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爱书人俱乐部——《读书》编辑部的故事 / 开普饭

若问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喜爱哪一本杂志，大约不少人会毫不犹豫地举出《读书》的名字来。

历人生者富学问，有学问者知人生。

走进《读书》编辑部，会发现一个小小的学术世界，然而这个世界里却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故事。

这些故事很平淡，也不为人所知，但听了之后，你才真正地懂得，什么叫做“投入地爱一次，忘了自己”。

不老的冯亦代

这是一个萧瑟的冬日，我拐进北京的小胡同，去访问冯亦代先生。

冯先生居住的胡同名称很奇特，叫“三不老胡同”，而为广大读者所熟悉的听风楼，不过是胡同里二层楼上一间狭窄破旧的小屋。就在这间面向东方的小屋里，不老的冯先生每日黎明即起，笔耕不已。

“我夜坐听风/昼眠听雨/悟得月如何缺/天如何老。”对于冯先生来说，人间风雨，听来已如遥遥一曲“渔樵问答”，喧嚣滤尽，只剩下如水的宁静。

然而冯公亦有激动时，那是他谈起了心爱的《读书》。冯先生回忆说，一九七八年陈翰伯找到他，要他复出担任某大出版社的行政领导，他婉言谢绝了。但当陈翰伯提出创办一家供读书人阅读的杂志时，冯先生毫不犹豫地应承参加筹备工作。一九七九年《读书》正式出版，冯先生成为副总编之一，至今还担任着杂志的顾问。

冯先生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投入这项工作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锁国十年之后，对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尤其是思想、文化上的变化，国人几乎无知，因此，迫切需要“开扇窗子，让新鲜空气进来”。至于杂志的编辑方针，从一开始就不打算仅仅办成书评式的，只满足于围绕出书、写书做文章，而是力求把它办成一个文化性的、致力于介绍国内外最新思潮的刊物。一言以蔽之，杂志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在发扬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文化。

冯先生不仅参与制定办刊方针，而且身体力行，自《读书》创刊以来，长期开辟“西书拾锦”专栏，介绍英美文坛的最新动态。

冯先生说，他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当代英美文学上，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说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有差距，那么要赶上去，就存在两种方式——是迎头赶上还是跟在后面追赶呢？“我赞赏前面一种，因为跟在别人后面恐怕是要永远落后的，而要迎头赶上，就需要做大量的引进工作。”

冯先生的话语不多，声调不高，带着浓浓的吴音，很是温柔，让人感觉着从容与亲切，他的文也正如其人，没有一丝一毫的绚烂，但其底蕴却深如古井。

“我的平淡文风，是受海明威的影响，海明威氏作文，从不汲汲于描绘场景或渲染情绪，他只是烘托气氛，”老人说。“我年轻时作文喜堆砌形容词，后来改过来，很不容易。要做到文章写出来就平淡，很累，也很难。”

老人在文学和出版领域里，已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静静地告诉我：“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七十八岁的生日。”他为我题词“宁静致远”，坚持送我出门，屋外萧瑟依旧，但我的心却融融的。

永远的小丁

丁聪先生，《读书》另一位不老的战士，七十余岁高龄仍自称“小丁”。

丁先生的漫画声满城中，采访前我心里惴惴，不知他有怎样的威严，见面以后，想不到丁先生是那样一种天真烂漫的性格，童心未泯，毫无矫情。他并不以我是无名小辈为意，坦陈肺腑，笑语世事，果然不愧“小丁”二字。

采访之日，恰逢丁先生身罹肾结石之苦，排尿发生困难。活人要被尿憋死，其难受劲儿可知矣！然观壁上湘西黄永玉为丁造像，画中丁先生斜倚乱石，好不安然自在！画上题云：“古往今来皆见石就拜，唯此人石头拜他。”（肾结“石”之“石”也）身心的痛苦竟在一笑中烟消云散了。

我请他谈谈《读书》杂志，丁先生欣然打开记忆的闸门。一九七九年他的“右派”、“特务”问题彻底澄清，廖公（承志）准备让他重返《人民画报》，丁先生得信后溜到上海，拒不从命，待风声过去，他回到北京，几位老友拉他加入《读书》，从此他就与这家刊物结下不解之缘。《读书》出版以来，几乎每期都载有他的漫画，并且一直是他一个人划版样，兼画素描人像。可以说，《读书》的设计风格是丁先生一手奠定的，自问世后它的版式就得到读者青睐，叶圣陶老称之为“色色俱佳”。

丁先生说，他搞版面设计历来倾向于四平八稳，一点不玩花样，他信奉的原则可以归纳为：大大方方，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老实实。这种风格开始时就连杂志编辑们也不习惯，认为太呆板，过于素净，后来才逐步领会到它的妙处。其实，丁先生平稳有致的设计风格早在解放前就已形成了，他给我拿出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与吴祖光合编的《清明》，版面经济，图文并茂，令人惊异于那时的编辑水平之高。

丁先生说《读书》的好处在于甘于寂寞，从不赶浪头，这是他最欣赏的。喜搞舞台布景的丁先生对自己有个评价，平生最怕登台，惯于幕后活动，幕一拉开就找不到他了。

沈昌文侃编辑之道

说起来《读书》现任总编辑沈昌文先生与新闻界还有点缘分，四十年代末期他在上海读过顾执中先生创办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他的采访老师可不是别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陆诒先生。不过由于他基础较差，他的这门课常常只能勉强及格。“所以我最终也没能成为一名记者”，沈先生说。

“您是三联书店的老人吧？”我问。沈先生大笑，说他不仅不是老三联人，反而是老三联所不要的人。原来沈先生因为家贫，十三岁即辍学当学徒工，依靠在上海做首饰工人、米店店员为生。所以，他至今还自夸有一个本事：无论什么金银首饰，只要他用眼一搭，就能猜出大概的成色。尽管生活艰难，年轻的沈昌文却十分好学，那时，白天他走街串巷为顾客送米，晚上则到民治学校上夜课。这样辛辛苦苦拿到文凭，一九四九年即去报考三联书店，哪曾想书店的试题里，有一项内容是写自传，他何尝写过这东西，用文言文诌了一篇，结果落选。第二年再试身手，考上上海人民出版社，不久又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从此就在出版界扎下了根。一九八六年，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中分离出来，恢复旧社，沈先生出任总编辑，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是名副其实的新三联人”。

沈先生感叹自己“学问不够”。不管学问够也罢，不够也罢，如果有幸听沈先生侃一侃编辑之道，定会让你茅塞顿开。

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日，沈昌文先生在《三联生活周刊》创刊二十年纪念研讨会上。胡泳摄

《读书》的读者都熟悉，这本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俗有雅，亦庄亦谐，可大可小，且杂且精，呈现一种特异的格调。沈先生说，他和编辑部诸多同仁多年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格调。出版《读书》的旨趣，即在于编出一份“不是书评的书评”，“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的刊物。《读书》从不标举定义，宣扬自己“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因为“求’是’的用意，是明确套路；等到套路一成为陈规，要追求的则为‘不是’。把‘是’与‘不是’始终结合起来，参差变化，则编辑之道可能庶乎近矣！”

沈先生声言，《读书》编辑最重要的工作是组织稿件，而不是编辑和加工稿件。为《读书》组织稿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得联系一批过硬的作者，而且更重要的是须掌握调度作者的艺术。编辑需要把握社会的脉搏跳动，明瞭读者的最新需求，然后通过作者把这些摸索出来的东西以一种适当方式在《读书》上表现出来。一句话，就是要善于寻找理论与现实的“切合点”。

这与其说是编辑杂志，毋宁说是一种学术组织工作。这样是否超出了一个编辑的职责范围呢？沈先生说不，这恰恰应该是每一个编辑的本分。沈先生说，他历来主张，三联书店最好人人都是总编辑，而到外面去组织一批编辑。因为三联又穷又小，只有动员起外界力量才有生机。“我始终认为，一个编辑，只有同时具备上、中、下三手，才堪称高手。所谓上手，他必须结交一批可以随时讨教的先生；所谓中手，指的是一批可以进行平等讨论的朋友；下手不言而喻，指的是帮忙打杂的人手。三手备则编事成。”

如此高论，闻所未闻，付诸实践，难怪三联书店好书迭出，有口皆碑了。对我的赞扬，沈先生不以为然，他表示，自己虽然忝列这家书店的总编，实际上，至多算个“爱书人”。“干了四十二年出版，我最大的愿望，是退休后组建一个‘爱书人俱乐部’”，把玩书籍，从事诸如自制藏书票、自行装订、自作校勘、搜集版本等活动，“把书真正作为艺术品来收藏、欣赏”。

三员女将与漏斗

《读书》这样一本高质量的杂志，编辑不过四五人，这已经是很奇特的了；另一奇是，目前负责日常编务的竟是清一色的年轻女性：吴彬、赵丽雅、贾宝兰，而最奇的，莫过于她们三人都没有受过什么正规训练，完全是自学成才。

爽朗健谈的吴彬，是三人中的大姐。她是六八届初中生，毕业后即到云南西双版纳插队，一九七九年回城，待业在家时到《读书》帮忙打杂，接着招工到工厂，由厂里调来编辑部。

赵丽雅亦是“老插”出身，从北京郊区回城后，供职王府井果品店，拉过平板车也开过卡车，最后自己考到光明日报出版社，从那里再转入《读书》。

最小的贾宝兰，算是她们三人中唯一有学历的，她中学毕业到人民出版社当了校对，后成为南开大学工农兵学员，主攻经济专业。

提起他麾下的三员女将，沈昌文先生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按照他苛刻的编辑标准，这三人都已进入了相当高的境界。沈先生说，她们三人是一种互有短长的配合，极其熟练默契。她们在性格和学术兴趣方面，恰好是各有千秋。所以在编辑部里，尽管目前是编辑人数最少的时候，但却是编辑力量最强的时候。

我笑着问，为什么好编辑都投到《读书》门下了？吴彬答得很风趣，我们属于漏斗里漏下来的，不是最好的，但也许是最合适的。我们都是野狐禅出身，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因此少点框框，无学究气；我们对文化学术有强烈的爱好，但又没有固定的专业范围，反而在这里如鱼得水。那些真正学有专长的，不一定安于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会付出很多而又不能成名成家。最重要的是，我们三人都没有更多的需求、欲望，却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编一份为文化人喜爱的好刊物。

吴彬的一番话，让我想起已故翻译家梁秋实先生在译完《莎士比亚全集》后所发的一段议论：“曩曾公开对人言，翻译莎士比亚全集须有三个条件：（一）其人无才气，有才气即从事创作，不屑为此。（二）其人无学问，有学问即走上研究考证之路，亦不屑为此。（三）其人必长寿，否则不得竣其全工。仆于此三条样样具备，故得侥幸完成此三百万字之翻译耳。”

才气乎，学问乎！《读书》编辑部里的众位新老编辑似乎私下订过同盟，都咬定自己是无才且乏识的，然而他们却都深知，人生宝贵，时间有价，是以不惮劳苦不舍昼夜地为中国的文化基业添砖加瓦。

走进《读书》编辑部，你会豁然明白托翁的一个比喻，他说：一个人好像真分数，他的实际才能好比分子，而他对自己的评估好比分母，分母愈大，分数的值愈小。

（原载《新闻出版报·周末版》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七日第三版，总第643期）

附记

我和《读书》的缘分，始于八十年代初的边陲小镇。那时我在黑龙江（也即后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某师某团的一个寄宿中学念书，每个月跑到校图书馆，眼巴巴地盼着从北京寄来的刊物，计有三种：《新华文摘》、《读书》和《文史知识》。

中学图书馆的管理员对我很熟悉：来了吗？来了。那个小小开本、总是让人感到沉静如水的杂志，被我抓在手里反复摩挲。

八十年代初，《读书》杂志上的每一个铅字我都读过，还做厚厚的笔记摘抄。她对那时羸弱少年的我，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滋养。

我在这远方雨露的滋养下，走出山村，考进了上海、北京，成为了我在中学里就梦想成为的那种人——记者。不过这份工作并没有我想象中的浪漫，我的日常事务是跑“部”前进，俗称“跑口”，而分配给我的口就有民航总局，与今日的三联书店仅一墙之隔。日后民航总局在路口修建了气派的大楼，把后面的三联书店衬得似乎甚为矮小和寒酸。

楼虽小，姿态笃定：用杨绛先生的话说，不官不商，有书香。不过我和三联最初的交集却不是发生在这座小楼上的，因为九十年代初的三联，根本没有自己的楼，而是蜗居在朝内大街166号的地下室内，典型的“寄人篱下”。

前边说过，我的本职工作主要是跑跑部委，写些不痛不痒的新闻稿，与我自己的新闻理想相去甚远。我不甘心就这样蹉跎下去，于是利用业余时间，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转悠，去采访我心目中的京城文化名人，给《新闻出版报·周末版》贡献些豆腐块。彼时，这些名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全凭少年之勇挨次打上门去，就这样探入了吕叔湘的“未晚斋”、冯亦代的“听风楼”、丁聪的“山海居”乃至“于其地进酒，天下无双”的“范用酒馆”等等。某次访陈四益先生，他说，你那么喜欢《读书》，为什么不去拜访它的掌门人沈昌文沈公呢？

我恍然有悟，有范用、冯亦代、丁聪和陈四益诸位背书，沈先生一定不会把我拒之门外的吧？于是骑着我那辆老旧的二八永久车，从安贞门到朝阳门，径入《读书》编辑部的地下室。于是就有了这篇《爱书人俱乐部——<读书>编辑部的故事》。

小文写毕，我和三联的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九十年代中期，厌倦了外企江湖，我想去三联——犹如范用先生自制的别致藏书票，防止别人借书不还：书架挺立，然书堆中有个空位，边上题云：“愿此书亦如倦鸟归巢。”我觉得自己像只倦鸟，希望归巢三联。于是厚着脸皮给沈公写信求职：

一九九三年我因被“下海”的浪潮席卷而离开媒体，到外企工作了两年，远离了自己的新闻专业，而利用外语特长赚了一些钱。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心中的困惑无日不有，对文字的留恋从未断过，常常感到自己在得到一些表面化的东西的同时，丧失着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觉得自己再也不能这样困惑下去，必须作出一个符合自己志趣的选择……烦请您帮助带我叩响三联书店的大门，我对这家出版界泰斗一向心仪，倘能忝列其中，将不胜欢喜雀跃。

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写给沈昌文先生的求职信（片段）

这次沈公没有召见我，而是把我推荐给了董秀玉。

我叫董秀玉“董总”。我在《读书》编辑部的地下蜗居中撞见了从香港短暂归来的她，行色匆匆，没有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故此《爱书人俱乐部》中缺少了描划她的一笔。然而真正去拜访她也并不在今日的美术馆东街，而是在永定门外大磨坊——在搬进这座面包厂租来的两层楼之前，三联书店曾经分居五处，这家书店那些年的流离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