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勒泰琐忆：艰难赴考路
艰难赴考路（十八）
1981年，停办了十几年的新疆广播师大恢复招生，我考入这所学校中文专科念函授，学制三年。随即，新疆兵团教师进修学院也恢复招收一年制脱产进修班，我又报名参加中文专科入学考试，被录取，得到1982年一整年的读书时间。1982年，新疆电大也办起来，我又考入这所学校，仍然念中文专科函授，学制仍为三年。为什么报考中文呢？因为我觉得在丢下十几年后，要再将数理化拾起来，而且主要靠自己读书自学，太难了。新疆广播师大和中央电大，都是专科学历，为什么要重复报考呢？这是因为听说新疆广播师大是“地方粮票”，内陆不承认的，而我一直存有有朝一日调回家乡的念想，中央电大全国统一办学统一考试，想来内陆也是承认的。入学考试均在师部举行，没什么深刻印象，只有参加某一场考试时，有一个成语解释：“不刊之论”，下课后监考老师对我说，全考场，只有我一个人答对了。当时教师一般水准如何，可窥豹一斑。
1982年2月至是年12月在兵团教师进修学院的学习，对我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古、近、现、当代文学史，古、现代汉语，文学概论、逻辑、写作、名著选读，这一干课程，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如果没有老师的引导，学习会有相当的难度。尤其是，这年初冬，青年教师王亚平君首倡成立“边风词社”，我以从未做过诗词的诗盲忝为社员，开始学写诗词，并坚持创作至今不辍。我是以“优异成绩”从那所学校结业的，回到团场后，被调到团部中学开办小学教师培训班直至调离新疆。此不赘。
那时函授考试很严格，只有地区教育局所设函授站，才有权设考场。我一年要参加广播师大、电大四场考试，每次赴考都需由团部到师部再到阿勒泰，全程不到两百公里吧，这在函授生中，算是很近的了，但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却至少也得两天才能赶到。
师部到阿勒泰有班车，每周几班有一定的时间，可以算准了日子去。最难的是团部到师部的几十公里，没有班车，只能搭顺路的货车（戈壁滩上人货混装不算违反交通规则）。找便车很不易，有时站在公路边眼巴巴望半天也盼不到一辆车，好容易来一辆，又可能货装得太高驾驶员不愿冒险。比较幸运的是能遇上煤车，虽然脏一点，但装煤一般不会高出车厢板，有把握搭上车，而且煤车重，也不太颠。搭空车就惨了，在戈壁滩所谓的“搓板路”上，空车就像跳舞一样蹦跳着前行，双手死死抓住一切可以抓牢的东西，胳膊呀，膝盖呀，还会经常在车厢板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夏天有夏天的苦。一次，天傍黑才搭上一辆拖车，走到半路，拖斗的轮胎坏了，驾驶员只得开着车头回去找材料，把几个搭车的撂在戈壁滩上。我们那里有一首顺口溜这样说：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北屯的蚊子一把抓。北屯就是我们的师部。大概因为额尔齐斯河谷草茂林密，蚊子特多，祸及它近旁的戈壁。我们脱下外衣将头脸包住，并不停地手舞足蹈，坚持到天快明，驾驶员才回来。冬天就更难，公路上几乎没有车，只好到团邮政代办所去等隔天一次的邮车（现在邮车不准搭乘外人吧，那时我们那里允许，也可见出交通之困难）。邮车有时上午到，有时下午到，经常一等就是大半天。北疆的一月，气温一般在零下20至30度，敞篷车跑起来，风很大，几十公里跑到，坐在邮包上的人常常已僵得站不起来了。
当然不会仅仅因为“行路难”，总之，我们团参加广播师大考试的还有二三人毕业，而参加电大学习的五六人中，只有我坚持到了最后。现在想来，除了想拿到“全国粮票”外（其实后来已有通知，新疆广播师大的学历内陆也是认可的），任何时候不愿半途而废的个性也起了作用。还有就是美丽的克郎河给予我的鼓舞。
边城阿勒泰位于阿尔泰山南麓，从山上流下的克郎河绕城而过。克郎河河床倾斜度大，满是没棱没角的石头，清浅的河水急速向下游奔去，撞击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上，激起雪白雪白的堆堆浪花，乍看起来，河水不像是向下流，倒像是一浪一浪一层一层锲而不舍地在向上翻卷、攀爬、冲刺......当我站在岸上，看河水“倒流”的奇观，听它激越的喧哗，确实体会到一种悲壮的执着。如果真如有人所说，坎坷的经历也是财富，这种体验或者就是其中之一吧。
我在新疆时，已领到新疆广播师大的毕业证；1985年春调回重庆后，继续完成电大学业，又领到四川电大的毕业证。1988年，我考入西南师大中文系“专升本”函授班学习，三年后，我45岁，领到西南师大的本科毕业证。经过整整“十年寒窗”——新疆广播师大、电大、西南师大各三年（前二者时间有重叠），兵团教师进修学院一年——我的艰难赴考路，终于告一段落。
当年这样看电影（十九）
我在新疆兵团农场的生活，看来已步入正轨，教书、读书，直至1985年春调回重庆。但这之间，家庭内部发生了一场大的变故——到新疆去结婚，离开新疆后离婚。大概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偶然看到南方某刊物一则有奖征文启事，题目是“我的离婚经历，我的再婚心情”。大概那天正是休息日，而我也一时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长文《孰非孰是闲思省》，谈我的那段经历寄去投稿，后被编辑更名为《清醒时我选择了离婚》发表，并被评为一等奖。关于我们的婚姻解体，女儿曾对我说：“你与我爸，整个儿就是一个‘弱者打败了强者’。”不过，那是另一个冗长的故事，何况，当时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现在已没有必要再提那些旧事了。还是来讲几件其他也许有意义的事，今天的题目算开篇。
文革中，在兵团农场，唯一的文化娱乐活动，就是难得一次的看电影。虽然就那么几部影片放来放去，但人们热情之高，兴趣之大，我至今记忆犹新。
最热闹的当然要算在团部放电影了。先是高音喇叭一遍遍通知，那是全团各连队都能听到的。傍晚，，公路上首先是络绎不绝的自行车队，这是附近连队的，近水楼台，可以先去抢占靠前的位置。年轻人和中小学生大多一人一车，一路欢笑你追我赶；有家小的男人则像杂技团的车技演员，大一点的孩子坐在大梁上，妻子抱着小的侧身坐在后座上，后轮的另一边还绑着凳子，得意洋洋蹬着超负荷的车子前进。稍后，就有轮胎拖拉机拉着挤满人的一节或两节拖斗威风地驶过，这是远处连队的人赶到了。银幕挂在空旷的场子中央，正反两面都有同样多的人在观看，坐着的，站着的，再后边的就站着凳子上、拖车上、甚至自行车后座上。
夏天和冬天看电影，各有情趣。夏天，天黑得晚亮得早，11点开始放映，效果还不好，到两部片子放完（因难得放一次电影，一般一次都要放两部影片），东边天空已露出晨曦，夏天又正是农忙季节，人们看完电影高高兴兴就下地干活去了。冬天，人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在雪地里看电影，呼出的热气在帽檐上、头发上结成白白的霜花。脚冻得发痛了，就跺一跺，有时许多人会跺出整齐的有节奏的踏步声。一次看《地道战》，中途下雪了，从放映机的光柱里看去，大片雪花飘舞的姿态，特别轻盈优美，人们头上、肩膀上积雪盈寸，放映员继续放，观众照样看，没一个人大惊小怪中途退场。从此我知道，下雪而无风的夜晚，相对而言还要暖和一些。
我印象中最轰动的一次看电影，是粉碎四人帮不久，重映六龄童主演的绍剧艺术片《三打白骨精》，那是我们那里文革后上映的第一部古装戏曲片。多少年没看过古装戏曲表演了啊，片中又有不少特技镜头，年纪大的犹如故人重逢，年纪轻的则充满了新奇感，人们兴致勃勃地跟着放映队从团部走向连队，从一个连队走向另一个连队，据说最多的看了十几场，我自己则确确实实看了四场。连队之间一般相距几公里、十几公里不等，最远的有几十公里，我骑车技术不高，晚间看电影都是步行，太远的只好放弃了。每次看完电影，心都久久沉浸在剧情中，清凉的晚风吹着，迈步特别轻捷。我想，这一部古装戏曲片的上映，或者预示着文化领域坚冰将要解冻。
现在电影似乎不够景气，我也多年没看过电影了。这里面原因很多，比如影片自身的问题，但有一点值得高兴，那就是艺术种类多了，人们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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