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 不得其门而人。”后人常用“门墙”代指师长之门。我上学不在云大，无缘得到方先生的教诲，但工作后与先生时有接触，得益良多。先生的风范，令我追思不已。知道方国瑜先生的名字，是在1954年。那时我在丽江读初中。方先生被选为省人大代表，其公告用红纸张贴于大研镇四方街边百货商店东侧的墙壁上。听人说，这是丽江有名的教授。50年代末，我到昆明师院读书，曾在云大和师院之间那长满高大的金鸡纳行道树的大道上见到过他。同伴悄悄告诉我：前边那位是我们丽江的方国瑜先生。其后，偶有相遇，便已能认出他的面貌了。不过，作为一个学生且不是云大的，未敢贸然搭话。大约是1963年夏的一天，方先生从五一路插到翠 湖的小巷出来，我们在翠湖南门旁相遇。当时我已留校任教，胆子稍微大了一点，便与先生打招呼，并自我介绍。他听说是老乡，很高兴，也很关切。问我教什么课，喜欢读些什么书，等等。他建议我：“除文学外，也关心点云南文史，我们都是云南人嘛！”当时，我教的是文学理论，初学，需要读大量的文论典籍及文学作品，不敢分心。努力贯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教学及所写的短文多随时代思潮转，时有片面之词。及至粉碎了“四人帮”，思想上拨乱反正，反思多年来自己的学习和写作，方先生的建议，又猛然跳了出来。因我学文学，就从本专业人手，试写了一本《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的小册子，于1980年6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我送了一册给方先生。后来，他在《清代文物考说七则》( 刊于《思想战线》1986年第2期) 第三则《孙髯翁题大观楼木刻楹联》一文中提及“余嘉华《大观楼长联及作者孙髯》，并作注释，多可取”，虽仅一句话，却体现了方先生对学术进展的关注，对青年一代的关爱。1980年夏，全国出版工作者在太湖之滨集会，决定编写《中国风物志丛书》，各省1卷。1981年，云南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的有关编辑找到我要我承担云南卷的编写，并说最好“一支笔”写完，以求风格的一致。1981年夏，我们开始编写提纲，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的意见。编写这样涉及全省的图书，编辑和我是头一次，心中无底，便去请方先生做顾问，蒙他慨然应允。接着，1982年4月，出版社的副总编木德高，责任编辑李协军、黄敏和我一起到滇西去调查，边看边写，试写了《新兴城市下关》《大理石》《圆通山》等样稿。1983年夏，木德高老师和我带着这些样稿去征求方先生的意见。那时，他住在云南大学北院中路西侧1幢二层楼的宿舍内。说明来意后，他让我读两篇样稿，他认真听完后，针对《大理石》一文中有大理做贡品给人民带来的负担和灾难一段，说：“向明朝廷进贡大理石，给人民加重了负担是事实，但大理石镶嵌在北京宫廷中，也是一种宣传，提高了大理石的知名度。此类条目可重在表彰云南物产的优良品质和特点。”他还建议，保山的永昌棋子等也可考虑列入。我们汇报，在讨论编写提纲时有人建议穿插些民间传说，以求生动，增加阅读趣味。方先生说：“志，是历史。历史不能以传说作据。以传说作据，会失去它的可信度。叙述历史，一定要查找尽可能多的史料，经过辨析，才能运用。写人述事，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凡此种种，我们都一一采纳。撰写时，查阅了数百种典籍，到了许多地区和景点去实地考察，然后，将自己的认识及考察所得，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本书出版后，颇受读者欢迎，至今已9次印刷，成为滇版图书中影响较大的图书之一。它的成功，与方先生的指点分不开。可惜，书稿正在写作过程中，方先生遽然去世，我们失去了更多的求教机会。我在1984年岁末写的《云南风物志》初版“后记”中曾写道：“本书的编写，我们邀请著名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作顾问”，“由于成书时间较长，方国瑜先生已不幸去世，我们谨表深切的哀悼！”国瑜先生为人谦和，虽长期未回故乡丽江，而乡音未改，在与我们交谈时，偶尔穿插一两句纳西语。他提起20世纪20年代从北京回丽江时，曾带回一批书籍，包括《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但新中国成立初期散失，甚可惜，若能找到，存人当地图书馆也是珍贵文献。他问我巨甸元姓的由来，当地原有的蒙文碑下落。我注意到方先生视力很弱，抽烟时，放在茶几上碗口大的烟灰缸，弹烟灰时，多次未能入缸；我暗自对比：方先生的视力，比在杭州的姜亮夫先生还差。谈话休息，他去“方便”时，我看到他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些字画，其中有赵元任为他结婚时写的对联，有丽江乡友为祝他80寿辰送来的诗。如：“说高雪山高，玉龙山最高。瑞雪皑皑白，玉龙永不老。雪库溶玉液，琼浆永滔滔。论深大江深，金沙江最深。瑜光灿灿碧，万年涌珍珠。江水永不尽，注海海更深。”上款为“祝方国瑜顾问健康长寿”,下款为“壬戌年春正月东巴文化研究室敬献”。又如“玉岳金江，地灵人杰。高山苍松，青气长存。谦恭著书，华夏增辉。”落款为“方国瑜老师八十寿辰，后生王武祺敬贺并书”。这些都表现了乡亲对方国瑜先生的景仰之情。我最后一次聆听方国瑜先生的讲话，是在1983年12月。当时，由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所、丽江纳西族文学史研究会在昆明召开“纳西族文学史讨论会”，我也应邀参加。12月11日会议开始，这是一个星期天，原说和志强、和万宝、李群杰等同志也要来，并请方国瑜先生讲纳西族史。但据说和志强同志要到北京开会，正准备材料；和万宝同志到大理出差；群杰先生有事不能来，只有方国瑜先生按时来了。半年未见到方国瑜先生了，他由人搀扶着，慢步进人会议室，脸上的老年斑似又增加了几块，腿脚也有些不便。李世宗老师感慨地说：“方先生的身体比赵（银棠）老师还差。赵老师还能自己轻松走路；而方老师，行动已很不方便。”但从神色看，脸色红润，听力好，记忆也不错。他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预祝成功。并自我介绍说：自1978年下半年起，四五年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讲话只能打腹稿，现记忆力也差，讲的难免挂一漏万。他首先讲指导思想及史料的掌握与鉴别。他说，实事求是，这是根本问题。编写文学史要实事求是，我们的工作中，也要考虑如何坚持掌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从事实中找出事物的内部规律。怎样掌握事实？要客观，不要主观；要全面，不要片面；要看本质，不要只看现象。现象是入门的向导，要通过现象看本质，要把许多方面的现象联成一个整体；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不能脱离客观实际。他追述1951年参加国庆观礼及政协第三次会议所受的启发教育；联系大庆油田建设中始终贯彻“三老”的精神；追溯乾嘉学派求实精神，说明唯有“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才能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方先生说：编写文学史，必须详细占有资料，要“详”，要“细”。资料包括文字、实物、遗迹、口碑、语言等，举例介绍了丽江铁桥遗址、白岳庙、东巴经、汉文史料等。其间又一次提起他1926年由北京休学回丽江，从北京寄了180多个邮包，每包约两公斤多的书籍，里面有《向导》周报、《政治生活》，是共青团于1923年5月4日创刊，主办者之一是张伯简（云南人），出了25期或30期，合订起来，尤其是张伯简的东西很难得。这些书新中国成立后不知下落，很可惜。又说，同乡周杲在北京读书时写有论文《刘向刘昕父子的学术成就》，因他的老师高步瀛要求学生做学问重视目录学，开始就讲刘向、刘歆父子。周杲的稿子未能刊印，朱应庚说：稿子寄回丽江去了。周的遗书有两箱，和万松在县教育局想要回去，其后有人说，交给民众教育馆。周在北京时还写了《<韵略易通>校勘记》，稿子也许还存。言语间，透露出方先生对英年早逝的同乡学者周杲的深切惋惜。接着，又依次介绍了元明清有关丽江的史料。此次讲课与会者多有笔记，研究所有录音，不赘述。中间休息时，我曾向方先生请教明清云南贡院的设置情况，他说：云南明清贡院即在云大，主要有“衡鉴堂”在今图书馆，那是评卷之处；下有“至公堂”，是讨论决定录取名次的地方，定榜前，主考官照例要请省里的有关官员来共同商定，以示尊重。“至公”二字，实为自我标榜。贡院坐北向南，为例定。主考官住的“黄华馆”就在翠湖南路。……那天，方先生从上午10时左右开始讲，下午又接着讲，至下午4点多，声音已越来越低。我感到方先生太疲乏了，即提醒陪方先生来的傅于尧，劝阻他，我说：“留得青山在，下次讲更好。”傅去劝阻他，方先生说：“难得跟这么多的乡亲在一起，我再讲讲。”讲了一阵，声音又低下去了，我又示意傅于尧去做工作，傅跟主持会议的民族文学研究所李缵绪说，才劝阻了他。晚餐时方先生与大家一起就餐，地点在河南旅馆楼上的餐厅。12月20号，会议结束，下午，又请方国瑜先生来参加。4时许，他到会，王松同志讲完后，请方先生讲话，主要介绍一些参考书，声音很低。我坐在会议室的另一头，有几句听不大清，有人站起来听他讲话。5时多，会议结束，一时还不能就餐，我和木德高老师坐在他的左右，和他闲谈。木老师询问请方先生审阅过的梁之相的《云南方志考》等书稿问题。我呢，因方先生谈起方树梅先生《历代滇游诗钞》，是他很得意的书稿，曾抄录了两三部，希望有一部送给北京图书馆，曾托楚图南联系过，后因事未果，对此，我未听清，特询详情，他又耐心讲述一遍，说，原稿藏省图书馆。我说，云大也有一部，我是在云大读的。他说，恐不全。这时，我依稀记起云大的那一部在某些册上有剪裁、挖补过的痕迹，不禁对他惊人的记忆力折服。接着，国瑜先生又说:方树梅有一本书可以出版，即他自编的《臞仙年录》，稿子在他媳妇手里，其余书稿已交省图书馆。只有这册《年录》他说可以给娃娃们看看，就留了下来，不知是否还在。这时，有人来叫就餐，谈话才终止。这，也就成了我与方国瑜先生的最后一次谈话了。1983年12月25日晨，8点还未到，我刚做好早点，还未吃，乡友张信即来到我家，刚坐下，就说：昨晚在云大门口，听两位老师说，方国瑜先生去世了，还准备开追悼会。我顿感惊愕。方先生前几天还与我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地谈话呀！于是早点也未吃，就与他匆匆赶往云大北院，到方先生家门前一看，门关着，旁边也无人，不敢贸然进去，便折向历史研究所宿舍和志武老师家。志武先生协助方老编《纳西象形文字谱》，二人住所相近，时常相见，想必知道详情。进和老师家门，他爱人李美林正在为客人做早点，便连连让座。我可等不得，便走进厨房询问情况，得知确是，并转告经过大致如下：12月23日上午，傅于尧（方国瑜的助手之一）为方先生正读文稿，中间江应樑先生来，谈谈中国民族史编写的有关问题。11时左右，江先生走了，方先生让傅于尧再读文稿。听着，听着，方先生即偏身下去。傅于尧急问怎么了？方先生说想解小便，三次想起来，未果。让傅于尧扶他到卧室。少顷，又回客厅坐在长沙发上听傅于尧读文稿，坐不稳，又倒下，即扶往床上。叫他女儿上楼，整理好床褥躺下，仍要傅再读文稿。他女儿说：都中午了，傅老师要回去了，才不做声。此时头脑清醒，还能对话。下午不省人事，约下午4点送往医院，当晚9时，省委书记安平生等来医院看望，希望医院尽力抢救，并询问子女有何要求。方先生已不能言语，只有心脏微动，用氧气。次日晨8时，抢救无效去世，终年81岁。距最后一次给我们讲课仅3天多。知先生最后一息，尚在继续从事他的学术研究。1984年1月3日，在云南大学礼堂前厅向方国瑜先生遗体告别。数千的师生乡友前来凭吊，百余人一直送到跑马山，在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与方先生永别！1月12日下午3时，方国瑜先生追悼会在云南大学礼堂隆重举行。云大杨光俊校长致悼词，详述方先生的治学经历及学术成就。环顾厅内，四壁列满花圈，多达数百；挽联、挽诗、祭幛林立，布满内外厅。这些挽联中，亦有我们的两副。一副在前厅西侧人礼堂门边，用针别在铁线上，文云:
乐育才，精治学，毕生献人民；学者、教授、公仆合为整体，可窥先生事业。
尚谦虚，重勤奋，终身为中华；严谨、踏实、创新熔于一炉，足见吾师精神。
上联侧书：痛悼方国瑜先生；下联侧记：丽江后学余嘉华哀挽。另一副系代表昆明师院丽江籍教职工所写，署有杨学仁、胡世强等十余人的名，对联为卷轴状，悬于云大礼堂前厅东门侧面，联云：半世纪教学，追求真理，启迪后生，建设云南，何惧学海无边，疑难丛集，鞠躬尽瘁，不愧是纳西优秀儿女。数十年研究，探考史迹，超迈前贤，成就伟业，不辞道路崎岖，风霜雨雪，死而后已，堪称为民族杰出人物。对联长约2米，与正厅壁高略等。纸张的糊裱装轴，系由胡世强、和寿英连夜完成，次日又到云大悬挂。我们几个同乡还联名献了花圈，以寄托大家对方先生的哀思。20年过去了，方国瑜先生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捧读方先生的著作，他的睿智哲思仍在不断启迪着我。略可告慰的是，按照先生的指点，我也走上了学习和研究云南文史的道路，为发扬光大先生的精神和事业而努力工作。（余嘉华：云南师范大学教授，云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