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终须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修昔底德陷阱”
文接上篇：《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遗忘的伟大战争
》，小岩认为二战和一战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
战前的环境
。
二战战前，极端主义横行，大萧条导致民不聊生，感觉再来个战争也不会差多少。但一战战前，是被称为“黄金年代”的10年，是人类相信理性可以带来乌托邦的年代，是欧洲文明达到顶峰的年代、是无数作家再回首的年代。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些国家非战不可呢？
维也纳会议与“不列颠治世”
一战前夕，欧洲的列强是世界霸权“日不落帝国”大英帝国、正准备在世界舞台大展身手的德意志帝国、不如拿破仑时威风，但仍不可小觑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近年风采被德国抢走的奥匈帝国、以及幅员广大的俄罗斯帝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大环境有两个关键因素：“维也纳会议”所建立的欧陆秩序，与大英帝国的“不列颠治世”。
维也纳会议是拿破仑在滑铁卢兵败后，英、俄、奥、普等战胜国所协商出来的国际体系。在一系列会议中，各国的领土被重新调整以维持欧陆权力平衡，防止下一个拿破仑的出现。
1905年的欧洲
同时，欧洲大陆列强也坚拥着保守主义，围堵逐渐兴起的共和、民主、及民族主义。维也纳体系塑造了欧陆的多极政治，奠定了十九世纪历史的框架。
维也纳会议确保了欧洲大陆内在的平衡，但在欧洲之外，英国以其工业实力及海军优势建立了全球霸权。大英帝国极盛时期统治世界约四分之一的面积与五分之一的人口，更占了全球30%的工业产出，其影响力从加拿大到印度、苏伊士到我国香港地区，是不折不扣的日不落帝国。
大英帝国开启了全球化的先河，使洲际贸易大为兴盛，使后代的史学家将其建立的秩序与罗马帝国相比，
称之为“不列颠治世”。
“修昔底德陷阱”
不过，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也不是一潭死水。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家族在成立了普鲁士之后，在十九世纪接连打败宿敌丹麦、奥国与法国，清除德意志地区的外来影响，最终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数百年的分裂后，日耳曼民族终于在普鲁士的旗下获得了统一。
然而新生的德国面临的是一个由英国主导的世界。
此时新兴的德国工业亟需市场与原料，但之前专注于统一的德国并没有赶上新帝国主义的风潮，而只有喀麦隆几块东非的。
这是因为统一之前，俾斯麦为防止各国对统一的德意志感到威胁，因此推行较为低调的“大陆政策”，不插手德国本土外的事务，建立大国和平崛起的形象。
但在统一后，德皇威廉二世决定日耳曼民族也要走向世界，开启了
“世界政策”
。英国面对德国的兴起——尤其是公海舰队对其海军霸权的威胁，自然是倍感胁迫。大国崛起，修昔底德的幽灵开始在两国间游荡。
“修昔底德陷阱”出自史学家修昔底德描写雅典与斯巴达间战争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话：“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无可避免肇因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这段话后后被引申为新崛起的强权必然要挑战现存强权，而现存强权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双方战争不可避免。
当时的德国将领更将英德关系比喻成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这个比喻其实也颇为贴切，英国如迦太基一般以贸易为命脉，而德国如罗马般自陆权崛起，试着挑战英国的海洋霸权。这个比喻在战争爆发后也持续影响着双方对战争的认知，从三次布匿战争得来的教训就是：
一次打不死，就得打下一次，所以得一次打死。
除了霸权争夺外，英国与德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也有着根本差异。英国奉持着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与其相比，德意志帝国的前身普鲁士奉行着军国主义，比起自由，民族与战争的荣耀要更胜一层。
从1789的法国大革命起，法国的理性主义就不断的追求共和与民主主义，而英国更是自诩为“自由主义的帝国”，虽也可说是帝国主义的糖衣，但总号称是以传递进步与人权为己任。
但若从德国的尼采出发，德国的崛起是贵族道德的展现，是酒神狄俄尼索斯失落已久的浪漫精神重现。相比，英法的自由主义不过是否定力量的奴隶道德。所谓自由，不过是弱者的伪善；所谓理性，不过是激情的自抑。普鲁士军国主义崇尚着战争的力量与悲壮，藐视着和平暗示的软弱。浪漫主义在终于被德意志帝国实现后，继续歌颂着战争的悲壮，渴望超人的出现。
尼采
因此，若以哲学一点的话来说，英德的宿敌也是世界精神在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间残酷的辩证。
普法百年恩仇
从1805年拿破仑解散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多次参加反法同盟开始，普法两国就断断续续地保持了多年的宿敌关系。1870年，'铁血首相”俾斯麦利用埃姆斯密电开启了普法战争并大获全胜。
在威廉一世羞辱性的在凡尔赛宫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后，俾斯麦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除了要求割让煤铁核心产区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外，更提出50亿法郎的巨额赔款，要求占领法国的北方工业地区直到法国偿还赔款为止。
赔款是复仇，也是计算。俾斯麦提出的赔款正相当于拿破仑在1807年加之普鲁士的赔款(分配至每人)，因此要在数十年之后让法国尝尝这样的痛苦。更现实的原因是，本来估计法国至少要花30到50年还完这样天价的赔款。可以借此长期占领法国，瘫痪法国的经济。但俾斯麦远远低估了法国的经济实力。倾全国之力，法国在三年内就通过发行公债及变卖国产的方式，募集到了450亿法郎的资金，足足可以还九次赔款。
这笔巨款甚至还在德国造成了资产泡沫，这就是俾斯麦始料未及的了。
在普法战争的屈辱后，法兰西第三共和还是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及欧洲工业强权。在之后双方也因殖民事务在摩洛哥爆发了多次冲突。最重要的是，法国人始终没有忘记德国的羞辱而弥漫着复仇的情绪，相信终有一天要夺回失去的领地，重拾法兰西的光荣。
日耳曼与斯拉夫
离开西欧，一战也可以看成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间的战争。在瓜分波兰后，中东欧的两大民族就直接碰了头。而一战的东部战场：奥俄之间的冲突就是日耳曼与斯拉夫两大民族的生存空间之争。
罗曼诺夫家族所统治的俄罗斯帝国主要由斯拉夫人组成。因此本在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小斯拉夫族群在19世纪逐渐形成了泛斯拉夫主义，寻求“斯拉夫大哥”俄罗斯帝国的保护。最终在1878年的俄土战争脱离了奥斯曼的掌控，成立了独立的“巴尔干国家”。巴尔干诸邦成立后，俄国帝国的影响力只增不减。
另一方面，奥匈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在1914统治中欧5000万人口，面积上是仅次于俄国的第二大国。由于其发展的历史，奥匈帝国中的民族极为复杂，有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及波兰人等等。
虽民族多元，但在普奥战争后的形成二元帝国的方案中，只有奥地利与匈牙利的核心匈牙利人被赋予独立王国的权力，而剩下56%的人口皆无法在政治中获得代表。在奥斯曼帝国大幅退出巴尔干半岛后，新成立的巴尔干民族国家使帝国内的巴尔干民族的分裂主义更为严重。而俄国主张的泛斯拉夫主义更直接指向了帝国中约占15%的斯拉夫人口。
奥斯曼帝国衰退留下的权力真空、加上复杂的民族组成，让巴尔干半岛成了奥俄两个陆权帝国影响力的冲突之处。
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分布
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巴尔干同盟本身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最终直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导火线。
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搏
再往南走，一度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奥斯曼帝国成了“近东病夫”后，其领土自然也遭周边列强的蚕食。对于英国来说，位于尼罗河出海口的苏伊士运河是连接英国本土与亚洲的关键通道，波斯地区更是通往大英帝国之心——印度的前门。同时，俄罗斯帝国因黑海是其关键的暖水贸易通道，俄国急切地想要控制达达尼尔海峡、黑海沿岸，以及位于里海旁极具经济价值的“石油城”巴库油田。
奥斯曼帝国的传统战略本是联英抗俄，这种战略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十分成功。但在英法俄三国协约建立后奥斯曼开始怀疑这个策略是否能继续适用，因此逐渐开始靠拢德意志帝国。1903年，德国开始兴建由柏林直通巴格达的巴格达铁路，这条铁路对德国初生的殖民帝国之地位就相当于苏伊士运河于英国一般，可使运输道路绕过由英国主宰的地中海与苏伊士运河，连接其东非。
这条铁路的兴建，关键性的改变了中东脆弱的权力平衡，因此被认为是一战开打的一大原因。
大国崛起终须一战?
有趣的是，修昔底德的原话其实暗示了修昔底德陷阱本身是个自证预言——
战争不一定来自大国崛起本身，而来自对大国崛起的恐惧
。英德间的军备竞赛与战前形势的升级，与其说是双方主动求战，倒更像是囚犯困局所引起的悲歌。虽然和平是共同的最佳解，但战争却是个体的最优选择。
或许我们对霸权的理解就来自战争。我们只有在一个新兴势力赢得对既有霸权的战争后，才会在历史上将其理解为崛起的霸权。例如课本上时常将1588“无敌舰队”的溃败当成英西霸权的交替，但其实英国是在两三百年后才真正成为霸权，更跳过了荷兰在17世纪的金融贸易主宰地位。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战争后才有霸权。
我们更是时常高估冲突升级成战争的可能性，这来自可及性偏误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由一个个战争建构，使我们能想起的显著冲突都引起了战争。而没有升级成战争的冲突，就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更不易被大众想起。
倒不是说一战完全是荒谬的，而是说它或许可以避免。战争的爆发时常就只是建筑在双方共同认知“对方会先攻击自己”后的先下手为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