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家伙一棍子打掉了我年的成绩

（今天不带彩）

我那时在宣传部工作。

云梦靑年读书会里集中了不少青年才俊，他们中现在好几个都是牛人。

喻兄弟，一中老师，后来考武大研究生，又读博，现在是北理工哲学系教授。

赵兄，当时已是全省小有名气的诗人，在文化馆工作，他早已是国内颇有影响的诗人，台湾诗人洛夫定位他为＂通幽诗人＂，诗作屡被列入台湾中学教材。

我们读康德、尼釆、萨特、佛罗伊德，还读王小波、贾平凹，每个星期在一起分享各自的读书心得。

有一段时间，我们忽然对＂死亡临界意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集中读了西方好几位医学、心理专家研究＂死亡临界意识＂的书。然后集中分享。

人死亡时，有五个阶段。包括非常痛苦的噪音、发现自己飞离自己的肉体、进入狭长黑暗的通道、回忆过去、见到故去的亲人等。

结论：死亡时并不痛苦。

那几天我们天天集中在文化馆听、看。也看央视，还听A+1+A+1+B+1，还有XX之音⋯⋯

热血沸腾。

我们商量出发。

但是，我们没有得逞。

领导找我谈话认为很不成熟。几经周折，派我到本县隔蒲潭镇雷公桥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住队＂搞＂社教＂。我辗转知道书记喜欢我也爱惜我。

他说，是个人才，要教育、锻炼。

我到雷公桥村，住在该村的公房里，那里是村部，镇里的派出机构雷公桥管理区就在隔壁。

说是＂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队＂简称＂社教工作队＂，其实，队长是县委办公室主任吴先生，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文人，文章好，字写得真棒。而队员就我一个。

当时年轻，没有许多复杂的想法。我在村里走村串户搞调查，在村支部村委会支持下开群众大会、小组会和各种层次的代表会，宣讲改革开放政策，宣讲特色社会主义好。我还借助在宣传部工作的优势，经常请电影公司到村里放电影，让村民在家门口就看上了宽银幕电影。借看电影的机会，给村民宣讲。

村民们都说：小李，讲个么事讲？！我们都晓得，算你的意思到了，快放电影。

我每天被安排到村里的各家各户轮流供饭，与村民同吃同劳动，没有会，到哪家吃饭，就参加哪家的农田劳动。

我在雷公桥村住到次年十一月份，天气转冷的时候，吴队长说可以写总结。他还说，小伙子工作有热情有活力，成绩突出，好好总结一下。

我如实总结了工作，总结报告写了7000多字，交给吴队长修改。就在我张罗着告别雷公桥村、撤回宣传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人命案：

在村委会到一个农户家催收公粮水费摊派提留的时候，村委会一位陈姓的副主任与村民发生争执，以致肢体冲突，被村干部扯开后，事情本来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位陈副主任气不平，他回家找了根棍子，跑到那位村民家，打了那位村民几棍子，其中有一两下落在了该村民后脑勺上，该村民当场倒地，竟死了。

事大了。

村干部为催收摊派提留打死了村民。这消息不胫而走，愤怒的村民砸了村委会，又要冲进管理区找书记主任论理。我堵在管理区门前。

我说：陈某第一次到陈某家去的时候是以村里副主任名义去的，但是，他回家拿棍子再到陈某家打人，只能代表他自己，是他自己的事，该他负法律责任。你们冲击政府机关是违法的。一定要进去，除非从我身体上踩过去。

说实在话，面对众多愤怒得脸红脖子粗且吵吵嚷嚷的村民，我也害怕，好在村民们都认识我，对我印象不错，没有硬冲。

陈某被公安警察带走了。

事情平息后，我基本上是灰溜溜回到了宣传部。

那是1990年冬天。吴主任说，本来是可以全县交流社教经验的，出了这个事，没了。

大家戏称：那个伙计一棍子把你一年的成绩打掉了。记得我当时倒也没怎么觉得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