较为突出。
林译中的这类改写主要涉及一些孔子自述的章节或孔子说话语气比较强烈的章节。前者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19）中的“发愤”——林译将其译为“热情”（一般解释为“用功”），后者如“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13.20）中的“斗筲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17.22）中的“难矣哉”——林译分别译为“酒囊饭桶”（一般解释为“器材小劣”之人）和“亏他们做得出来”（一般解释为“难以成功入德”），明显加强了原文的语气。这些改写，塑造出一个热情、霸气而率真的孔子形象。
利译中的这类改写也涉及了一些孔子自述的章节，除了和林译一样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7.19），还有“文，莫吾犹人也”（7.33）、“不愤不启，不悱不发”（7.8）等。除了和林译一样将“发愤”译为“enthusiasm”，利译还将“文”（一般解释为“文献知识”）译为“zeal”，将“愤”和“悱”（一般解释为“学有不明、思而不得”）分别译作“enthusiastic”和“fervent”，刻画出一个充满激情和政治使命感的孔子。
此外，利译中的这类改写还涉及了某些一直备受争议的章节，如“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5.7）——利译将“材”译为“做桴之材”，并认为孔子所说的“乘桴出海”并非戏言，以表明孔子是英勇有行动力之人。虽然也有少数评注者将“材”理解为“桴材”，如东汉的郑玄[39]和现代的钱穆[40]，不过他们都并不认为孔子真的要寻找“桴材”，只是取其比喻义。难怪史景迁也称利译此处的诠释“另类”（“idiosyncratic”）。[41]
基于孔子个性情感的改写，为我们诠释原文提供了全新的、解构性的思路。这种改写以译者心目中的孔子个性为主线，来统一对于原文理解上的分歧。年代的久远、语境的缺失、断片的呈现方式再加上古汉语内在的模糊性，给《论语》的诠释留下较大空间。每位《论语》阐释者都会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或是创造出自己认为合适的诠释。如朱熹将其理学化了，魏晋学者将其玄学化了，康有为还将其美化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民权书。[42]正如顾颉刚所说，“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43]当然，译者心目中的孔子的个性和情感往往只是一种印象和感觉，是利思在译序中所说的“psychological evidence”，[44]正如史嘉柏批评的那样，是“无法验证”的。[45]它固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如陈荣捷就认为，孔子并无林语堂所说的那般幽默，孔子也不是像林语堂所说，因为对艺术的热爱才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而是更看重“诗”“礼”和“乐”的道德教化作用。[46]不过，正是由于它无法验证，也就无须验证，它不会像很多非文学阐释译本那样，在各种考证之中得出相互矛盾的诠释或因史料不足而不置可否。只要不违背确凿的历史证据，就可以以孔子的个性为统一的标准，积极主动地选择甚至创造诠释，帮助读者对全文留下一个整体的印象。德国汉学家何莫邪就曾在林语堂《论孔子的幽默》一文的启发下，认为孔子性情中有一种微妙的自嘲和不拘于礼节的冲动，并从此角度给予了《论语》中不少有争议的章节较为创新的解释（1990：131—161）。[47]此外，这种改写还可以将一些具有历史局限性的概念“个性化”，从而淡化其局限性。如林译中将表现孔子祭祀态度的四个章节（3.11、3.12、3.13和3.17）选入了第二部分“孔子之感情和艺术生活”之中，从而强调作为祭祀的“礼”的内在的心理活动。林译还将乡党篇中的两章（10.6和10.8）也放入该部分，把孔子日常遵守的礼节解释为艺术家对于生活的品位，突出了“礼”中的审美成分。这种微妙的改写，既没有直接改变“礼”的内容，又发掘了其中的现代性和普适性，令人回味。
四、结语
总的来说，《论语》虽然是一部思想性较强、以论述为主的历史作品，但也有一定的文学性。《论语》的文学阐释译本将原文视为一种人物传记、警句集和哲理散文，在挖掘原文的文学性的同时，对原文思想进行了较为明显的改写，包括译者的文学观带来的改写，文学性注释带来的改写，形象、动感的语言带来的改写，以及为表现孔子个性情感而带来的改写。总的来说，四种改写的共同主题是孔子思想从局限性到普适性的转化，即强调其中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情理，过滤其中有历史或文化局限性的部分。一方面，普适化的改写有可能丧失孔子思想中部分特质；另一方面，它也为孔子思想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机会，可以充分发掘出其中既独特又具有现代价值的部分。此外，文学改写还可以以独特视角挖掘概念内涵，为原文思想增加情感和意象，为诠释原文提供心理依据，等等。这些功能，对于挖掘《论语》的现代意义以及《论语》在当代英语世界的传播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 J. Fraser, The Morals of Confucius, London: Randal Taylor, 1691.
[2] Cheuk-Woon Tamm,“On Studies of Confucius，”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2， 1953, p.148.
[3] 郑振铎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年，第 48 页。
[4] 见 See Yuan-chun Feng, A Short History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2009, p.27。此书为冯沅君和陆侃如合著的《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的英译本， 最早于 1957 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 5 ] 刘跃进:《中国文学通史(第一卷): 先秦至隋代文学》，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年，第125—126页。
[6]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年版，第 121—131 页。
[7] 李泽厚 :《论语今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第 3，12—13 页。
[8] 阳清 :《论语文学研究》，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72—175 页。
[9] 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91—92 页。
[10] 钱穆 :《中国文学讲演集》，巴蜀书社，1987 年，第 52—54 页。
[11] 朱光潜 :《诗论》，漓江出版社，2011 年，第 101 页。
[12] 钱基博 :《中国文学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29 页。
[13] 游国恩、王起等 :《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第 70 页。
[14] 扬之水 :《先秦诗文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 83 页。
[15] Hung-Ming Ku,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Ltd., 1898.
[16] Matthew Arnold,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 1953, pp.299—325.
[17] Frederick L. Mulhauser,“Introduction”, in Matthew Arnold, Selected Poetry and Pros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inc.,1953,pp.ix—xi.
[18] Leonard A. Lyall, 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09/1925/1935.
[19] 理雅各和刘殿爵也曾在修订版中修改译文。但理雅各的改动极少，且主要涉及 对原文的理解变化 ;刘殿爵除了改变了一些对原文理解外，主要是力求使行文变得 更加紧凑，据史嘉柏(Scharberg)统计，这些行文上的变化大约平均每页有一个， 不过，他认为这些改动总的来说微不足道 , 而且很多和原译文一样啰唆。参见 David Scharberg,“'Sell it! Sell it!’: 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3，2001, p.128。
[20] Yutang L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1938.
[21] Ezra Pound, Confucius: The Great Digest, the Unwobbling Pivot, the Analects(10th Printing), New York: New Directions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51/1969.
[22] 庞德自己在译文的注释中使用了这一表达，见第 218、241 页。
[23] Noel Stock, The Life of Ezra Pound,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0, pp.440—441.
[24] Ernest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Books, 1936, pp.5—6.
[25] Simon Ley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26] 利思的本名为李克曼(Pierre Ryckmans)。
[27] 本文中提到的所有《论语》章节编号，都按照杨伯峻《论语译注》(2009)中的 划分标准。
[28] 程树德 :《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 年，第 185 页。
[29]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上海三联书店，2010 年，第 13 页。
[30] 黄兴涛 :《文化怪杰辜鸿铭》，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3 页。
[31] Feng Lan, 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 Remaking Human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 Toronto, Buffalo &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5, pp.56—62.
[32]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 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893, p.89.
[33]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55.
[34] Alice W. Cheang,“The Master’s Voice: On Reading, Translating and Interpreting the'Analects’of Confucius，”in The Review of Politics, 62.3，2000, p.577.
[35] 程树德 :《论语集释》，中华书局，2013 年，第 439 页。
[36] 王国维 :《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收入罗新璋、陈应年选编《翻译论集》 (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09 年，第 262—263 页。
[37] Peter A. Boodberg,“The Semasiology of Some Primary Confucian Concepts，”in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4，1953, pp.317—332.
[38] Stephen W. Durrant,“On Translating Lun yü，”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3.1，1981)p.116.
[39] 李学勤 :《论语注疏》，何晏注，邢昺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57 页。
[40] 钱穆 :《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 年，第 104 页。
[41] Jonathan D. Spence,“What Confucius said”,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4.6，1997, p.13.
[42] 蔡尚思 :《论语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 年，第 26—27 页。
[43] Arthur Waley,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p.14.
[44] Simon Ley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New York/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XX.
[45] David Scharberg,“'Sell it! Sell it!’: Recent Translations of Lunyu，”in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 23，2001, p.128.
[46] Wing-Tsit Chan,“The Wisdom of Confucius by Lin Yutang”, in Pacif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3.4，1940, p.485.
[47] Christoph Harbsmeier,“Confucius Ridens: Humor in The Analects，”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0.1，1990, pp.131—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