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释意】（十九）诏策的功用
第十九章 诏策的功用
（诏策第十九）
统治天下的帝王，自觉神圣无比，还要一言九鼎。他们惯常端坐高堂殿宇、庄重无言于宝座之上，但其指令一样可以传遍四面八方。这难道就是诏策的功用吗？
古代帝王，像轩辕黄帝以及唐尧、虞舜，他们所下达的指令，都被称为“命”。至于命的本意，是指形成万物品性的根本。
在夏商周三代，“命”兼有“诰”和“誓”的作用，就像《甘誓》《汤诰》。其实，“誓”用于训导军队，而“诰”是颁布政令。当初，之所以用“命”来指代诰誓，其寓意是来自上天的指令。所以，“命”还用于授官、晋爵和赐姓，例如《周易》中《姤·象》则有“后以施命诰四方”（帝王发布命令传达四方）。所以，“诰命”是鼓动广大民众，亦如乾上巽下的“姤”（天风姤）卦，就是吹拂天下的大风。
进入七国争雄的战国时期，“命、诰、誓”统称为令。而“令”的意思就是“使”，即指示或指派别人去做某事。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过去的“命”又改称为“制”。
汉朝立国之初，朝廷规范礼仪法规，便将“命”划分为四种规格：一是策书，二是制书，三是诏书，四是戒敕。“敕”是下达到州、部一级的警戒指令；“诏”是告知朝廷百官；“制”是施政或赦免的命令；“策”是加封权贵诸侯。单在诏策文本形式的细节方面，一般“策”记载简牍上，而“制”书写于丝绢麻布，用于决断和裁定；“诏”是宣读告知，而“敕”属于行政文书。例如勒令停止、改正或继续等敕文，必须严格落实和绝对执行。《诗经·小雅·出车》上有言“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不是不想回家啊，一旦记录在案则令人胆寒。）另外，在《周易·节卦·象辞》则有“君子以制数度”（君子以裁定数理来识别万物）；再者，《周礼·秋官·司盟》中讲“北面诏明神”（面朝北诏告日月山川神明）；还有《尚书·虞书·益稷》里面“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听从上天的敕令，不但只争朝夕又要居安思危啊。）……类似这样一些记载，都是“简、制、诏、敕”在经书典籍中的使用例证。至于所谓“远诏近命”（告知远方的用诏令、就近命令的要面喻）的传说，其实沿袭的是秦朝制度。因为，在《礼记·缁衣》中有一种说法，即“王言如丝，其出如纶。”（帝王在宫内本意说的是青丝，但传出宫廷变却成了麻绳。）所以，凡宫廷内外，事关上传下达的言论文书，都务必时刻警戒谨慎。
远在舜帝时代，《尚书·舜典》中有这样记载：“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指派你专门负责上传下达，务必不分昼夜传达我的命令。）
姬周宣王时，《诗经·大雅·烝民》中夸赞卿士仲山甫为：“出纳王命，王之喉舌。”（作为上传下达的国家大臣，忠实的如同帝王喉舌。）
到了两汉时期，无论自上而下的“诰”，还是自下而上的“诏”，专门负责转达的则是宫中尚书。这一时期，皇帝一言一行，都变得举足轻重，动辄记入史册。真格的变成了金口玉言、驷马难追。于是，淮南王刘安因为博学多识，当汉武帝与他通信时，事前还要让司马相如专门为他斟酌草稿；又因陇山之西的隗嚣，其手下集聚了很多文士，当汉武帝每次批复通达陇右文书时，都要格外谨慎小心。像这样一些故事，不仅在当时传为佳话美谈，对于后来者，依然值得谨慎学习和时刻警惕。事实上，如果有人查验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诏诰文书，不难发现其中行文的肤浅幼稚。然而，进入汉武帝时代，因为汉武帝本人尊崇儒家，故在文书言辞上，颇显深邃奥妙。譬如汉武帝策封齐王刘闳、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的文书，都近似《尚书》中的训和典；其中劝诫知识渊博，所讲道理适当雅正，堪称后世楷模。再者，汉武帝在《赐严助书》中，一边批评他不愿意在宫廷内工作是闹情绪，一边又满足了他回故乡做地方官的心愿，如此诏诰内容体现了帝王对人才的恩爱珍惜。另外，在汉宣帝在与太原大守陈遂的通信中，尽管盖有玉玺印章，但里面竟然提到“官尊禄厚可以抵偿欠下的赌债”的笔墨，如此调侃话语同样表现了君主对故旧老友的珍惜厚爱。
进入东汉，光武帝刘秀于拨乱反正之后，尽管对传统文化赞赏有加，但他个人在言行举止上，却过于轻率任性，甚至有时偏颇的已经过分。例如在《敕邓禹》中，汉光武帝说：“司徒尧也，亡贼桀也。”（司徒，你就像唐尧，彻底消灭了类似夏桀的坏蛋。）另外，他在《玺书赐侯霸》中还说：“黄钺一下无处所。”（只要黄钺一下，脑袋可就搬家了。）像这样一类诏诰敕令，不但不合体统，已然属于扰乱法度了。
自东汉进入明帝、章帝时代，由于帝王本身推崇儒学，像雅正的诏策，还有偶或出现。但在安帝、和帝期间，却因政治松懈涣散，以至于管理礼仪的尚书省官员水平太差，甚至每次颁布诏策，还要请外人代笔。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节，因为文艺繁盛，所以诏策文书也容光焕发。例如潘勖的《册魏公九锡文》，规格高雅，飘逸超群；卫觊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其中彰显符瑞，尤为耀眼炫目，足以叹为观止。
魏晋以后，朝廷颁布诏策，都由中书省承担。魏国的刘放（字子弃涿郡人东汉末年举孝廉入仕投奔曹操历任参军事主簿记室）和西晋的张华，都曾担任过中书监。所以，他们那时候的敕书诏策，曾经闻名遐迩。而在这期间，像魏文帝曹丕的诏书，虽然以辞义宏伟而壮观著称，但他在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诏书中却说：“作威作福，杀人活人。”（若想作威作福就要杀敌人活自己）如此淋漓露骨，或许属于智者万虑必有一失吧。
东晋以来，唯有晋明帝司马昭重视弘扬文化。所以，当时温峤因为文笔清新，而晋升中书省任职。至此以后，像古代朝廷一贯坚守的谨严诏策制度，逐渐淡薄殆尽。
毋庸讳言，只要帝王崇尚神圣尊严、确实言行必一，即便端坐高堂之上，依然可以明察秋毫，随时诏诰天下，而且诸侯百官必定望风听命，恪尽职守并谨慎言行。唯有如此，其周边万邦属国，才能够真正敬畏信服。所以，古代帝王必定慎重每一次选贤择能，若给予加官晋爵时，其诏策的作用，如同日月光辉，将他们的俊才贤德，必定大白于天下。其中，褒奖文书和封官简策，就像春风化雨的滋润；警戒敕文和劝慰诏诰，恰似群星闪烁的光华；部队命令和军事战书，则有雷霆万钧的声势；若为抚恤灾难或赦免罪责，同样需要春天雨露般的温暖；然而信赏必罚的严惩不贷，一般须有秋天寒霜样的残酷。这就是诏策文体的梗概吧。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像起到警戒作用的敕文，应属于诏策中最为急切实用的一种。例如《穆天子传》卷一中记载：“丙寅，子属官效器。乃命正公郊父，受敕宪”（丙寅日，天子让随行官员核查礼品器物，并让正公大臣郊父制定敕令章法。）这里所说的“敕宪”，大概就属于应急使用的戒敕文吧。魏武帝曹操曾经说过，敕戒命令必须针对具体事务，并且绝对不能违背，这不仅是懂得敕戒文的刚要，也是通晓军政管理的关键所在。到了晋武帝司马炎时，则把敕戒文当成了警戒官吏的通用文告。例如教导都督如何带兵，或提醒州牧督查手下官员，或警戒郡守体恤百姓疾苦，或命令各级将领加强边防等等，类似用于这些目的之文书敕令，简直如同古代训典一样，可谓包罗万象了。
其实，真正的“戒”，应该是“慎”，而不完全等同于禁止和严惩。《尚书·大禹谟》中夏禹有一句话：“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根据前后文意大致：针对懂得规矩的人们，要用赞美戒备他们犯错误，而对不懂规矩的人们，必须要威望征服。）其实，凡人世间，针对“君、父、师”三者恩德的报答，即没有条件可讲，更没有终点极限的要求。《国语·晋语一》中记载：“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也就是这个意思。比如汉高祖的《手敕太子》和东方朔的《诫子》，他们都是作为临终前的遗书，其中所表达内容也基本一致。自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以后，在宦官名仕之中，逐渐开始出现祖训家戒。例如班昭的《女戒》7篇，足以堪称所有家庭教育的傅母和女性教师了。
既然谈到教育、教师的话题，那么何为“教”呢？教者，效也，即比较而效仿；也就是有谁把道理讲出来，不仅让大家跟着学习，还要按照样子去做。在《尚书·舜典》中，舜帝的司徒契提出了一个“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学说。所以，后来的王侯大臣，凡传播这样五种德行的学习或讲座等，就称作“教”。西汉郑弘任南阳太守时，他撰写的教化政令（遗失而内容不详），因为道理讲的清楚明白，曾被后世称颂。汉末孔融做北海相时，像他的《告高密县立郑公乡教》一文，虽然文辞写得雅丽，但实际治理效果，据说当时很差，这是教令与现实不相符的例证。再如诸葛亮的《答蒋琬教》《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等，内容详约，宽严适当；庾翼的《与僚属教》等，态度明朗，干脆果断。他们都是道理讲述得当，而且文辞中肯，应属于优秀教令了。像他们这样义理和文辞都中正的教诲，应该是这种文体的佼佼者。
伴随上述“教”的文体后面，还有一种喜好言论“命”的文体。《诗经·大雅·大明》上有一句话：“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大意：文王称帝系天命所在。）由此可见，自古以来，能够明确各自的“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周礼·地官·师氏》中却说：“师氏掌以媺诏王。”（掌握教育的官员要将美德诏诰君王）由此而论，即便下级官吏，同样也可以如同古代上天一样诏诰君王。所以说，开始重视诏诰文书，反而不再敬畏并尊崇天命，这是古今的一大变数，亦可说是一次大转折。
总而言之：皇天后土统治天下，依靠的是发号施令，作为世间民众，所谓敬畏诏诰，务必谨严和坚决执行。唯有君王懂得宫廷传达，慎重防范丝言声麻，民生才会如影随形。有道是：传达人间有诏诰，润物有声是敕教；义理升腾华雨露，君临上界普光照。
【注解】
1、汉武帝《策封齐怀王闳》：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乌呼！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籓辅。乌呼！念哉，共朕之诏。惟命于不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呜呼！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
2、刘邦《手敕太子》：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上疏宜自书，勿使人也。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儿犹小也。
3、东方朔《戒子》书：明者处世，莫尚於中。优哉游哉，於道相从。首阳为拙，柳惠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世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馀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4、班昭《七戒·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