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丨这种心肌梗死,其实另有原因!
作者:宋朕
单位: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病例介绍
病例 1
5个月前,患者反复出现严重的左上、左下象限急性腹痛危象,随后出现低氧性急性呼吸困难,伴有咳嗽,偶有喘息。经鼻纤维镜检查咽喉部正常,但发现有鼻息肉。CT扫描显示支气管周围浸润,食管和胃黏膜下水肿,并有少量腹腔积液。中度嗜酸性粒细胞增高(1.29x109/L)。抗组胺药物无效。腹痛复发、黏膜水肿和不典型的呼吸困难提示诊断非组胺性血管水肿。C1抑制剂的定量和功能测定及补体测定均正常。因此,怀疑缓激肽介导的血管性水肿,给予氨甲环酸和C1抑制剂治疗,腹痛仍有发作,随后两种药物相继停用。
进一步检测激肽代谢水平发现正常,排除缓激肽介导的血管性水肿。哮喘的诊断是因为患者有时会出现喘息,吸入沙丁胺醇对症状略有疗效。此外,由于怀疑血管炎,患者开始口服激素治疗,12天前由于激素药用完而停用。
今患者再次因腹痛就诊于急诊科,给予服用非甾体抗炎药(酮洛芬)一小时后,患者出现心绞痛,随后出现心室颤动和心脏骤停。心绞痛期间,心电图发现前侧壁导联ST段抬高,下壁导联ST段镜像压低(图1)。肌钙蛋白水平升高为2.33 μg/L(正常水平<0.1 μg/L)。嗜酸性粒细胞为1.34x109/L,冠状动脉造影示前降支和右冠状动脉痉挛(图2),冠脉内注入硝酸甘油后恢复。
图1
患者符合美国风湿病学会EGPA要求的6项诊断标准中的4项:哮喘、副鼻窦异常、神经病变、血管外嗜酸性粒细胞。排除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症,因为低于白细胞总数的10%的阈值。心脏骤停15天后植入ICD。开始大剂量静脉注射糖皮质激素(1 mg/kg/d)和环磷酰胺静脉注射治疗(3个月内每月600 mg/m2,然后700 mg/m2)。6个月后环磷酰胺改为硫唑嘌呤(2.5 mg/kg)。一般症状明显改善。每日口服泼尼松(10 mg)和硫唑嘌呤治疗30个月,没有再复发,神经病变也完全恢复。
患者女性,50岁,既往哮喘、高血压和慢性鼻窦炎病史,因下后壁ST段抬高心肌梗死,造影提示回旋支和右冠急性闭塞,行PCI治疗。
出院3个月后,再次出现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造影显示前降支出现新的局灶性狭窄。压力导线引起严重冠状动脉痉挛,在冠状动脉内注射硝酸甘油后痉挛恢复,测血流储备分数(FFR)为0.71,植入支架。
出院6天后,再次因非ST段抬高心肌梗死住院。造影显示右冠状动脉远端严重痉挛,注射硝酸甘油后改善(图3A,B)。
图3
出院第2天,患者在院外出现室颤,并成功复苏。脑CT显示无神经损伤证据(图3C)。在植入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植入前进行心脏磁共振成像(图3D),未显示心肌炎或心内膜增厚。嗜酸性粒细胞持续升高,峰值为1.78×109(正常:0.02~0.5×109),ANCA均为阴性。
定义
EGPA是一种可累及全身多个系统、少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外周血及组织中嗜酸粒细胞增多、浸润及中小血管的坏死性肉芽肿性炎症,属于ANCA相关性系统性血管炎。文献报道,近50%的患者ANCA检测阳性。1951年由Churg和Strauss发现并报道,曾称为Churg-Strauss综合征或变应性肉芽肿性血管炎(AGA)。2012年Chapel Hill会议根据其临床及实验室检查特点将其更名为EGPA。
发病机制
EGPA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HLA-DRB1*04和HLA-DRB1*07、HLA-DRB4和IL10.2单倍型的IL-10启动子基因是研究最多的遗传决定因素。在获得性致病因素中,暴露于不同的过敏原、感染、接种疫苗、药物和二氧化硅暴露都有涉及。嗜酸性粒细胞是EGPA中最具特征性的细胞,不同的研究证实了它们作为效应细胞和免疫调节细胞的作用。EGPA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激活Th-2细胞介导的炎症反应的疾病,体液免疫也起着重要作用。B细胞和T细胞炎症反应之间的联系可以解释不同的疾病特征。
临床表现
EGPA可累及鼻窦、肺、皮肤、神经系统、心脏、胃肠道、肾脏等多个器官,其中绝大多数患者存在哮喘和(或)变应性鼻炎。目前认为,EGPA的发病机制为ANCA介导的血管壁损伤和嗜酸性粒细胞(EOS)浸润。ANCA介导的EGPA以肾脏受累为主,还可出现紫癜、肺泡出血、鼻窦炎等,周围神经病变的发生率较高;而EOS浸润介导的EGPA以肺部受累为主,心脏受累(如心包炎和心肌病)、胸腔积液和发热的发生率更高。
诊断
治疗
预后及展望
声明:以上图文均引自参考文献,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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