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玉涧北岩的历史文化 / 开普饭

　　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论及兴化府形胜曰:“环城千里，并海一隅。仙境峭壶公之碧，清流奔玉涧之泉。海道舟车，介于泉福；山川人物，甲于闽中。其形胜也。”极其形象地概括了兴化府的地理形势与历史人文的特色和优势。《闽书》对莆田的山河象征，独辟蹊径，以“清流玉涧”替代木兰溪水，足显对玉涧的青睐与推崇。

　　玉涧摩崖石刻城厢北磨下斜村“玉涧”摩崖石刻的发现，证明了玉涧溪流的真实存在。本文着重对玉涧的名称的由来，及其地理变迁、历史文化等，作初步探讨，以进一步开掘玉涧北岩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

　　一、玉涧的名称与方位

　　“玉涧”二字，始见于宋李俊甫《莆阳比事》。该书〔禅林高僧〕条载：“义存姓曾，年十二于莆田玉涧寺出家（原注：今华严寺塑像犹存），遍游禅会，缘德山（唐佛教禅宗宣鉴禅师别名），后归闽，结庵象骨山，为雪峰初祖（原注：《清源志·传灯录》）。”这里，“玉涧”是作为佛寺名称出现的。

　　此后，明代几种史志在记载莆田城西地理时，皆有提及玉涧寺。《闽书·方域志》〔鸡足峰〕条云：“自大象峰发脉而来，三歧如鸡跖。唐为玉涧寺，华严院师行标者居之。”“（武宗废除佛寺），及宣宗复寺，即玉涧之北岩居焉。……刺史河东薛戎，延之入郡，同扣华严大义，几忘寝食。泊解印，与偕至北岩，题为'华严院’，以彻（通达）祠部。”林登名《莆舆纪胜》〔鸡足峰〕条云：“自大象峰发脉而来，歧为三如鸡足然。峰前有华严寺，在唐时为玉涧北岩。宋大中六年（ 1013），刺史薛凝题为华严，以僧行标能讲华严大义也。”黄仲昭《八闽通志·地理志》曰：“鸡足峰，以形似名。又名北岩。” （卷11 ）根据上述史料可知，唐之玉涧寺，宋改为华严寺（院），位于玉涧之北岩，即鸡足峰前（鸡足峰又名北岩）。林登名《莆舆纪胜》又以玉涧北岩指代唐玉涧寺，《闽书》亦以玉涧北岩指代华严院。寺以地名，地因寺名。这种寺名与地名互代的笔法，在史志中是不乏其例的。

　　至于唐之玉涧寺名的由来，史志未见记载。但按寺院命名的常例，寺以地名（包括山川等）是较为多见的方式之一，如莆田著名的梅峰寺、西岩寺、石室岩寺、囊山寺、龟山寺等，无不是以山（岩）命名。据此推测，玉涧寺因其地处玉涧之北岩（鸡足峰）而呼之玉涧。恰与玉涧摩崖勒石的位置吻合。故《闽书》、《莆舆纪胜》遂以玉涧北岩指代唐玉涧寺，《闽书》以玉涧北岩指代宋华严院，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清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张琴《莆田县志》等亦然。

　　在明人的诗文中亦散见“玉涧”二字。《莆风清籁集》收录明洪武溧阳训导，邑人林赐《题翁石山房》诗，有“玉涧随夕深，萝衣谢时早。”林赐其人，史志未见载。翁石亦不知为何人，该山房在何地？此玉涧是否为北岩之玉涧，尚需进一步查证。

　　清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鸡足峰〕条，引明御史中丞林大辂《鸡峰杂兴诗》，有“玉涧草堂静，栖栖遗世情”句。此句比较明晰地记述了玉涧的方位，可知玉涧草堂位于鸡足峰玉涧地域。以溪涧命名草堂，是莆邑的一个常例，如林尧俞之南溪草堂，俞荔之迂溪草堂等。林大辂为正德进士。

　　值得注意的是，智泉摩崖诗刻：“觅胜悬崖立，凭高万象新。山灵留遗迹，天意待吾人。玉涧飞冰雪，丹书勒鬼神。世情浑欲忘，花鸟见深春。”则把智泉溪瀑亦称为“玉涧”了。现代新编《莆田文化丛书·景观文物》之〔智泉珠瀑〕条，亦谓智泉珠瀑为“玉涧三悬”，“三悬”即三级瀑布。

　　由于史料不够充分，尚不能对玉涧的名称，作出地理学意义上的诠释。只能依据摩崖勒石与史料碎片，对玉涧的来龙去脉作以下初步的判读：玉涧发脉于弥陀岩、羊狮岩，于龙岭汇三溪为一涧，三悬而下，为智泉瀑布。下潴为潭，又沿深壑东去，至鸡足峰一带，折入北磨溪（智泉瀑布溪段姑视之上游；智泉以下至北磨溪一段为下游）。林登名《莆舆纪胜》云：“一行深壑，青碧沉沉，如一带绿玉，束于峭壁之下。”既是对玉涧自然景观的形象描述，亦道出玉涧名称的含意。本文则以玉涧涵括整个玉涧地域，包括北岩（鸡足峰），亦称之玉涧北岩。

　　二、陈峤与北岩精舍

　　玉涧北岩地区，溪山清秀幽邃，历史文化深厚，堪称莆田文化圣地之一。追溯玉涧北岩的历史文化，首先要提及唐代的陈峤与北岩精舍，可谓之源头和象征。

　　陈峤字延封，号景山，为首任莆田县令陈迈后裔，唐父大理评事陈齐长子。兄弟九人，皆修业儒学。陈峤龆龀好学，弱冠能文。与高阳许龟图、江夏黄彦修，居莆城城西北岩精舍一同读书。

　　旧志对北岩精舍的记载“精舍”本指古时隐士或僧人修行之地。一些学者亦设立精舍，聚徒讲习儒学。北岩精舍位于莆城城西鸡峰山，环境清幽秀美，离城市二三里，既便利进出，又避开城市尘嚣，成为士子潜心习学的理想之地。陈峤等人在北岩精舍，修学五年而业成。许、黄二人西上举试，陈峤复居北平山继续修业，又是五年时间。

　　他的同代人黄滔，记述其十年寒窗苦学情况是：“两地穴（穴居）管宁之榻，十霜索隋氏之珠，然后应诏诸侯，求试宗伯。”可见，陈峤是经过十年寒窗苦学的充分准备后，才西上长安应诏科试。

　　唐时科举，须有朝中名士荐引方可。莆田开化较晚，举子往往是“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田也。”（欧阳詹《上郑相公书》）正如黄滔所云：“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举子西上应试，虽学富五车，只因无人赏识，加上科场腐败而往往落第。故士子之成功，与其取决于比试学问见识之深浅，不如说是干谒投贽，拼请托举荐的功力与机遇。求功名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求取名士权贵赏识的过程。众多清寒举士，无不是历经艰辛与屈辱，“昏投哲匠，神拜先哲”，沟通关系，找寻知遇，耗尽了年富力强的壮丽年华，历尽世态炎凉。《唐摭言》载: “陈峤谒安陆郑郎中，三年方一见。”可见请托举荐其难。最终只有极少数成为幸运者，一旦金榜题名，早已两鬓全白，垂垂老矣。而更多则是“半生随计，没齿衔冤”。

　　陈峤历经十年寒窗之苦后，又在举场沉沦了二十年之久。黄滔追忆陈峤当时应试历程曰：“洎宣皇之後年，则夫子之斯出。持曾参之孝行，袖孟轲之文帙。荐赋诸侯，上书圣日。射宫而劲挺弦矢，艺圃而葳蕤华实。难亨者吾道，难偶者至公。管仲三奔，非战之过。孙宏十上，盖时未通。七千里而辛勤上国，二十年而惆怅东风。人皆一一以兴愤，我独孜孜而养蒙。”可知其漫长与艰辛。遂于光启三年(887)以《申秦》得意中第（第十二人），时年六十三矣。

　　陈峤的成功登第，极大地鼓舞了吾莆一班久困科场的苦行者。时为举子的黄滔，已蹭蹬科场十六个春秋，对陈峤中试甚为振奋，赋诗《喜陈先辈及第峤》曰：“今年春已到京华，天与吾曹雪怨嗟。甲乙中时公道复，朝廷看处主司夸。飞离海浪从烧尾，咽却金丹定易牙。不是驾前偏落羽，锦城争得杏园花。”陈峤释褐后摄京兆府参军。辞官回闽后，辟为大从事，迁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王审知主政时奏授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光化二年（899）十月卒，年七十五。所著表记、奏牍凡三百篇。《莆阳比事》《弘治志》谓有《文集》二十卷。陈峤墓在县东北兴教里福平山之麓，这里尝是他二度修学之地。

　　陈峤为人谨信，居家纯孝，事继母尽礼，父死时庐墓三年，泣血有闻，乡人称道。晚年归乡后，孤身一人，清贫乐居。《唐人轶事汇编》引《南都新书》曰“陈峤孑然无依，数举不遂，蹉跎辇彀（京都），至于暮年。逮获一名还乡，已耳顺矣。乡里以宦情既薄，身后无依，乃以儒家女妻之，至新婚近八十矣。合卺（成婚）之夕，文士竞集，悉赋催妆诗（旧俗，成婚前夕，贺者赋诗，催促新妇梳妆，名之催妆诗。），咸有生荑（荑，植物的嫩芽。以枯树长新芽，喻老人娶少妻）之讽。峤亦自成一章，其末曰：'彭祖尚闻年八百，陈郎犹是小孩儿。’座客皆绝倒。”显示其诙谐乐观和对生活的热爱。陈峤与邑人徐寅、黄滔等，差不多是同一时期西上京师追求功名的“铁杆考友”，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奋战科场的志士。徐寅历经十七个春秋始登第，黄滔更是苦战了二十四年始告成功。三人回闽后又尝同在王审知幕府任职共事，期间常有唱和。晚年归乡后亦时有过从，可谓毕生之知友。黄滔称他为陈先辈，景仰有加。不仅仅是敬重之心，亦是莆阳科举大业发展轨迹的真实写照。

　　陈峤逝世后，黄滔亲自撰写《墓志铭》与《祭文》，悼念他的高品格及其功业。特别强调陈峤在莆阳科举大业的历史地位与突破性贡献。曰“：愚与公同邑，闽越江山，莆阳为灵秀之最。贞元中，林端公藻，冠东南之科第，十年而许员外稷继翔。其后，词人（连续而不倦前进），若陈厚庆、陈泛、陈黯、林颢、许温、林速、许龟图、黄彦修、许超、林郁，俱以梦笔之巾词，金（一箱金子，喻博学）之学，半生随计，没齿（终身）衔冤。旷乎百年，而公追二贤之后，七年而徐正字寅捷，八年而愚（原注：缺一字），莫不江山之数耶？”指出陈峤填补了林藻、许稷折桂以来八十多年空白的贡献，成为莆阳科举史上进士第三人（陈峤亦是莆阳陈氏进士第一人）。在莆阳科举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七八年后，吾莆徐寅、黄滔等人接踵登榜。他们无疑是莆阳举业的先头部队，开路先锋。正是在他们的引领垂范下，又历经几百年的接力传棒，艰辛积累，始有吾莆宋明举业的辉煌壮丽，铸就文献名邦的声名。

　　闽莆史志皆有陈峤传，内容采自黄滔《司直陈公墓志铭》。其晚年再娶的《自赋催妆诗》，亦为《全唐诗》和诸家笔记小说广为传抄。

　　玉涧北岩精舍作为陈峤出山的起步点，在莆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正基于此，笔者谓之为玉涧北岩地区历史文化的源头，同南山、北平山一起成为莆阳文化的圣地。

　　诚然，我们今天不宜单以中第与否论英雄。从黄滔的《墓志铭》、《祭文》，及周瑛《弘治志》的解读看，陈峤当年与许龟图、黄彦修同在北岩精舍读书，五年后结业。可见是有师儒执教而非自学，其师儒虽名不见传，却是莆阳文化的热心传播者。蛰居北岩精舍、南山灵岩精舍和北平山福平别墅等三处学堂的启蒙师儒们，他们同样是可尊敬的莆阳文化的开拓者和无名英雄。

　　三、华严古刹的兴衰

　　华严古刹，是北岩玉涧历史文化又一象征。其自然环境优美，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唐宋时期莆阳历史文化的一方宝地。

　　这里尝是莆田的禅林福地。张琴《莆田县志》云：“当时莆地文化方开，而名僧辈出，为清源佛国，诚不虚矣。”时莆田有二十四丛林。玉北岩鸡足峰的华严寺，盛极一时，与南山广化寺并称，有“南广化，北华严”之号。

　　考史志，华严寺唐时为玉涧寺。至禅师行标时声名大振，为信众所仰赖。《闽书》载，行标俗姓方，莆田人。仪梵肮脏(高亢刚直貌)，言词雅直。幼投监寺神皎出家。贞元十七年(801)，辞师北游，抵京荐福寺受戒品，诣章教大师法会。章教奇之，令首其众。寻为功德使推入道坊，宪宗善之。元和十一年(816)东归。武宗废除佛舍，师庐于西岩石室，律身守道，如居千众。及宣宗复寺，即玉涧之北岩居焉。县令中心甄宿，与莆之士庶，争沐醍醐，共隆兰若。刺史河东薛戎延之入郡，同扣华严大义，几忘食寝。洎解印，与之偕至北岩，题之为华严院，以彻祠部。廖必琦《莆田县志》载，宋大中六年(852)，刺史薛凝题为华严，以僧行标能讲《华严大乘经》也。十一年(857)，疏闻于朝，始改为寺。华严寺有浮屠七级，有泗洲像。旧经云，僧行标于泗洲请大圣真像，会溪流暴涨，得樟木一根于水中，遂刻焉。乾宁五年，县令吕承佑造塔三层，后火，塔尽焚而像如故，时俗异之，随复建塔。

　　史志记载源于黄滔《华岩寺开山始祖碑铭》，而《碑铭》所述更为详尽。黄滔青年时尝登门造访过行标，同寺僧亦有往来。登第后东还，重游金地时，大师已驾鹤三十余年矣。遂“胶掌而拜影堂，腹稿而铭遗美，高度评价其品德功德。谓其“师仪肮脏，言词雅直，冲默（淡泊沉静）而明敏，慈恕而刚毅。儒书皆通，三皇五帝之道，言未尝及，而人知其博古也；经论综贯，天堂地法之说，舌未尝举，而人皆务崇善也。所至请风凛凛，政所谓释子之高杰者也。”并敬刻碑铭，以传美名。

　　继行标禅师之后，玉涧寺又有一位著名高僧义存。《莆阳比事》〔禅林高僧〕条载：“义存姓曾，年十二于莆田玉涧寺出家（原注:今华严寺塑像犹存），遍游禅会，缘德山（唐佛教禅宗宣鉴禅师别名），后归闽，结庵象骨山，为雪峰初祖（原注：《清源志传灯录》）。吴任臣《十国春秋》载：“僧义存，泉州南安人，姓曾氏，家世奉释典。义存在襁褓间，闻钟梵声，辄为动容。年十二（大和七年，833年），从父游莆田玉（涧）寺，见庆元律师，遽拜曰：'我师也！’遂留焉。十七剃发，谒禅僧宏照，宏照抚而器之。已，往幽州宝刹寺，受具足戒。咸通中回闽，登象骨山创院。乾符间，僖宗赐号'真觉大师’。太祖入闽，问义存：'象骨山何奇？’答曰：'山顶暑月犹有积雪。’太祖曰：'可名雪峰。’雪峰遂由是名。住闽四十余年，门下常千五百人，称之曰'雪峰和尚’。开平二年（908）夏五月卒，年八十七。”黄滔《华严寺碑铭》云：“地自人胜，名由道高。”正是行标、义存两位大师的功德，使玉涧寺声名大振，远播四方，为民众所仰赖。《闽书》载，宋李长者宏，欲作木兰陂，南坡成，累坏，是后众心孤疑。宏诣僧伽塔下，百掷杯，上下如一，众心不惑，遂以成陂。玉涧北岩华严寺，环境深幽，风光秀美。黄滔这样描述：“烟峦蔽亏，朱碧掩映；前俯平川，后峙奔峤。”又有妙峰堂、壁立轩、环秀亭等游息设施，加之高僧博学高德，引来莆田儒士争相前来谈玄唱游。

　　黄滔有《送僧归北岩寺》诗。“北岩泉石清，本自高僧住。新松五十年，藤萝成古树。题诗昔佳士，清风二林喻。上智失叩关，多被浮名误。莲扃压月涧，空羡黄金布。江翻岛屿沉，木落楼台露。伊佘东还际，每起烟霞慕。旋为俭府招，未得穷野步。西轩白云阁，师辞洞庭寓。越城今送归，心到焚香处。”宋兴化军通判刘子《次韵张守同往华严寺》诗：“浅水荷花开傍桥，晚钟楼殿碧山椒。林松绕路行不彻，野鸟避人飞更遥。喜有高情共丘壑，应须长啸混鱼樵。老僧好事能延客，未觉山房苦寂寥。”刘子，宋理学家，字彦仲，号屏山，建州崇安人。精通理学。高宗建炎四年(1130)，以荫补承务郎，通判兴化军，因疾辞归武夷山，专事讲学，学者称屏山先生。精通《周易》，朱熹尝从其学。其为政务存大体，诚心爱民，尤汲汲于劝民兴行。张守，即张宗臣，同年以右朝散大夫来知。

　　明御史中丞、邑人林大辂《鸡峰杂兴诗》：“玉涧草堂静，栖栖遗世情。烟霞元发改，岁月白鸥盟。门避高轩过，席从野老争。幽居春不浅，风雨近山城。”大理寺少卿黄巩诗：“风送溪流一棹轻，断云树里夕阳明。山庄野寺相过地，莫怪庞公不入城。”邑人、漳州教授柯举《游华严寺》诗：“旧游曾记此山川，万事回头一梦然。蚤岁不知人易老，晚年方信世无禅。樵歌牧唱千村暮，莺语花香二月天。人境了然描不就，山僧对我更谈玄。”

　　明林弼诗：“法王宫殿历千春，乱后轩楹又一新。门外兵洧存归垒，山前古冢出青磷。蕉花径绕风声冷，菜甲庭平霁色匀。僧老伴游能不倦，兴亡指点说都真。”明嘉靖中布衣卓中立诗：“龙桥近午入华严，春草萋萋覆水帘。莫向禅宫叹消歇，兵戈谁复门闾阎。”

　　我们从以上诸诗，品尝当年华严寺与玉涧北岩地区深幽秀美的山川景色，寺门兴衰，和僧家的热情待客，同时亦读出诗人的其人其志。

　　值得一提的是，华严寺的环秀亭又是宋兴化军进士题名之所（或谓为新科进士放榜之处），立碑题记莆郡登科者姓名，以示纪念。玉涧北岩精舍又是莆阳进士第三人、唐进士陈峤等人读书之处。因此，在莆阳文化教育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惜，华严寺于元至正十六年因火灾而毁，不久复建，至明遂为废墟。万历间，有僧重建佛殿一座，寻废，清乾隆时移下平地小构。其后，终不能恢复昔日的辉煌而衰落荒废，不能不说是莆阳文化的一大憾事。

　　笔者尝走访北磨下斜村乡老，称故老相传华严寺尝有九座殿，头殿在今梅园路与荔城大道交会处一带，并有大片寺田。可以想像其规模制式之恢宏壮伟，堪与南山广化寺匹比。北岩鸡足峰因华严寺而俗称寺山，今则讹为诗山。寺院旧址，现已被别墅所圈占，壁垒森严，游人莫入。无法探寻、凭吊曾经盛极一时的华严寺历史遗迹，重温先贤的功德精神。仰望巍巍北岩，不禁吁嘘而叹矣。

　　四、蔡襄寻溪轶事

　　周瑛《兴化府志》载，宋名臣蔡襄，尝往兴化西门的上溪游观，并有唱咏诗《丙申五月游兴化西门上溪》：“寻溪因过上溪游，雨过溪浑水乱流。因傍堤松却飞盖，为闻山鸟辍鸣驺。平田（稻禾摇动貌）青云合，满屋芭蕉碧玉抽。开济无功须早去，故时瓜陇有通侯。”满山芭蕉碧玉抽按，从诗题之“丙申年”，可知此诗作于为至和三年(1056)。据宋湖民《蔡襄年谱》，至和二年六月，四十四岁的蔡襄，以枢密直学士出知泉州，遂奉老母及家眷赴泉州任。途中，长子蔡匀与妻葛氏不幸相继病卒，于三年二月至泉州任所。四月中旬，接移知福州诏命。未行，并上状乞请仍知泉州，留居兴化军听候朝命，遂有兴化西门上溪之游。该诗以东陵侯种瓜之典，流露归隐故山田园之心。

　　尽管如此，蔡襄依然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六月，再奉诏知福州，八月到达任所。任上振作治政，修城开河，兴学重教，不遗余力为民造福。不久，又改知泉州，募建万安桥，作《荔枝谱》。嘉佑六年(1061)，擢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可谓重用也。

　　蔡襄诗云：“寻溪因过上溪游，雨过溪浑水乱流。”可见其过上溪是为了寻溪。那么，其所寻之溪又是何溪？是否就是慕唐时之名，寻玉涧之溪？

　　其实，莆郡史志对上溪有着比较明确的记载。周瑛据《通志》所载“上溪在府西常泰里，发源林葬坑，南流至南门第二桥，与木兰溪北流水合”，确认上溪就是北磨溪。张琴《莆田县志》亦明确称，“上溪。自智泉、玉涧、下磨至南门桥”。林登名《莆舆纪胜》考察莆田河川源流，亦是把智泉作为上溪的上游。再以北磨的地形地貌看，北磨溪上游地域，除了一些无名小溪涧外，北磨溪(上溪)是当地唯一的一条大溪，其上游即智泉瀑布下泄之流，玉涧之溪。除此而外，别无他溪。故蔡襄过上溪所寻之溪，当位于上溪(北磨溪)上游的智泉玉涧之处。由此推测，蔡襄过上溪所寻之溪，应当就是慕唐时之名，寻玉涧之溪。蔡襄诗中所记述的堤松飞盖、平田、满屋芭蕉等风光，正与其地情吻合。至今北磨村民仍有种植香蕉的习惯，而二十四亩村地带，恰是一片平洋，传统种植水稻。

　　北磨乡村蕉林诚然，这个推测仍须新的史料进一步佐证。然而，不论如何，蔡襄出游上溪并留下诗篇，表明北岩玉涧地区溪山对他的吸引力。大宋名臣来游，留下一曲唱咏，成为北岩玉涧地区历史文化的又一亮点。

　　五、智泉更名之谜

　　在玉涧流域，智泉瀑布不但是自然景观的一大亮点，其历史文化亦颇为深厚。

　　考史志，智泉在唐、宋时载籍无名。明代黄仲昭《八闽通志》，周瑛《兴化府志》对莆田众多山川的记载，仅有西淙瀑布泉的条目，而无智泉瀑布，表明当时智泉的名气尚不如西淙瀑布。从福建范围看，智泉瀑布更是缺少知名度的。

　　只是到了明万历间，智泉才始见于诸闽莆载籍。万历四十四年（1616）成书的《闽书·方域志》，在“石室山”条目中，对智泉记述颇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相传鸡峰道人陈清牧此，有白衣老人叱之曰：'此仙人圃也，勿牛饮污水。’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并引录了陈伯献的《智泉题记》。

　　邑人林登名《莆舆纪胜》，亦专设智泉条目，记述其源流景观，与县令何南金构建“来苏亭”并作记，以及陈伯献隐居并易名之事。两则史料的记载一致认为：“智泉”旧名“梅花 ”，换言之“智泉”是直接由“梅花 ”改名而来的。陈伯献的《智泉题记》，对“智泉”的含意做了比较充分的阐述，详后。

　　多年来，莆田文史界谈论莆田二十四景的智泉瀑布时，流传所谓唐代着名文学家柳宗元尝“到此一游”，又命名之“愚溪”；明提学陈伯献隐居时，反其意而改名“智泉”云云。报刊有文，史籍见载，言之凿凿，令人将信而将疑。

　　柳宗元众所周知，历史上柳宗元是以文章名世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与韩愈、苏东坡等被推为“唐宋八大家”。若不远千里来莆游智泉，并为之命名，不能不是吾莆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必将极大地提高智泉景区的历史人文品位。

　　为了搞清历史真相，笔者查阅《唐书·柳宗元传》和柳宗元故友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查阅了古今多家柳宗元年谱，以及柳宗元本人的传世文集，包括诗文、游记、书信等等。同时查阅了闽莆诸家史志的相关记载，做了综合研究。确认：

　　其一，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并命名“愚溪”之说，不但于史无据，亦与柳宗元的仕宦人生经历不能吻合。柳宗元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及其仕途失意、生活拮据、病痛缠身的处境，均不足以支持柳宗元来莆远游智泉的事件。因此，历史上柳宗元不但未尝到智泉一游，实际上亦是不可能有的事。

　　其二，柳宗元于当年谪居永州时，尝将所居之溪命名为愚溪，借以抒怀言志。此外没有再为其他地方的某溪改名为愚溪，更不可能有对未尝游观过的莆田智泉（旧名梅花）改名为愚溪的事。

　　其三，考闽莆史志，未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及命名“愚溪”的记载；明正德间陈伯献的《智泉题记》，与万历间何南金的《来苏亭记》，是现存最早的两篇专题记载智泉的文献，亦无此记载。反而明确“智泉”旧名“梅花 ”。这就极其鲜明地否定了所谓“智泉”系由“愚溪”改名而来之说，实际上亦否定了柳宗元来游智泉并名之“愚溪”的说法。

　　总而言之，不论是柳宗元史传、年谱、墓志、书信和诗文，还是闽莆史志，均未见有柳宗元尝到莆游观智泉的记载。换言之，所谓柳宗元到莆游观智泉之说，是完全缺乏历史依据的子虚乌有之事，与其本人的仕途实情亦不能吻合，故判定纯属子虚乌有之事。笔者的专题考证，将另文发表。

　　六、陈伯献与智泉题记

　　现代记述智泉的书籍与文章，几乎众口一词称，现今智泉瀑布的崖壁上尚有石刻“智泉”两个大字，与陈伯献的改名题记，却无一人引录题记的内容，崖壁亦未见有疑似的题记痕迹。有幸的是，笔者在何乔远《闽书·方域志》的“石室山”条目中，发现一则陈伯献的题记。观其内容，很可能就是这篇改名题记。

　　《闽书》曰：“（石室）山后，有弥陀岩，智泉之水出焉。智泉水，旧名梅花。……皇朝邑人提学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石室山巅，有石如芙蕖，高数丈，辨缬突崛，朵蕊亭耸，青奇幽壮，离列可坐数十人。石北山坪，有田数十亩，予因筑室以居。盘旋石上，时至忘归。石常蓄云雾，或值冥晦，则茫然如泛太乙之舟，驾鸿蒙而凭灏气。天朗气清，俯视城郭村溪，毕效于前，若垤（本义为蚂蚁做窝堆在穴口的小土堆），若穴，若簇，若练，若聚米，若堆丸。聚睫而望，大海横东，凫山（浮山）环北，壶公峙南，萦青缭白。莫穷其概，然后知是山高于莆，而是石高于山也。予尝质诸士大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之至。其至者，樵夫牧马人竖耳。樵夫牧竖，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也。余谓石君子之道三焉：其耸峭拔起，则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烁烁如莲，不为仙翁佛子之宫，是有洁身自隐之义；其为文物之宗，能使士大夫不知而不夺，是无竞名表（表现）之心，皆可取也。’”《闽书》谓：“陈伯献，筑室是山，因名之曰'智泉’，伯献自为记。”十分明白地表述，此记就是陈伯献“名之智泉”的“自为之记”。因此可以推定，该记就是史家所指的改名题记。查清邑人庆澜《莆阳文辑》收陈伯献《莲峰石记》一文。经比照，当为伯献智泉题记的本文，《闽书》所录显然作了删节。

　　《兴化府莆田县志》对陈伯献《智泉题记》的记载从该记的内容看，亦可以得到验证。伯献说明其作记的缘由，是基于士大夫对梅花（智泉）的景观，有“未知者”，或“知之而未奇者”，有感而作该题记的。知者为何？知者，识也。知又是智的古字，知智通用。孔子论语中智皆作知。知就是智，见识，理智，明智。在儒家的道德规范体系中，“智”是一种理想的人格，视之士人的道德品质，道德规范的“四德”“五常”之一。孔子把“智”、“仁”、“勇”、定位为“君子之道”，孟子以“仁、义、礼、智”四位一体，构建人道的全部蕴涵，汉儒又以仁、义、礼、智、信为人的“五常”。由此可知陈伯献将“梅花 ”改名为“智泉”的深刻含意。这就是他对“智泉”的题解。

　　伯献题记，继而以石形之奇，寓君子立身处世之道，推崇三条“石君子”之道，即特立不群之操，洁身自隐之义，无竞名表（自我表现）之心。实际亦是他所推崇的居官做人之道，不正是他一生居官正直，为民请命，后又辞官归山，埋名隐居的真实写照吗？

　　今台湾莆仙同乡会李嘉谟《莆田二十四景·智泉珠瀑》文，谓陈伯献更名为智泉，是“巧合五常之数”，是谓陈伯献的三条“石君子”之道，与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项做人准则是吻合的。其解释基本上是符合陈伯献题记的主旨。

　　由此可见，陈伯献的题记，对“智泉”之“智”字的含义，做了深刻的阐释，道出了更名的深意，旨在宣扬儒家所倡导的士大夫立身处世的准则。因此可以肯定，此记就是他特为智泉更名而作的题记。《闽书》谓之为陈伯献命名“智泉”的自作题记，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笔者认为，陈伯献这篇340余字的长篇题记，倘若当年是镌刻在智泉的石壁上，即便字迹漫漶，亦不至于不见一点痕迹。因此，诸家所谓崖壁上有陈伯献的改名题记，纯属一种臆想附会，以讹传讹之说也。

　　又，倘若陈伯献为智泉改名，真的是针对柳宗元所命名愚溪的话，文中对此必定有所阐述，实则无一字涉及之。据此亦反证柳宗元未尝有过将智泉命名为愚溪之事。

　　笔者现场考察所见，在崖壁楷书石刻“智泉”两个大字的右下方，有一片诗刻，字迹多模糊莫辨。莆田市市政协《莆仙摩崖题刻·智泉》谓为“陈伯献诗刻”，并据旧志校读为：“觅胜悬崖立，凭高万象新。山灵留遗迹，天意待吾人。玉涧飞冰雪，丹书勒鬼神。世情浑欲忘，花鸟见深春。——右同游李郡丞卿式、朱节推朝和、方伯寿卿正德庚辰二月庚子题”。检莆田县旧志，虽有录该诗，然并未署名确认为陈伯献诗作。笔者认为，因题诗年间正与陈伯献晚年隐居智泉时间吻合，诗刻又位于“智泉”石刻右下，故可推测为陈伯献诗刻。有人确认为明佘翔之诗刻。按，佘翔为嘉靖(1522-1566)间人，嘉靖三十七年(1558)举人，而诗刻题款为正德庚辰年（正德十五年，1520），故可以肯定不是佘翔的诗刻，检佘翔《薜荔园诗集》亦未见此诗。诗刻左侧，尚有三首和诗，惜字迹莫能辨识。

　　七、何南金与智泉来苏亭记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智泉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赏识者。他就是新任莆田县令何南金。

　　据《闽书·文莅志》，何南金，泰兴（今属江苏）人。以进士任。倜傥有文才，邑中佳胜，皆属（撰写）题泳。尝修江口桥，除官路，入疆辟治。有《悲华馆集》。《莆田县志》载，何南金，泰兴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进士知县事。性倜傥有文名，邑中名胜如智泉、碧濑诸处，皆有建筑、题记，供游人览眺。尝捐俸修江口桥。先是，官路狭小，濡轨（水漫过道路）不便，南金复辟为康庄行道，德焉。着有《悲华馆集》，刻署中，卒于官。可知他是一位性情倜傥，关心民瘼，热心办实事的能臣。来莆任职未满三年，有德于民，而鞠躬尽瘁，有政声。他文才横溢，对我莆田名胜风光，情有独钟。对邑中佳胜，善于观赏评价，多有题咏。尝与居乡名臣、礼部尚书陈经邦、国子祭酒林尧俞等，至所建碧濑亭观瀑，并有唱和诗，收进《莆风清籁集》。林登名《莆舆纪胜》谓，万历戊申（万历三十六年），邑侯何公（何南金）登永兴岩作记，并摘录其大略。

　　何县令对智泉瀑布景区有两大贡献。一是在智泉左侧一席之地，构建一座观光亭，匾曰“来苏亭”，方便游人观光。该亭居高临下，于三面回合中，透过东面一隅，远望四五十里外的东海一角，显示其选址之匠心。二是撰写《来苏亭记》，形象记述智泉的来龙去脉及其景观特色，为莆田留下一精彩的旅游文学名篇，林登名《莆舆纪胜》谓之“有记特佳”。这座智泉观光亭，为何名之“来苏亭”？考经典古籍，“来苏”语出《尚书》，形容百姓盼明君前来解脱苦难。联系何县令任上所为，实是以匾言志，实至名归，而青史留名。

　　时下文章读物援引《来苏亭记》皆不完整。兹据旧志所载（清廖必琦乾隆县志及林杨祖县志、张琴县志，均全文载何南金《来苏亭记》），全文校读引录于下，以飨读者。

　　【来苏亭记】全文

　　出郭五里，得西山之智泉，泉为石室岩之。登莆城，千峰如堵，绿云浓抹中，作紫笋一枝。矗倚山腰者，石室岩耶。并岩北走若干武许，岩身忽断，一泉横坼东下，迸天马、莲花峰，而为两则。迤北径穷，转从西迤，计武更（张琴志作或）若干，折而入谷。山从豁而得哆，从哆而得隘；泉从濑而上壑，从壑而上门，而吾亭在焉。

　　智泉脉（张琴志作发脉）于弥陀岩，放滥于三溪口，高下五里而远，三度之亭处，政得拔地之一。弥陀岩下，泉厮为两，流固单细，止从石罅作淙滑声（《名胜志》作淙淙声），至龙岭（张琴志作龙岩）始汇（张琴志作汇之），汇（张琴志无汇字）几至亭处。而山水受关纽夹控之紧，折为三陡。一如釜，一如墙，一如囤缺一，每陡承以呀潭，泉相遁叠下，作长白缣，直下二十丈许。

　　涧底石平如砥，隆如垤，凹如臼，纵横互为泉漕，从陡折下，骤得平地，蜿行于平渠浅涔之中，若澡帛而暴之，又若委蛇而饮之，容与，似狎吾亭而不忍去。稍东下百武，则更（张琴志无更字）为绝壑轰流，再下即为（张琴志作则为）横被远引，沉沉浩淼，放至三溪口，而入塍亩矣。三溪灌木翳天，水碓匝地，殊不减武陵桃源。

　　从亭下视（张琴志作视之），故是井底黝一点。亭三面岩嶂，壑东下一隅，立（阮按，疑为五字，与首句“出郭五里，得西山之智泉”呼应，又与下句“四十里而远海”构成排句）里（张琴志作立望）而郡城，四十里而远海，适补其缺。

　　泉澎濞（指声势浩大，气势雄伟）差劣九鲤，然笙竽鼓吹，雷霆之声，四时非不足。若夫海天空远，挂插檐阿，金漾壁，浴鸟吐蟾，直从阳谷飞射岩瀑，绚玉而夭矫之，自可全傲九鲤以有无。彼以吾家九公，走索之裔海，而兹一小子，坐收之榻旁，予则奢矣。敢求多于珠帘、飞凤哉！

　　亭记后段以智泉与九鲤湖瀑布，各自的优劣处进行对比，指出智泉虽无九鲤湖瀑布之雄伟气势，但可赏海天之空远，玉虹之夭矫，堪补鲤湖瀑布之不足。这种劣中见长的思维方法与独到见识，不卑不亢，务实求真，予人启迪。所论实乃全篇画龙点睛之笔，不幸却被掩割殆尽，实可叹也。

　　八、历代名人墓

　　北岩有多处名人墓。据《张琴县志》，常泰里玉涧社之南，有钝斋先生陈钧墓；华严寺下，有明中书舍人林廷纲墓；南厢鸡峰山，有明都御史林大辂墓；北磨石壁陂，有明监察御史林季琼墓等。今除寺山的宋都统黄府墓外，均废亡。

　　陈钧，又作陈均，字平甫。宋名相陈俊卿从孙。安贫力学，以累举当奉入对，不就。参稽《宋史》及司马氏《稽古录》（司马光撰，为《资治通鉴》姊妹篇，记述上古至宋英宗朝大事）、徐氏《国纪》（徐度《国纪》，记国家典章、前贤逸事）、李氏《续通鉴长篇》（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私家着述的断代编年史）诸书，用朱子《纲目》（朱熹《通鉴纲目》）义例，提要备言，辑成《宋编年举要》、《备要》二书，起太祖建隆庚申（960），迄宁宗嘉定甲申（1224），凡八十八卷。端平初（1234），时宰言于朝，下福州取其书，赐迪功郎，不受。林廷纲，洪武初应诏，以郡县弟子员学优者选入国子监。明太祖朱元璋亲试后擢吏科给事中。因尽言直谏，赐名恒忠。后升中书舍人，兼太子赞善知制诰。词藻声华，遒出人上。太祖游江间殿倡诗，奉旨足之。又命作《春江渔父图》诗，廷纲诗称旨，命题于内殿。后以他韦赐自尽，上意寻悟，然己无及。命葬太平门外，立石旌之。有《林舍人诗》若干卷。据周瑛《弘治志》，洪武十三年，林廷纲尝荐举兴化府教授吴源“学精德迈，智志过人”。太祖诏命有司礼送至京登对，命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寻以老请归。明年，选公侯子弟入国子学，司业缺员，生徒无所矜式，太祖念其贤，复赐诏赴京，授国子司业，未已卒于官。林大辂，字以乘，举正德进士，授工部主事，转员外郎。武宗南巡，同邑黄巩与诸臣疏谏，巩入诏狱。大辂偕同官疏救，亦廷杖下诏狱，寻外谪之。大辂下诏狱时，妻黄氏日夜焚香，吁天祈免罪，被缉事缇骑指为诅咒。武宗大怒，复逮大辂并黄氏入狱，当廷鞫，备极毒楚，至断指不承。黄氏哭诉曰：“妾夫被糸，妾居邸舍，日夜焚香祝天，冀皇舆勿出，宗社大安，则诚有之，宁敢有他意？且妾夫小臣能直，妾敢愧为其妇？”入狱，则与大辂诀：“妾今有身分（身孕），不任刑，且死矣。国思末报，老亲弱子，君自珍重。”居五月得释。夫妇出狱，都人聚观，称黄氏“铁夫人”。大辂于诏狱中以诗述怀，有“患难逢豺狼”、“并死诚堪伤”、“决绝语通宵，否泰俟神理”语。诗载《莆风请籁集》。嘉靖初，大辂擢江西按察佥事，历副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湖南左布政使，寻升其地巡抚都御史。后因灾自劾，朝旨罢归，遂家居。着有《愧集》十六卷。

　　林季琼，字时献，弘治进士，历官扬州推官，河南道试监察御史，终广东道监察御史。

　　黄府，字大方，隆兴进士。历签书平江军节度判官，江都知县，平海军佥判节度判官，副都统，为官廉介有惠政。绍熙元年（1190），以黄府在浙江绍兴卧龙山剿匪征寇有战功，诏授荣禄大夫、太师。以子翰林院馆阁校勘安石贵，累封宋翰林院学士、通奉大夫、副都统，赐庙号金墩，赠太尉，谥清惠。2015年以后裔、康熙台湾知府黄辰明等涉台人物，列为莆田市文物保护单位。

　　九、评价与献议

　　以上仅是对北岩玉涧地区历史文化的步发掘，虽不甚完备，然亦足以表明其源远流长，丰富深厚，显示其独特的价值，堪称莆阳文化的发轫地之一。不但是吾莆文献名邦的鲜明符号，丰厚宝贵的文化遗产，同时亦是不可多得的旅游文化资源。因此品味何乔远《闽书》以“清流奔玉涧之泉”，与“仙境峭壶公之碧”匹配，表示对玉涧的高度评价，是源于自然与历史人文的双重底蕴。

　　笔者认为此地三山（凤凰山、天马山、北岩即寺山）聚合，二泉（智泉瀑布、玉涧）争流，山川秀美，历史文化深厚。同时与城市毗连，出入十分便利。地域深广，发展余地较大。具有开发建设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合一的高等级旅游区的优越条件，切不可等闲视之。

　　笔者深知，此景区的整治与开发建设，并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但宜尽快起步。为此建议：一，由职能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制定规划，划定控制保护区，分期开发；二，尽快将智泉玉涧摩崖石刻群，申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采取实际措施严加保护；三，新建下斜玉涧至智泉休闲便道，着手整治维护现有智泉景区设施；四、重建智泉来苏亭，展示陈伯献题记与何南金亭记等旅游名篇，提升文化层次。□阮其山

探寻玉涧北岩的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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