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第一次接触酒，好像是六岁那年端阳——古蔺风俗端阳那天要喝雄黄酒。记得那天早上，外婆用手指蘸着红色的雄黄酒，在我额头上描画了一个“王”字，又在脸上手臂上“彩绘”，最后用筷子沾了酒，让我用舌头舔，说是蚊虫不咬，蛇不近身……成年人当然不是以我这样的方式与酒接触。他们用碗或杯子吃——地道的古蔺人不说“喝酒”，而说“吃酒”。比如，远方来客人了，必须“吃酒”；别人帮你办了事，要请对方“吃酒”；生意做成了，更必须“吃酒”庆贺……将液态的酒当成固态的米饭、麻辣鸡、回锅肉之类的食物来“吃”，这应该是古蔺人的独创。还有一个独创是，“吃酒”专指参加婚礼——假如一个人说要到太平、大村、二郞这些乡镇“吃酒”，千万别误会成他们跑到乡下找酒吃，而是有亲友结婚，要去送礼恭贺——古蔺人也叫“送人亲”。这样的“吃酒”当然就连着许多固体的食物。无论城里还是乡下，都大灶垒起，大锅架起，肥猪杀起，数十张桌子板凳在坝子里一溜摆开，还要放音乐——场面的热闹，像极了当下风行的坝坝舞。“吃酒”食物的传统叫“九大碗”——头碗、回锅肉、扣肉、粉蒸肉、夹沙肉、红烧肉，凉拌鸡、鹵猪内脏、凉拌三丝，木姜花小豆酸菜汤与一个时鲜素菜不算在里面。开席后，第一轮上桌子的还没吃完，后面已站了一排候着。还要进出三天——婚礼酒席叫大伙食，其余为小伙食。“吃酒”也不单指结婚，还有吃“满月酒”“升学状元酒”“乔迁酒”“丧酒”——这些都是旧时传下来的，已经成了古蔺“吃酒”的风景。但这个风俗曾中断了十多年——文革期间，“吃酒”是有名无实。比如我当知青时，生产队农民结婚桌子上就只有豆花或魔芋，再配上几样素菜，好点的人家才用油炒。饭也不是大米饭，大多为大米兼搭麦面或包谷米，俗称“麦螺蛳蛳饭”“包谷米饭”。酒是绝对没有的，寻常时候，政府估计是担心酒喝了会耽误抓革命促生产，不供应农民酒，春节时才一家供应1斤酒。城里人结婚干脆就叫“吃糖”，糖果、饼干、瓜子、花生一摆了事。改革开放后，这个风俗死灰复燃，乡下至今还在延续，县城是延续到2020年代初，现在改为在宾馆吃。城里的“吃酒”曾有一个细节流行了好几年。酒席未开，碗筷先“吃酒”，就如当下人未动筷，手机先“吃”——拍照发朋友圈。所谓碗筷先吃酒，就是将酒倒小半碗点燃，烤碗筷消毒，同时也检验酒的优劣。若是好酒，一点就燃，且持续时间长。反之就水了，或是不易点燃，或是燃一会就熄。古蔺人与酒的牵扯不只发生在酒席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枝微末节。比如，1990年代时兴传呼，号码若是“79797”，古蔺人就念“吃酒吃酒吃”；手机风行后，如果尾号为“722”，就念“吃二两”。古蔺人敢把酒当成固体一样的东西吃，是因为他们有的是好酒吃。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蔺的水土是灵物——以“世界美酒”河赤水河领衔举大旗，“地球同纬度上硕果仅存的绿色名珠”黃荆原始森林的水敲锣打鼓，古蔺河、大村河、双沙河、石亮河紧随其后唱唱昂昂，带领古蔺三千多平方公里土地上满山遍野的高粱、小麦、玉米，莺歌燕舞走上星光大道——古蔺酒因此乐观自强地勾画出了这方水土站立天地间的恢宏天际线。入秋时节，你若站在赤水河边的吴公岩下，就会听到赤水船歌从那清幽灵秀的水上飘来——“上游是茅台，下游是泸州，船过二郎滩，又该喝郎酒哟……”在这歌谣声中走进郎酒故乡二郞滩，那树叶、野草、石板路、水井、空气中，都散发出扑鼻的酒香。滩上人生下来识得的便是酒，嗅酒而长，长大便酿酒，日子都耗在酒中，呕心沥血，如蚕吐丝，丝尽而情无尽，一把骨头埋在二郎滩，冬去春来，又化为护花春泥……不经意路遇一个黝黑如二郎滩岩石般的汉子，一问，竟是勾兑酒的，舌鼻灵细如女子的心思，品嗅得出几十上百种酒味，吓你一跳。所以，郞酒就长出了与茅台相比，“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的风韵。当代郞酒教父彭追远老爷子在古稀之年回忆说，他苦心经营半生到京城“中举”的郞酒，一百斤粮食只出30多斤酒，烤过酒的酒糟柔软滋润得像糍粑，猪牛羊吃了“嗞嗞”催肥；吃过酒的杯子放到第二天早晨，杯子要起酒珠，余香袅袅……
古蔺酒江湖上还有古蔺大曲与潭酒两条好汉。
其实，古蔺大曲出道最早。在郞酒“养在深闺人未识”的1960年代到1980年代初，一直是古蔺大曲称王称霸。那时古蔺大曲虽只1元多一瓶，但上了年岁的人的味觉，至今还“活”在它那深入骨髓的喷香中。我一个朋友回忆，当年到北京上大学时，带了两瓶上火车。不小心打碎了一瓶，整节车厢都被香透。列车长闻香而至，盯着他手中完好无损的另一瓶古蔺大曲，即刻就与他亲热起来。这人是一酒仙，部队转业，恰好有一战友也转业在我朋友读书学校，并且是中层干部。朋友脑袋灵光，当即将剩下一瓶奉上。列车长更豪爽，让他去了卧铺，还写信将他介绍给战友——他那战友也好酒。我朋友自然顺杆而爬，依仗古蔺大曲之香敲门，毕业后留在了北京，还成了中层干部快婿。夫妻二人口嘴时，女的就抢白他，“骄傲什么，当年就靠古蔺大曲昏了我爸头！”
古蔺仙潭酒厂生产的仙潭酒与潭酒出道江湖虽晚，但后生可畏。一般人高攀不起郞酒，就找仙潭亲热。寻常人家酒席好像大多用仙潭，许多单位平时接待也用。1990年代，我一同事提拔到乡镇主政时，进城请求给派出所增加人手，接待他的县公安局领导与他是一个山沟沟出来的，正想找他谈镇政府支持派出所的事。时值中午，二人在公安局食堂就着一盘花生米，开了一瓶仙潭就对吃。热菜还没上，已经开了第二瓶。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00年后，那浓香型白酒古蔺大曲与仙潭居然金盆洗手，退出了江湖，将码头拱手转让给了潭酒。如今古蔺酒江湖，高端市场是郞酒盘中的菜，中低端这一块，潭酒一家独大，二者都是酱香型白酒。我外婆赶场时，曾买了一乡下大娘的一背青菜做酸菜。大娘见外婆年纪大，就把菜背上门。外婆看她人善，就说给她煮碗面。大娘说，“老人家，面就免了。有酒的话，麻烦给我倒一杯。”见外婆诧异，大娘就说开了，“泡菜坛子生霉花时，倒杯酒进去，那霉花就散开了。人的肚皮可能也要生霉花，吃杯酒下去，人就舒坦了。”其实，外婆每天晚上也要抿一小杯，在世时红光满面，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精神很多。古蔺酒不仅能“散霉花”，好像还能治手抖。县城下街有一汉子叫郑道义，长得五大三粗，虎背熊腰。但一到上午十一点，就双手发抖，甚至脸青面黑，心慌出汗。必须拿起瓶子“咕噜咕噜”灌二两，脸才会重新充血，双手才能稳稳当当地拿起锅铲上灶——这郑道义在下桥人民医院对面开了一家馆子，门面不大，只放得下三张桌子，却门庭若市。就是这双上午十一点左右就要发抖的手，居然做出了冠绝县城的蒸猪膀和蒸鸡，拿手的还有红闷黄腊丁与炒猪肝——这两样菜品最资格的是吃后剩下的汤汁，第二天早晨用来下面条，寻常只吃二两的，吃了三两还想吃。县城一些人家来了朋友，临时慌张，大多要到他那端一个香酥嫩软的猪膀或鸡待客。生在有好酒的古蔺，实在是一种福份。1984年，郞酒戴上囯家名酒桂冠后，自然就拽上了天。用一个在成都军区机关当参谋的古蔺老乡话说，“提着两瓶光胴胴打领带的郎酒，就可以大摇大摆地上将军的门”——那时的郞酒没有外包装，就是白陶瓷瓶，瓶颈拴一根红绸飘带。许多在大城市读书的古蔺子弟，毕业后找单位，职场提拔，生意场上寻业务，都少不了一路用“手榴弹炸”——酒瓶外形像手榴弹。可以这样说。现在50岁以上出来操江湖的古蔺人，若有没惊动郞酒或古蔺大曲或潭酒办过事的，肯定如欧洲中世纪时的真理一样稀少。甚至古蔺政府也受益于酒。古蔺是国定贫困县，自然少不了要向上级政府要项目要政策。政府其实也要入俗，深知“不跑不送，原地不动”的玄机。于是，郞酒就成了开路先锋。比如，为了让古蔺娃娃能更多上大学，县上就要跑省教厅，跑大学招生部门，当然不能“赶空手场”，郞酒这土特产是一箱箱送——这个是一退休教育局长酒后说的，不知真假。古蔺人的吃酒并非傻不拉几地闷着头吃，而是要划拳助兴。前些年，三朋四友上桌子，酒过三巡就要开始划拳。划拳主要有两种，一是打庄，二是南北派。打庄就是一人为庄主，与桌上所有人划拳，一般是每人6拳，一拳一杯。南北派就是桌上人分为两派对划。8个人的桌子两套活动下来，基本上5斤酒就不翼而飞。划拳的喊法极好玩。比如喊“5”，就有“五魁手”“武装部”“亏得你发不起工资”。还有明星们来凑热闹——喊“0”就有林青霞，喊“1”就有叶倩文，喊“6”就有刘德华。中街有一好酒贪杯王姓父子，吃高了就没大没小乱喊。父亲喊一声“哥俩好呀”，儿子就对出“好弟兄呀”，然后齐呼“亲兄弟呀”，引得满桌哄堂。酒吃高了没大没小，也发生在郑道义身上。坊间传说，他一日酒后与老汉争吵，实在气不过，圆睁虎目，揑起那大如擂辣椒的擂钵般拳头，在老汉眼前晃了几个来回，“老子今天要不是看在你是老子的老子的面子上，老子就要给你两皮砣！”——古蔺人称拳头为“皮砣”。划拳中喊“9”，有“酒害人”的喊法。这酒还真害人，吃多了就会害得人神智不清。1990年代，有一国营商业单位老大三天两头都有接待，一般中午后人就二麻二麻的——古蔺将酒吃高了叫“吃麻”，所以就得了“赵麻口”的江湖名号。一日酒后睡到半夜醒来，口干舌燥，起来取水。半响回到床上，推醒爱人说，“家里什么时候改装了厕所，门一拉开，灯就自动亮了。”他爱人奇怪，没改装呀，进厕所都要先按开关的。就起床看。厕所门关着，但客厅冰箱的门却开着，关冰箱时，一大股尿臭——原来是赵麻口开冰箱拿矿泉水时，尿胀慌了，一泡尿飞流直下三千尺，全屙进了冰厢。这些笑话都是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的。这之前，城里人一月只有凭票供应的二两酒，难得有机会酣畅淋漓吃上一顿酒，不醒人事地醉上一回，街上看不到酒疯子。这可就苦了那些酒中瘾君子。古蔺河对岸火星山下的菜蔬队有个老农，下床头一件事就是吃酒，上街卖菜也带着酒瓶，一直要吃到太阳落山，古蔺俗称“吃蓑衣酒”。虽自称“张不醉”，但整天都二麻二麻，走路像踩棉花。文革期间，有个晚上酒瘾发了，浑身上下仿佛有万千蚂蚁爬咬，清口水长流。无奈之下，就将老婆感冒熬的一大罐又苦又涩的中药一口一口当酒吃了。缺酒吃的年代，人们自然要千方百计找酒吃。县城上街有个20多岁的泥水匠，外号“二疯子”。大概是1979年的事吧，他部队上当团长的发小回来探亲，喊了几个中学吃酒。他把工地上的事做完最后一个到，见桌子上只一瓶郞酒——那时，郞酒是稀罕物，还装在紫酱色的土陶罐中，一眼看上去土头土脑，价钱也便宜，只要3元8角一瓶。话说那时二疯子两眼暴绽二郞神光，双手合什，无比真诚地对众人说，“对不起，来迟了，我先自罚三杯，再走一庄！”这一自罚一转庄下来，瓶子就摇得空声响，整得一桌子人一愣一愣的不知东南西北。之后，又拉着发小手说，“明天我请你吃酒还你情。就四个人，我，你爹；你，我儿。”发小一愣，你儿不是才上小学吗？众人大笑，“二疯子说的就两个人，要当你爹。”气得发小抓过舀饭小木瓢就在他额头上“咣”一声打赏了一个青包。二疯子说话行事虽疯疯颠颠，为人却极实在豪侠。几年后发小父亲突发脑溢血，他亲自背到医院，又丢下手上工程，两天两夜端屎端尿陪护，至到发小从部队赶回。据说汶川地震时，他天天守在电视机前，“当看到温家宝总理站在地震废墟上带着哭声喊'同胞们’时，我就觉得总理是在喊我。”泪眼婆娑的他，将小半瓶酒一口吃下，发誓戒酒一百天，用酒钱送一个大“人亲”——他原只准备捐500。论起来，二疯子与我拐弯抹角还理得上亲戚。今年端阳，我去看了他。说起小时吃雄磺酒的事，他落寞地说，“这东西已经在县城绝种，再也没人吃”。年近古稀的他，鬓毛已衰，再无当年的豪侠与率性，“吃三两就要醉。”
文 | 陈大刚
图 |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