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他打赢了一场防疫战，用的方法跟今天如出一辙

1910年冬天，正在天津担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的伍连德，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是否要舍弃安逸的工作，去东北抗击鼠疫。

伍连德很受袁世凯的器重，如果继续留在天津，前途不可限量，而正被鼠疫席卷的东北，已成为死亡之地，去了随时有丧命的危险。

清政府外务部官员施肇基，焦急地向伍连德说明情况：“日、俄两国以防疫为借口，要求进驻东北瓜分土地，万不能同意……但是，东北没有精通现代医学知识的人才，如果任由疫情蔓延，东北大地将变成人间地狱！”

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伍连德怀着赤诚的报国之心，踏上了前往东北的火车。

要想根除鼠疫，就要弄清病毒的源头和传播途径，根据过往案例，鼠疫杆菌都是由老鼠传染至人体，所以爆发地会出现大量死老鼠，但这次东北的情况不同。

这次鼠疫爆发的时间是1910年10月，两个从俄国回到满洲里的伐木工，相继出现发烧、咳嗽、吐血的症状，最终痛苦地死去。此后，疫情由满洲里席卷至整个东北。

当时临近春节，返乡潮来临，东北密集的铁路网为病毒传播至全国各地提供了条件。

在整个过程中，病毒体现出强烈的“人传人”特征，与鼠疫的“鼠传人”迥然不同，可见，这种病毒并不是传统的鼠疫。

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伍连德决定解剖一具患者的尸体。由于此行为与中国人“入土为安”的观念相悖，他不得不顶着巨大的压力秘密进行。

1910年12月27日，哈尔滨傅家甸的一名女患者，成为东北鼠疫中第一具被解剖的尸体，伍连德从其肺部提取的血液中，培养出了鼠疫杆菌。

由此，伍连德确定此流行病的确不是传统鼠疫，它是通过人际传播，感染患者肺部，所以，被命名为“肺鼠疫”。

但是，法国著名医生梅斯尼却反对伍连德的这个判断，他是北洋医学堂的首席教授，曾成功地在唐山等地控制鼠疫。

梅斯尼坚信，鼠疫病毒没有能力“人传人”，因此，他拒绝佩戴任何防护措施，与4位鼠疫患者进行了接触。但不幸的是，6天后，梅斯尼病逝，他的尸体中被检测出了鼠疫杆菌。

伍连德的结论被证实了，所有民众都戴上了“伍连德口罩”，这是一种使用双层纱布、内置吸水药棉的简易口罩，极大地隔绝了飞沫传播途径。

在伍连德的主持下，哈尔滨傅家甸地区被划分为四部分，委派专人监督，所有感染者都被送往新建医院治疗，密切接触者被隔离，各家各户每日定点消毒。

伍连德申请征调了1160名士兵、600名警察，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在每个重要关口设防，持有特别通行证的居民才能进入。

他还将医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等若干种，以便为不同病情者提供针对性治疗，避免患者间的交叉感染。

全国各地区纷纷效仿，迅速建立起了类似的防疫体系。

但奇怪的是，感染人数的下降趋势并不明显，伍连德觉察到，防疫工作仍有漏洞。

他层层排查，终于发现疫区露天的停尸场正是问题所在。东北的冬天，土地被冻得僵硬，很难挖坑，感染者的尸体被草草堆放，无形中成了巨大的传染源。

处理感染者尸体的最好办法，就是将其焚烧。但是，对当时的民众来说，这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伍连德考虑再三，只能请政府直接下令执行。

伍连德后来说，这是整个抗疫过程中“最紧张的一幕”，一是焚烧工们面临很大的传染风险，二是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随时有可能来闹事。

幸运的是，在多方的努力下，这件事总算顺利完成了。

此举的效果立竿见影，第二天，死亡人数就从183人下降为165人，此后逐渐递减，直到变为0。至此，东北鼠疫被完全扑灭。

1911年4月3日，伍连德在奉天（今沈阳）举办了一场“万国鼠疫研究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国际学术会议，为世界传染病防治做出了巨大贡献，伍连德也被誉为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的创始人。

1935年，伍连德进入了诺贝尔医学奖的提名名单，他也是第一个被提名诺贝尔科学奖的中国人。

梁启超曾评价说：“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