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的目标 / 开普饭

本文导读：

在为现实的柴米油盐拼搏之余，我们理当拥有更高的目标。

据史家考证，“太史公”司马迁写出《史记》一共耗费了十三年时光。但这十三年并非纯粹的创作时间，期间他曾受“李陵之祸”牵连下狱，遭受宫刑一度轻生，完全是念及著书使命尚未完成，才含垢忍辱坚持下来。

而且就算写成了《史记》，司马迁本人还承担着未知风险。比如他在《史记》中创纪录地为帝王开设了“本纪”体例，评点被视为雷区的帝王功过。这还不算，最大的雷当属“项羽本纪”和“武帝纪”，一个是跟开国皇帝刘邦争天下的敌酋，另一个则是判了他宫刑的当朝皇帝本尊，这相当于严重的立场错误，万幸没赶上清代的“文字狱”。

但司马迁还是写了，不仅照单全收有一说一写了“帝王本纪”，还同样为专诸、荆轲这些刺客豪侠写了“刺客列传”。如果说宫廷史官难能可贵的就是眼光公正，平视一切阶层，司马迁做得很好，如果说历史专著难等可贵的是文笔凝练，以细节打动读者，司马迁同样做得很好。所以两千年后，鲁迅先生将《史记》不吝赞美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那司马迁这样全情投入不计代价地写《史记》是为了什么呢？据史料记载，汉代宫廷史官的主要职能有两项，一是分类保存宫廷代代相传的史料，二是记录皇帝言行，“职务守则”并未赋予他写书的任务。他如此披肝沥胆的写作，只是个人行为，除了能近水楼台查阅馆藏史料外，得不到帮助，也没有额外酬劳。

其实，司马迁此举的原因也都见诸于史书。第一，从司马迁的祖父起，司马氏祖孙三代相继担任“太史令”，而写出一部条分缕析、内容详实的史书，是贯穿祖孙三代的家族梦想。第二，司马迁在《史记》将告完工之际，在写给好友书信《报任安书》中感慨，“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说明他为了实现梦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漠视了皇权、监牢乃至戴罪之身这些现实威胁。

司马迁写《史记》，不为博功名，也不为赚稿费，而是为更高的目标，梦想。

如果我们细心留意，就会发现古往今来像司马迁这样为实现梦想，为了更高一层目标而著书立说“找罪受”的人并不在少数。

比如《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为写出一部令自己满意、造福后人的医书，前后花费二十七年光阴，其间翻山越岭实地探访，甚至为证明草药的药性不惜亲身尝试。而直至他本人晚年病逝，也没有看到《本草纲目》这本书付梓出版，没有得到一文钱的稿酬，也不会知道他的这部书如今被尊为国医经典。

再比如清代中叶的医师王清任，在发现古医书中对人体部位的阐释多有谬误后，决心写出一本《医林改错》正本清源。既然得不到官方的允许，也没有解剖人体的许可条件，他索性就自己创造条件，不惜深夜潜入乱坟岗，打着灯笼解剖临摹无人收敛的遗体，多少次被误认为盗墓贼还险些身败名裂。而《医林改错》中现存的手绘插图，比同时期西方医书要精确细致得多！

至于写《水浒》的施耐庵、写《三国演义》的罗贯中，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只是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经典，自己的音容笑貌却湮没在历史长河中，连最基本的生卒年份都成了后代史学家考据分析的难题。

司马迁安身立命的职业是宫廷“太史令”，李时珍的职业“顶峰”是楚王府的首席医官，王清任在家乡开有医馆，施耐庵罗贯中的职业语焉不详，至多只是当时小有名气的文人，而年少富贵中年困顿的曹雪芹，直至病故前只是一个私塾先生。也就是说，这些写出经典名著如雷贯耳的巨匠大师，在当时各有各的营生主业，写书只是副业，只是他们躲开世俗目光倾心而为的爱好。

在上述这些人生活的年代，著作权法和版税尚没有形成概念，自然他们本人和家眷不可能从这些著作中换取丰厚报酬，更不要说当偶像当明星享受鲜花掌声。这些人不顾一切著书立说的行为，在当时人的眼中，无异于旁逸斜出不务正业。然而，正是他们走了“旁门左道”，那些经典才成为了经典，溢出了时人常人看不到的价值。

一旦翻开这些名著经典，我们就从字里行间看到了奇异的景象。那些被历史湮没的模糊身影，那些伴随油灯晃动的寂寞背影，用惊人的力量以另一种方式重生永恒，凝聚成一种精神，形塑了中华文化的脊梁。他们都在公认的、不起眼不受重视的社会身份外，为自己营造出博大高远的精神家园。

像这样凭着热情著书立说，对自己的文字具有何种意义丝毫不感兴趣的例子，在中华文明史中不胜枚举。“青蒿素”的提取帮助屠呦呦教授赢得了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而为屠教授赋予灵感、最早记录青蒿医用价值的古书《抱朴子》，却出自晋代热衷炼丹的道士葛洪笔下；曾被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高度评价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出自落第秀才宋应星的不倦努力；而身为周朝天子麾下仓库管理员的李耳，则写出了区区五千字却囊括宇宙万物世间规律的《道德经》……

无一例外，这些古人心中都有更高的目标。除了挣钱养家、仕途高升、人间烟火，他们还有一座精神家园。正是这些精神家园中横溢恣肆的热情，才为后人留下财富，让后人在世界文明面前挺直腰杆、满腔自豪。

一个人如果希望发掘出自己生命的意义，理应保持心中的纯真理想。在谋生之外，我们理当拥有理想、善待理想。

遍观世界各国，我们可以发现这样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动辄言利的国家，往往说变就变，惯于将“永恒的利益”挂在嘴边；动辄怀旧以苦难为执念的国家，往往缺乏定力，容易患上“受害妄想症”；而动辄以现实享受为目标的国家，往往缺乏忠诚自省，沦为打过博弈的工具。只有以文化根基自信理念为荣的国家，才能坚定立场命运自主，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民族，才配拥有司马迁、李时珍这样不惜“一根筋犯轴”去实现理想的人才。

如果人人都把眼前的名利当成理想竭尽全力，由这些人组成的家庭必然缺乏情感连接，有这些人组成的组织机构必然缺乏人情味儿，由他们组成的社会则注定冷漠隔阂。只有人人都持有更高理想，都有一座值得珍视的精神家园，这样的家庭、组织和社会才有前途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