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身体是药片儿 / 文 : 唐兴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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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是药片儿
唐兴斌
活着还是死亡都不是问题----摘自雨人《像我这样的人》文章里的话。
只要健康活着,药片儿吃多少都不是问题,包括在别人眼里所谓的隐私----我的话。
真的没有想到呢,曾经足追烈马,手格猛兽,鬼见鬼愁,神见神让的青皮后生,就这样走过了人生的半百之年。蓦然回首,竟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和药片儿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得依靠那些五颜六色的药片儿来苟延残喘,以延续这跟头把式的人生。
六十年代中期,呱呱出生在一个叫朵云村的地方。在个人印象当中,那里最早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后来虽然最早通了兰新铁路和312国道,但是被工业文明和产业革命熏陶了很久很久的朵云村,除了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雏形之外,当时依旧没有摆脱以“二牛抬杆”为代表的农耕方式。那里的人儿一旦得了疑难杂症,除了采用一些土办法、土方子,请来阴阳先生、和尚道士作法,试图驱除病魔的机会要多一些。
爸爸离开这个世界后,我和弟弟将妈妈搬到了距离县城10多公里,一个叫武南的镇上,可千万别小看了这个镇。这里当时是全国43个铁路分局的所在地之一,每当局长和书记讲话的时候,通常是以“我代表铁路分局二万五千名干部职工”开头的,有一种咋听咋像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的雄壮与自豪。
这座小镇上除了铁路单位多,接下来就属医院多。铁路的、地方的、私人的,还不包括那些小诊所和瞄着警惕的眼神,四处乱窜的游医们,各式各样的药片儿估计得堆成了山。
每当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候,看着我有些脑满肠肥的模样,妈妈总要讲我小时候的故事,讲着讲着,妈妈比我还要动情,总会抓着我的手抹着眼泪,大有把我小时候的苦难揉进妈妈一生的坎坷当中。
其实,妈妈讲我过去的故事很直白:3岁那年的一天下午,向日葵、葫芦花们怒放的季节。我那个弄不到鸦片来吸只好用麻黄素来替代的奶奶,经不住我的几番闹腾,只好迈着早已裹了足的三寸金莲,晃动着干瘦的身躯,把我带到了一片苍翠欲滴的田野旁。此时,枯瘦如柴、三寸金莲的奶奶坐在地埂上喘气,脾气暴躁、年少气壮的爸爸正在驾着高头大马耙地,扮过青衣、唱过秦腔的妈妈正在不远处薅草。生性闲不住的我,举起一双小手也够不着那些目空一切的向日葵,只好俯身在地埂下,采摘着那些金黄色的葫芦花儿,摘一朵,吃一口,体会着那一丝丝甜味儿。其实,看似宁静祥和的田野风光里,此时正在酝酿着一场灾难和血腥。
本来那匹辛勤耕耘的高头大马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先是冲着我仰天长啸一声之后,接着又挣脱父亲的驾驭和羁绊,拖着耙子便向我飞奔过来。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天降横祸的我,刹那间,高头大马的后蹄儿一阵旋风般刨过了我的脑袋。那个钉着两排锋利铁钉的耙子遇到地埂儿便纵身一跳,从我脑袋上掠了过去,然后在高头大马咴咴咴的嘶叫中,气势磅礴奔向了远方。
多亏了地埂儿高。否则,那个张牙舞爪的耙子肯定得从我的小脑袋上耙过去。如果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不会烟熏火燎坐在这不足10平房米的陋室里,此时俯身划拉这篇所谓的文章。
突发的一幕,常常令人措手不及。爸爸和妈妈先后惊叫一声,跌坐在地上愣在那里,倒是我那三寸金莲的奶奶,迈开碎步不顾一切赶了过来,抢救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我。
谢天谢地,幸亏那匹高头大马蹄下留情,只是从我头上掠过,并没有把劲道十足的蹄儿直接踏在我的小脑袋上。纵然如此,小脑袋上右侧的头皮还是耷拉下来,糊住了我的双眼,任凭那白森森的头骨,同样暴露在那白森森的阳光之下。
三寸金莲的奶奶急了。下意识抱着我,然后顺手捋起像门帘儿一般耷拉下来的头皮,接着捧起地埂下湿润的泥土堆在我的小脑袋上,用一只干瘪的手紧紧捂住,不让那温润的鲜血,这么快就从我的小脑袋里流出来。
湿润的泥土堆在小脑袋上,在旁人看来像小山包一样壮观。从此,那捧地埂下湿润的泥土,便成为我人生的第一把药片儿。
几番折腾,手忙脚乱的爸爸妈妈最终把我折腾到村里唯一一个赤脚医生那里。看着早已气息微弱的我,曾经当过兽医的赤脚医生同样束手无策,让赶紧送到县医院治疗。
特么说得轻巧。县医院距离此地30多公里,在当时没有先进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靠牛车、驴车、马车颠簸到半路,非得把我颠簸成一具小小的木乃伊不可,送到专家那里估计做成标本都够戗呢。
爸爸和妈妈商量半天,始终没有商量出一个让我活下来的最好办法。爸爸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只好听天由命,把我放在一个麦草垛上,任凭七月的流火炙烤和夏日的暴雨淋浇,大不了再生一个罢了。
三寸金莲的奶奶和妈妈到底不甘心。她们常常乘着爸爸不注意的时候,砍来一些柳树或者杨树的枝条,插在麦草垛上为我遮阴挡雨。看着我干裂的小嘴唇,时不时给我喂水、喂饭。整整7天过去了,同样不甘心的我竟然奇迹般活了过来。只是浑身恶臭难闻,小脑袋上的小山包渐渐隆起,随之干裂脱落,伤口处的缝隙里前赴后继涌出来许多白颜色的蛆们,蠕动着、蠕动着爬满了整个脑袋。估计那些蛆们受不了我气息微弱的窒息,或者脑袋里面没有它们需要的营养,最后不得不破土而出,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之下,计划永久盘踞在我小小的脑袋上不会滚下来。
看着我的惨状,爸爸捂着鼻子,摇着手,索性产生了放弃我的念头。倒是三寸金莲的奶奶和妈妈依旧不甘心,她们从地里摘来翠绿的香菜,放在嘴里嚼碎然后敷在我的伤口上,脑袋上的小山包顿时变成了现在骂成年男人们的那句话。那些恶心到极致的白颜色蛆们受到香菜味儿的勾引,便争先恐后爬了出来,随即离开我小小的脑袋,吧唧吧唧掉到了地上,妈妈手脚麻利地扫到一起,然后用铁锨铲起来埋到地里当了肥料。
从此,那有人欢喜有人忧的香菜,成为我人生的第二把药片儿。
几番折腾,我终于活了下来。只是脑袋上留下了一个清晰无比的马蹄印儿伴随一生。
奶奶对我的遭遇只能自圆其说:那是高头大马看到了我身边不干净的东西。········从那时起,奶奶白天领着我玩,晚上搂着我睡,吃饭给我喂,生怕再出现一丝丝意外而失去唯一一个孙子,直到奶奶离开这个世界。妈妈说,那一年,奶奶在半夜里早已咽了气,我仍旧叼着奶奶干瘪和渐渐冰凉的奶头,一直咂吧到天亮,直到爸爸发现后,在我光溜溜的小屁股上甩了一巴掌,顺手把我提溜到门外。我哇哇哇地哭了起来,当然不是为了奶奶,而是那一巴掌确实很疼。
每当看着我脑袋上马蹄印儿,妈妈总要揉着眼睛说:当初那怕有红霉素软膏儿都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今后可怎么成家立业呀。听了妈妈的话,我才知道,当时的红霉素软膏儿是一种药,可是当时确实没有这种药,至于成家立业的事情嘛,只能活一步,看一步了。
为了遮丑,我开始不爱理发,任凭三七开的长发在风雨中飞扬。在大多数情况下,三七开的长发尚能遮挡住脑袋上那个刺眼的马蹄印儿。多年的坚守,竟成了少年的永恒,直到当兵上了云南老山前线。
上前线的人儿,包括首长和士兵,一律剃着光头,为的是万一被那些可恶的炮弹、子弹、手雷还有地雷炸伤了便于包扎抢救,不至于因为头发太长,导致伤口感染化脓而牺牲掉,造成不必要的战斗减员。
剃了光头,十几年前的那个马蹄印儿依旧那么刺眼,便听从来自山东平度那个副班长的蛊惑,买来那种刚刚出现在市面上的生法灵药水儿,一瓶儿接着一瓶儿,整整涂抹了两年时间,除了那个马蹄印儿时不时发痒发红之外,特么到了最后,连半根毛都没有长出来。估计当初头皮耷拉下来的时候,我虽然活着,可那些头发根儿却早已死掉了,津贴费和作战补助就这样给药水厂做了一回不小的贡献。
在云南老山前线参加“10.19 ”出击拔点作战的时候,首长们早已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我们配备了急救包、风油精和那种蓝颜色的净水片,我理解为这些都是外用药,后来在战场上果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再后来,也许不适应生猛的亚热带气候,我竟然得了疟疾,连部那个长着女孩儿俏脸和杏仁眼的卫生员让我开始每天吃药,直到不打摆子为止。我接过纸药袋儿,看着卫生员写的那些天书似的文字,却一个字也不认识。于是强挤出一丝笑脸,小心翼翼请教卫生员,究竟让我吃的什么药?卫生员用杏仁似的大眼睛盯着我说道:喹啉。我再次强挤出一丝笑脸,小心翼翼请教卫生员,这个破病是咋得上的?卫生员依旧用杏仁似的大眼睛盯着我说道:空气的流动形成风,疟疾的传播靠蚊虫。我似懂非懂点点头,惊叹卫生员特么知识渊博得不得了。
随着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发展,感冒、发烧、闹肚子等疾病像每天日出日落的轮回,吃药打针和吃饭喝酒一样平常稀松。至今连我爱人都说,我吃药从来不看说明书,提示吃两片,我总要吃上四片,而且吃药像吃美味,一口水、一把药,脑袋一仰,早已到了肚里,看得爱人直咂舌。也许脑子有病的缘故,我始终固执地认为,吃药就要像吃红烧肉那样,放下身段,大快朵颐。只有这样,身体里的毛病才会尽快除掉,至于有没有其它副作用,特么姑且另当别论了。
从部队回到地方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加和不注意生活规律的缘由,吃药的频次越来越高,胃里装的的药片儿也越来越多。
在基层当工人的时候,仗着年轻气盛,遇到酒场子逢请必到,不管人多人少,几个通关走下来,除了把呕吐作为回报生活的一种方式,第二天胃里稍稍有点难受之外,不吃药倒也没有什么大碍。有一次参加战友的婚礼,仗着自己酒量好,在酒场子上无所畏惧,纵横捭阖,那些酒场江湖上的高手到底把自己放翻了,最后以胃出血的结局被战友们送到了医院,除了吃药片儿,还打了好几天吊瓶终于好了。从此,发自肺腑感谢那些不知名的药片儿才让哥们儿活到当下。
调到机关当干部的时候,老想着挣表现、求进步,当然也包括喝酒。每当得到领导的暗示后,抱着酒场就是战场,酒风就是作风,总要放翻某一个人的悲壮节奏,小杯要喝干,大杯也要一口闷,免得给领导留下表现不好或者不实在的印象。
似水流年,酒海江湖。数年下来,回过头来细细梳理一番所谓的仕途之路,竟然发现人也没认下,钱也没挣下,反而把身体弄得七零八落,一身毛病。在仕途上的进步究竟和酒有没有直接关系,至今也没有搞明白,倒是那些治疗胃病的药片儿随身携带着。至此,才深刻体会到,酒像水,却有着火的性格,关键会喝大自己的灵魂,喝出自己的原形,烧毁自己的肉体,亏了胃里的那些药片儿撑着,才使自己人模狗样,继续行走于人生的江湖。
漂泊半生,归来已非当初的少年。吃那些花花绿绿药片儿的时候,说明书的最后总要温馨提示一句:严禁饮酒。其实现在已经很少喝酒了,身体却像叫花子过年,一年不如一年。随着高血压、痛风、心脏病的缠身,每天望着初升的太阳,总要一次吃下13粒药片儿,才能应付一天忙碌的工作。除此之外,单肩包里还要认真备上一部分药片儿,以防不测。为了对付生存的压力和养家糊口,首先得保证自己不能倒下。
这些年随着地沟油、苏丹红、三氯氰胺、假疫苗以及假酒、假药事件的不断曝光,引发国人一片声讨。不知道孙思邈、李时珍等这些医药鼻祖心里怎么想,唯一知道的是,假如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会踹开棺材板,跳出来跺着脚骂娘的。我同样不知道,这么多年来究竟吃进去了多少假药,唯一知道的是,我的这付皮囊肉身,特么本身就是一颗体量超大的混合药片儿。
我时常瞎想,确实是瞎想而不是遐想,有一天被人送到了火葬场,那袅袅的青烟里肯定有浓浓的药片儿味道。
虽然我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还是要忍不住给那些利欲熏心、草菅人命的奸商们提个醒:钱得要,脸也得要。否则,靠药片儿活着的我,从现在起正式诅咒:你们的后代一定没屁眼儿!
急急如律令,这可是个死咒啊。就算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联手来了都无解。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唐兴斌,网名:烽火独狼,男, 1984年应征入伍,1985年奔赴云南参加老山前线防御作战。作为红军师49名突击队员之一,参加了1986年当时著名的“10.19”战斗,战后所在防化连喷火突击班荣立集体一等功,个人荣立二等功。退伍后从事过蒸汽机车司炉、副司机、党委干事、团委书记,铁路分局党委秘书、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工作,当下供职于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公司。工作之余经常用文字消磨时光,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长篇小说《最后一位肃王》由中国九州出版社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