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苏州的刻书与藏书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盛世余辉已经褪尽的清帝国大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无奈地走向内外交困的时期。觊觎中国已久的西方列强穷凶极恶地掀起了武力瓜分的狂潮，被封建统治逼入绝境的农民揭竿造反的大旗席卷全国，战火连绵不绝。江南是近代战火侵扰的重灾区，城乡的经济和文化遭到沉重打击。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环境恶劣，但苏州的藏书刻书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如郡城的顾氏、潘氏。
扫叶山房的刻书活动，自康熙至光绪，几乎延续了整个清代，乃是苏州刻书业的代表，也是近代苏州刻书业发展的一个缩影，一并放在这里叙述。
一、藏书家的刻书活动
道光间，苏州以藏书刻书擅名江南的，要数辟疆园的顾沅。
顾沅，字湘舟，一字澧兰，号沧浪渔父，长洲人，道光中曾官教谕。他的祖先曾获清世宗颁赐古砚，所以将自己的居所名为赐砚堂。湘舟自幼勤读诗书，但不以仕达为目的。他倾心的是喜藏秘籍的家风，鉴赏古物的家学。所以，自束发起就有志搜罗金石图籍。数十年的悉心经营，藏书积至十万余卷，碑刻四千余种，书画千余家，并藏于艺海楼。艺海楼在他位于郡城甫桥西街的别业辟疆园中，据时人记载，楼上纵横环列三十六个书橱，经史子集以类相从。楼下为吉金乐石斋，藏商彝周鼎，晋帖唐碑。藏书中，“吴中历代文献及远近方志尤备。凡宋元版及名人评校本，十居一二；明版及传抄本，十居三四，余亦初印本为多”。
凭借艺海楼中丰富的吴中文献，顾沅勤奋耕耘，从中辑成《吴郡文编》《吴郡诗录》《江左金石志》等百卷巨编，均为未刊稿本。《吴郡文编》二百四十六卷，辑文四千余篇，今苏州博物馆藏稿本八十册。校刻《赐砚堂丛书新编》，专收清人著述，以足本为求。原计划百种，今见四集四十一种，内容包括经史、地理、诗话、艺术、格物等，道光十年（1830）长洲顾氏刻本。另有《赐砚堂丛书未刻稿》四十种，也都是清人著述，内容为诗话、曲话、宫词、乐府、杂丛之类，每种卷末钤有“湘舟手校”或“长洲顾氏藏书”印记，应该是计划百种中的未刊稿，现藏上海图书馆。
顾沅保存乡邦文献的编纂出版活动，还有《元妙观志》《沧浪亭志》等，但最为著名的，还是道光中主持辑刻《吴郡名贤图传赞》。苏州有名贤画像传赞，据清彭绍升所说，始自明代王世贞，他辑录明代名贤一百一十八人，系以传赞。清康熙初，张蟾得王氏残本，重加摹绘，并广泛搜访增辑，得二百二十余人，属故老如金俊明、郑敷教、文柟、徐树丕、朱用纯等一时名辈，撰写传赞，汇为巨册。道光初，顾沅觅得张本，更事增辑，共得吴季札以下五百七十余人。道光七年（1827），巡抚陶澍、布政使梁章钜重修沧浪亭，决定将其勒石嵌壁，建沧浪亭名贤祠。梁章钜提议各贤增列小传，雕版印成书本。顾沅从其言，遂有《吴郡名贤图传赞》的编刊。《吴郡名贤图传赞》首冠沧浪亭名贤祠图，正文一人一传，小传出自太仓张应麐之手，画像则是孔继尧的手笔。孔继尧，字砚香，号莲乡，昆山人，作画山水、花鸟无不入神，尤精人物。顾沅编辑的另一本名贤图赞《古圣贤像传略》，也由孔氏摹绘图像。郑振铎曾高度赞扬顾沅对苏州版画事业的贡献，他说：“顾沅刊《吴郡五百名贤图赞》等巨著数种，足征吴地刻工之未失先型。”
顾沅去世的第二年，咸、同间以藏书刻书知名的潘祖荫高中进士，开始了他精彩的书业文化活动。
潘祖荫，字伯寅，号郑庵，室名滂喜斋、功顺堂。咸丰二年（1852）进士。其祖父潘世恩道光间官至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晚年退居苏州城东临顿里凤池园，静读古人书，并辑成《读史镜古》《正学编》等数种，刊行于世。祖荫自幼深受家学熏陶，出仕后，长期宦游在外，政事之余，致力于搜求金石、图书。滂喜斋很快以丰富的金石图书，称雄江南。他的藏书中，多黄丕烈士礼居的旧藏珍本。他不仅累年藏书，而且大量刻书。其弟潘祖年在所编《潘文勤公年谱》中，详细记录了他藏书刻书的活动。咸丰四年（1854），他发奋辑录《海东金石录》，此后陆续刻书，经年不绝。光绪十年（1884）将历年所刻诸书汇为《滂喜斋丛书》。同时还辑刻《功顺堂丛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
祖荫侄孙潘承厚、潘景郑（原名承弼）兄弟民国时继承先祖遗书四万卷。1943年，潘承厚病逝。潘景郑惧藏书毁于一旦，就着手从家藏中选出未刊的先人手泽、师友遗著及其他罕传秘籍，辑为《陟冈楼丛刊》，分甲乙两集行世，其中很多有关潘氏家族的珍贵史料。如道光九年（1829），潘世恩六十岁，作《家庆图》，画面中潘世恩据坐石畔，曾莹侍坐旁案，摊卷凝思，曾绶执卷随立，曾玮尚幼，正伏缸观鱼，足见世家大族的书香雅韵。
二、扫叶山房
有清一代，苏州民间刻书坊经营时间延续最久，刻书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要数常熟继毛晋汲古阁而起的席氏扫叶山房。
席氏本苏州洞庭东山著姓望族，其刻书始自清初席启寓。席启寓，字文夏，号治斋，明崇祯时太仆寺少卿席本桢季子。康熙中，他以三十年之精力，刻成《唐诗百名家全集》，开席氏刻书之先风。乾隆末，席启寓玄孙席世臣在苏州阊门设书铺，以“扫叶山房”为号，所刻书版心多刻以“扫叶山房”字样，扫叶山房之名随着所刻书籍行销天下而传扬四方。席世臣扫叶山房刻书，主要在嘉庆间，较著名的有《十七史》、《四朝别史》、《大唐六典》、唐吴兢《贞观政要》、宋刘珍《东观汉记》、宋薛居正《旧五代史》等。
扫叶山房在席世臣身后，继续经营书业。咸丰末年，扫叶山房书板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的军事拉锯中损失惨重，书坊正在刊印的《旧唐书》书板即毁于当时战火中。光绪中，扫叶山房的经营活动有所发展，曾汇刻清李兆洛《李氏五种》，收录《历代地理志韵编》《皇朝舆地韵编》等舆地著作五种。据耿文光记载，题署“清光绪中吴县朱氏槐庐家塾刻本”的丛书《槐庐丛书》，实为扫叶山房所刻。
同光年间，扫叶山房将经营中心迁往上海，先后在彩衣街、棋盘街设立营业所，且引进石印、铅印新技术，扩大印刷规模和经营范围，线装石印本成为主要出版样式。据民国间所编书目的不完全统计，扫叶山房编印的书籍就达七百多种，在清末民初的古书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
随着民国间更大规模的现代民营出版企业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先后出现，古籍市场相对萎缩，扫叶山房虽在民国时缀以时新的书局之称，但是终因受书坊旧体制的限制，业务日见萧条，终于1954年关门大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选自《苏州文化概论——吴文化在苏州的传承与发展》第十八章，苏简亚主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