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一个很酷的人,难呀

上周写了一篇文章《李银河大概是中国最酷的人了吧》,一位刚从德国打工旅行回来的朋友,看完之后跟我说,我觉得,在中国做一个很酷的人,真难呀。

今天分享一下她的感受。

梁代任昉《述异记》中记载了一个观棋童子,回到原处,发现斧头枯烂,形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

在德国生活一年,回国后,我就像那个持着烂斧子的童子。

看了欧洲人下了一盘棋,回来对原本熟悉的一切,又有了如隔了一层磨砂纸般的陌生,人们觉得习以为常的日常小事,在我这里,都是值得思考讨论的辩题。

最新的感触是,在国内,做一个“酷”的人,真的很难。

舆论压力,让“做自己”成了一种空想

李银河很多的观点被国内人视为异类,比如同性婚姻合法化,丁克家族,性自由,然而这些话题,归根其实是“做自己”。这类话题,已不再德国人饭桌认为是值得讨论的事。

他们普遍持一种态度:这些是别人的私事,别人选择的自由,我无权干涉。

在国内,先不说做自己,做一个性自由的人,就从着装打扮自由,做一个“酷”的人,都不易啊。

我回国一周后,去朋友家聚餐。高中同学聚会,表示礼貌,秉着“输人不输阵”的原则,我画了一个妆,戴了一对耳环,一件皮夹克,穿着一身黑,最后出门前又抹了一道口红。

快下车时,我走到公交车后门,坐在右手边有一对母女。女孩非常生气的在嘀咕:自然美是最美的。

我好奇的扭过头,眼前一个约莫一年级的女孩,正在瞪着我,一旁短发的妈妈赶紧拉了拉孩子的衣服。

女孩依旧倔强,加重语气,怒视我:“我不管,自然就是最!美!的!

如果是一个成年人差评我的妆容,我可以恶狠狠的瞪回去,但是一个面对一个孩子,我只能忍气的把愤怒咽回去。

下车后,我开始回忆起大学的礼仪课,工作面试时要求化妆的那行字。

脑海中闪过巴黎街头抹着红唇,抽着烟的70多岁的白发的精致老太太,以及在维也纳看剧院,因为衣着随意,在一帮打扮精致的观众里,显得局促不安的自己。

德国破旧的地铁车里,奇装异服的戴着假头套的男子,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女人、不省人事的酒鬼,相安无事的坐在一排。

有人打扮得千奇百怪,也有人不施粉黛,不管是哪一种,都能得到足够的尊重。

我曾带着一个三岁的德国小孩坐地铁,她看着周围奇怪的一切,盯着一个鼻子和嘴上,耳朵上挂满了耳钉的女人,我拉着她说:直视别人是不礼貌的。

她笑容灿烂,对那女人直说:你的耳钉好漂亮,我长大也想要。

半个车厢的人,都用笑容夸这孩子可爱。

回忆戛然而止,耳边响起,父母常说的一句话:你小心,街坊领居的唾沫星子淹死你。

当然,一个酷的人,自然是会自动忽略这些反对的声音,但是这个反对的声音,那么稚嫩,让人不得不心生疑惑。

孩子否是受了一旁的母亲的影响,我不得而知,但我常看到家长在孩子耳边有窃窃私语,对他人评头论足的小动作。

公交车上的孩子是无心的,她才大约一年级的年纪,提倡自然美,无可厚非。

但是孩子极端地认为,人如果“不自然美”就是丑的,这种逻辑是可怕的。

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孩子看到一对同性恋手拉手,甚至更亲密的场景,她是否又会说出什么 “极端正确”的话。

我们对多元化的接受程度,始终偏低。从小受应试教育的我们,似乎把考试那套东西也搬到了生活中。

但是,生活,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主观题。显然,国内无形的舆论压力,让“做自己”成了一个空想。

做自己,已不易,如果在一个舆论还不够包容的大环境下,只会更加艰难。

大家都太忙了,没有时间听我的故事

回国后第一天,我就发现:所有人,都很忙。

北京的高中同学,铁蛋,他比高中胖了40斤。当年的背影杀手,已经成了摔跤手。

我们在火车站里,靠着玻璃,看着北京火车站里穿梭的人群,吃了90块的油腻早饭。

当我兴冲冲的讲述,我的欧洲穷游,他却一直忧心忡忡的担心下午的工作面试。

中间几度冷场,我们显然已经不再一个频道。

多年好友,无论身在何处,都一直保持手机联系的好友,真正面对面时,却用了一个早饭的时间,就把寒暄用完,剩下的就只剩下沉默。

他冷漠的听完我兴奋的讲述,沉默了许久,说:“你再不工作,我们就脱节了,我们可能就会越来越没话题聊。

柏林到北京14个小时的飞机,才刚落地2个小时,我挚友,已经在早饭的时间里,催我赶紧工作了。

我像是那个看欧洲人下了一盘棋的童子,回到原地,发现当初的斧子已经枯烂了。

没人在乎我经历了什么,他们更关注:

接下来,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你的工资,是否会比你出国之前一样?

是否,你照样拿着不如我的工资?

我对他的催促,表示不满,但是我放眼望去,这可是北京,所有人的步伐,都是加了特效的如有轻功般。

他很忙,跟我吃完早饭,他要赶去面试。面试完,就豪气地叫了一辆车,接我到北京的一家吃串串的地方,吃了顿晚饭。

他说,今晚又要赶去天津参加好朋友的婚礼,那朋友,其实我也认识。我问了一下多少份子钱。

他拿着10个串串一口吞下,吐出一个数字:2000

于是,我只好摊开双手说:算了,祝你们玩的开心。

在国内,你如果没钱,连去婚礼这种社交都没资格去。

我想起德国的婚礼,30欧的份子钱,240块人民币,回礼是一小袋子糖果或者一包卫生纸加牙膏等小日用品。

有人说,中国是人情社会。现在,我才深有体会。

在异国,怀念国内浓浓的人情味时,我还忘了这礼尚往来的份子钱。

铁蛋在饭桌上一直急急忙忙,我问他,好像无时无刻都在急什么?你爸妈都帮你把房子和车子买好了,你工资也两三万,你到底有什么压力?

他给我举一个例子,说:“我女朋友前一阵说我们同事买了一个名牌包,女友说,她不要这些的。但是,我作为男友,你觉得我不应该给她买吗?”

我总结一下:你的压力,是来自于周围的攀比吗?

话语间,朋友反复说了一件事,想送她女友出国留学,他也想出国,但是要再待一段时间,自己的英语又不给力。

我很纳闷,这还只是女友阶段,还没有结婚,人难道不应该先为自己而活吗?

铁蛋做律师,这一年的工资,是我在欧洲打工旅行挣得10倍。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他和女友工资很高,又不用交房租,没有车贷房贷,但是两个人现在还欠信用卡3万块。

我问他钱都花哪里去了,他说:每天下班都10点多了,每天都下馆子。

一个人挣了一年钱,下了一年的馆子,一个人穷了一年,把欧洲游遍。

一个人挣着一个月三四万,没有坐过一次飞机,却一心想着送女友名牌包。

一个人兜里就三四千,还打算用这最后的钱,去申请留学。

一个人被五家律所争着要,手下的徒弟是英国伯明翰毕业的硕士。

我不敢评论哪一种人生是更牛的,我只想说,没有高低,不同选择的我们,才让生活更有趣啊。

吃完饭,下午6点,朋友说打的肯定要堵车的。

一进地铁站,我瞬间明白了这一天,从早餐到晚餐,为什么我和朋友会有如此不同的观点。

下班时间段的北京地铁里,一圈一圈又一圈面无表情的人,如一场盛大的游行,向一个方向涌去。

我们被人群带到了地铁出发层,眼睁睁看着三班车驶过,才坐进了一趟略微不是那么拥挤的地铁。

车厢里,90%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气氛压抑到,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想呐喊。

我环顾四周,有些不可思议的看着铁蛋,他耸了耸肩,狡黠一笑:欢迎来到我忙碌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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