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至1976，我的十年

我是1967年在武汉市出生的，从小在武钢系统的一个设计院生活。从个人记忆上说，我的这个10年中的头3年几乎是没有什么残留记忆的，真正的记忆是从第4年也就是1971年开始。

　　妹妹1970年出生，71年初，父亲让不到一岁的妹妹站在他的大手上，发现妹妹的一支腿似乎无法站立，到医院检查后才发现她得了小儿麻痹症（当时好象得这病的人不少，我们院里就有好几个大哥哥、大姐姐因此落下残疾）。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大规模预防接种的，我们那里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小儿麻痹症的预防接种好象是吃一种糖丸，在那以前，小儿麻痹症的发病率相当高。

　　父母是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他们都是做给排水设计的，设计院做这个的人不多，所以他们经常要加班。为了不耽误工作，一个人带妹妹看病另一个就必须把对方的工作也做了，经常要做到半夜。

　　每周三次，父亲或母亲一个人带小妹去汉口扎针灸，另一个就要加班到夜里11点多，我和姐姐则交给父母的同事轮流照看，当时良好的邻里关系给大我几岁的姐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妹妹的腿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除了跑步时有点异于常人），我和我的家人也因此非常信赖中医。

　　我们设计院有个医疗室，除大病外，一般的感冒发烧我们都是在这里看的，因为当时还小，也不知道他们的医疗水平高不高，只知道设计院的人谁也没有因为治疗费被耽误了，医生和护士的态度也非常好。

　　现在有不少人对文革时期不大了解，总以为当时的人整天忙着运动不干事，其实当时有一个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至少在文革中、后期，生产建设没有被耽误，大家的工作热情比现在要高得多。听母亲说，做“1米7工程”等大型项目时，设计院几乎所有的人晚上都要加班到9、10点。

虽然那时的我还小，但也记得父母经常加班，我和姐姐、妹妹则在大院里玩耍，抓“土狗子”（一种昆虫）和蟋蟀。那时工作再积极也没有什么物质上的奖励，但父母和其他人的工作积极性依然很高，每年的“先进工作者”的奖状和一个奖品（大茶缸）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奖励。

　　在上小学前，有一天我和父亲去汉口，在一个宣传栏里看到我平生唯一看过的一张大字报，我还记得大字报的题目是“光明日报是谁家的报纸”。长大后和父亲提起这件事，父亲还为我记得这么清楚而诧异。

　　我是1974年上的小学，小学在青山食品厂旁边，名为“红武小学”。小学的大部分老师我现在都还记得，教数学的老师姓刘，一个美丽的女教师，她是我最尊敬的人，非常敬业。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什么情形，反正那时设计院的人都很在乎小孩的学习成绩，哪家孩子成绩好了家长也觉得非常风光。我记忆中最奇怪的事是，小学3年纪，我们学校就开始教相当于奥数的数学课程了，还为有兴趣的孩子开了补习班（免费的，只要有兴趣就可以上），每周二个晚上上课直到9点多。

后来我和别人说起时有人不相信，但我记得我得的第一个奖状就是小学三年纪的数学竞赛奖（因为纪律不好，大人们最在意的三好学生奖从小到大一次没得过，所以这是我平生第一张奖状，时间绝不会记错），第二个奖是小学4年纪参加武汉市数学竞赛得了第八名（除我外，进入前十名的都是五年纪学生，这个记忆也绝对没错）。

那时的数学题有很多是和生活、生产有关的，比如计算某生产大队有多少亩地，工厂的产量等，学习是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记得小学三年纪老师就教我们用代数解决问题了，在数学竞赛时我也用过代数。

　　每个学期，我们小学都会组织几次务农学习。那时设计院后面就是郊区，我们经常去积绿肥，还去附近的公社（好象叫洪山公社）插过秧，了解过沼气池的工作原理，也去过武钢看工人如何生产，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出钢水时的震撼。

　　寒暑假，设计院会组织学生参加“护卫队”，每人一个红缨枪，红缨枪都是自己做的。晚上大人加班，小孩子就像模像样地训练、巡逻，大人们也不会担心我们的安全问题。寒暑假的作业好象不太多，我们有很多时间去玩，或看小儿书（连环画）或做科学小制作。我还记得大院里的一个大哥哥做了个太阳能炉灶，像个倒立的大伞，可以烧开水。

　　读小学时，我母亲带了几个工农兵学员的徒弟，后来他们都成了设计院的骨干。我记得其中一个人的妹妹是在东北下乡，有一次回武汉时到我家吃过饭，她的脸红彤彤的，那样子现在我还历历在目。我家有三个小孩，在当时除独生子女外这样的家庭应该至少有一个要上山下乡，母亲觉得我比较野，下乡时应该能很快适应，组织上也很尊重大家的意见，所以姐姐没有下乡。当然后来政策变了，谁也没去。

　　76年初，武汉开始有了“大地震”的流言，设计院为大家准备了防震蓬，学校的老师也给我们讲了如何从井水、动物等的异常表现预测地震，我还和几个同学去附近生产大队找井，看看井水有没有变浑。我记得当时群测群防的概念还是很深入人心的，所以唐山大地震出现那么多异常征兆都没有准确预报很让我吃惊。

　　76年9月，我开始上小学三年纪，那时数学补习班还没有开始，我们下午有时没课。记得那天的下午四、五点，我和一个同学在大院里玩，发现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咀（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过滤咀，因为这一天，所以这个记忆异常清晰），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正在警惕地研究，就听到大院的广播放哀乐。这一年，我们似乎听到了太多的哀乐，但哀乐后一长串职务前缀还是让我们非常震惊，那一天主席去世了，世界翻了个个，我的童年也结束了。

　　写得比较乱，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没有打算修饰什么，只是自己的个人记忆而已。

补充：

我还是这个观点，我认为一个民族的记忆应该是全体人民真实记忆的总和，而不应该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定义哪些才是真实的记忆。我只是把自己的记忆记录下来，没做任何加工。草桥关民把我的帖子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相提并论，真是太抬举小可了。草桥关民看来没看懂《城南旧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的回忆都不能用幸福来定义，即使是林海音个人的感受和际遇，即使是在一个孩童的眼里，那时的北京也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幸福的元素。 　　好了，还是继续补充我个人在人生头十年的记忆片段吧。 　　一、体育锻炼 　　当时有个口号是“开展体育运动，增强全民体质”。全社会对体育锻炼的重视远胜现在，更重要的是，当时看重的是全国人民的身体素质而不是得了几块金牌（当然那时中国也没参加几个世界性运动会）。从识字起，我就被灌输这样一个观点：体育的本质是强国健民，而不是“锦标主义”。 　　那时的体育锻炼真的是全民性的，哪个企业、机关、学校没有几张乒乓球台？我们设计院的办公大楼和花园里一共有几十张水泥做的乒乓球台，有一个标准的篮球场，球场边上有单杠、双杠等运动器材，还有沙坑和跑道。每天一个邻居哥哥都要和我们打乒乓球，当然我是不愿意和他打的，因为个子太矮，技术又不行，老输，所以我就经常和小朋友一起玩，在他们身上找回自信。篮球赛差不多每周都有，我父母科室的人都上过场，虽然不专业，但比赛也还比较激烈。 　　每天二次（应该是二次，不大记得了），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3点左右，大院喇叭会放广播体操。上学前和上学后的寒暑假，我和姐妹都会和大人一起做广播体操。院子里的一些老人听到广播后也会放下手头的事和大家一起做。别看广播体操简单，认真做也会出一身汗。 　　二、 看杂书 　　设计院有个图书室，小孩子也可以用大人的借书证借书。因为是设计单位，图书室大部分的书是专业资料和工程标准类的书，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和科普类图书。 　　打仗的书是我最爱看的，只要图书室里有的我都看过。还有的就是历史类和古典文学类（很奇怪吧），比如有关中国历史的书，四大名著等。图书室里有〈红楼梦〉（我怕自己的记忆有问题，还特地问了母亲，母亲说是这样的，因为学理工的她第一次看〈红楼梦〉就是在文革期间），不过是繁体字，我当时看了几眼就没兴趣了，反而对“红楼梦批判”类的书很有兴趣，看了不少此类的书，也因此知道毛主席认为〈红楼梦〉全书的总要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一章，而不是贾宝玉梦游那一章。姐姐说她当时还看了哈代的〈苔丝〉。图书室还有一本《静静的顿河》，我打开一看，第一页是讲顿河的，第二页是讲顿河的，直到第二十页还是讲顿河的，把我闷坏了，就扔了没读。这书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高中前我都没看过几本外国小说。 　　科普类的书是我最爱看的，应该说小朋友们都爱看，图书室这方面的书有很多。我觉得那时的孩子比现在的更有科学常识。那时科普书有很多讲的很细，我经常按书上说的做一些小制作，用这些东西来讨妹妹的欢心。 　　上小学二年纪时，父亲去庐山疗养（每年设计院都会安排职工去各地疗养，大家轮流去，一般2年能轮一次），回来时带了一本庐山旅游指南类的书，书里面有很多当地的传说和典故，还有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等。这本书几乎被我翻烂了，虽然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庐山，但我觉得自己对那里非常熟悉。83年举家来广东后还带上了这本书呢，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给弄丢了。 　　三、 大食堂和劳保 　　父母工作很忙，平时很少自己做饭，一般都是在食堂吃，有时也会自己煮饭，在食堂打菜。设计院的双职工家庭大都这样。食堂的伙食还可以，因为设计院的人大多来自东北和上海，所以菜式以东北菜和上海菜为主。父母是东北人，东北菜吃腻了，我们就改吃上海菜，记得第一次在食堂吃了狮子头后好兴奋，觉得非常好吃。食堂的肉类并不少，价钱应该也不贵，虽然我家小孩多，父母还要赡养老人，在设计院算比较穷的，但每天一定有肉类菜吃。 　　那时姐姐正是长身体的年龄，非常能吃。有时晚上8、9点她又饿了，母亲就会做一大笼“水晶包子”给她吃（“水晶包子”是用肥肉加糖做的，味道很好），我和妹妹也能吃几个，但都没姐姐食量大，她能吃6、7个。 　　武汉的夏天非常热，我们都知道，气象台报39度时气温应该就超过40了。这时设计院会实行“夏时制”，中午11点就下班，下午3点再上班，以避开最炎热的中午。 　　夏天，设计院会发很多劳保食品，比如酸梅汤、西瓜、香瓜、绿豆冰糕和绿豆汤。绿豆汤和酸梅汤是自己去食堂里打，要多少给多少管够，其他的是按人头发。一到夏天，我和姐妹的床下就断不了圆圆的西瓜，我们一般不切着吃，而是用勺子挖着吃。 　　设计院每年都会体检，家属也有份，体检完还会给我们开一大堆钙片，我对钙片挺反感的，觉得有股怪味不肯吃，所以我小时候一直都缺钙，腿老抽筋，姐姐妹妹都没出现这种情况。 　　四、 露天电影 　　上学前没有去过电影院，也没有必要，因为每个月设计院都会放几次电影。电影是在篮球场放的，一到这个时候家家都会自己搬椅子去，小孩子有时也会为占位子打架，但一般都不记仇，电影放完了又成朋友了。 　　电影有国产的，也有外国片，如朝鲜的、南斯拉夫的、罗马利亚的。王心刚是那时的当红小生，很多片子都有他的演出。 　　电影放映前，都会放一些短片，有的是新闻片，比如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什么的，更多的是科教片和记录片，从纺织技术革新到水稻的种植，从我国大型计算机到库蚊的生活特性等，呵呵，杂的很，大家也因此增加了很多知识。 　　说实话，我们小孩子并不喜欢看这些，但因为老放所以也增加了不少知识。昨天看小猪的《刷盘子读书》，愈发理解当时政府为什么要放这些片子：毛泽东用十几年时间让中国的文盲率从80%降至15%以下，再用十年左右的时间用各种方式给中国人扫了“科盲”。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在当时已经具备了实现现代化的知识准备，可惜……我经常想，如果主席多活10年，中国一定不会仅仅发展成这样！ 　　五、 衣着、婚礼 　　现在的人都以为文革期间大家只穿蓝色和绿色衣服。其实那时虽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但也蛮丰富的。那时认为最好的衣料是的确良，谁有件的确良的白衬衫穿会是件很眩的事。 　　父亲有一件毛料的中山装，还有一件是卡其布的。母亲有几件连衣裙，是花布做的，但她不太穿，一般穿像现在西裙似的短裙。我有一个同学的母亲身材很好，很喜欢穿连衣裙，初秋时也穿，是那种长到小腿的。大院里有一个俄罗斯老太太，冬天穿棉裙，我们小孩子不懂事，经常笑话她。 　　女孩子夏天喜欢穿背带裙。我家楼下一个小女孩经常穿红色的背带裙，非常漂亮，像个花蝴蝶似的，惹得男孩子老撩她。 　　母亲有一个徒弟，是上山下乡后读大学的工农兵学生。他年纪其实比母亲小不了多少，那时已经30好几了还没有结婚。这人比较挑，性格可能也不大好，虽然我父母和同事帮他介绍了不少对象，但都没成。后来他和一个军人结婚了，婚礼就是在大院的礼堂举办的。 　　那时结婚讲究备齐“三转一响”。一响就是收音机，自行车是一转，手表是一转，还有一个是什么不记得了。婚礼前，父母给这个人送了一床被子和几个笔记本（这是父母说的，我已经不记得了），被子是大红缎面。新郎、新娘给我们发了很多吃的，有糖，还有武汉的特色糕点。那时的婚礼和现在也差不多，也会闹洞房什么的，我就作弄过新郎。 　　六、 个体经济 　　我是比较早熟的人，记忆力也算不错，前天跟帖的网友有的说和我一般大，但对这个时期只留下记忆片段，我觉得很奇怪，因为对我来说，这些记忆是如此清晰，就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现在眼前。 　　我说那是的时候也有个体经济，可能不少年龄比我小的网友会不相信，但这是事实。走街穿巷的卖货郎和从事家庭维修行业的不算，光是个体的餐馆和小卖部就不少，至少武汉很多。 　　当时我们学校的学生主要是来自设计院、附近仪表厂、武钢系统和周围郊区。我有几个同学是农民子弟，有一个是班上成绩最好的。我记得有一年春天学农期间（学校每年要组织几次学工、学农活动，每次3到7天），老师让我和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孩子给一个来自郊区的女生补习。这个女孩就住在设计院南边的郊区，家里有7、8间房子（当时我真的很震撼），还有一小块自留地（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自留地这个词），自留地不大，种了各式蔬菜，可能因为经常要在这里摘菜，所以没有公社的地整齐，看上去主人也没花多少精力打理它。 　　再说说票据的事。 　　我们大院外有好几个卖小吃的店，主要是卖热干面、水饺、欢喜坨、面窝等武汉小吃，大部分都不收粮票，东边的一家收，但也只是买热干面才要，其他的都不用。不过，粮票还是很有用的，比如可以买零食。一大包上海产的五香豆卖7分钱，还要一两粮票，如果没有粮票价格会高一些。我记得当时粮票经常有剩余，否则家里也不会让我们买零食用了。 　　七、 劳作 　　那时的中学一般都有校办工厂，每个学期学生要去实践所学的知识。 　　我去过同学哥哥学校的校办工厂，还亲手做过一个钢管，是用一个实心钢棒在车床上车出来的，后来这些校办工厂都没了，我也再没上过车床。 　　那时的孩子动手能力都比较强，模型飞机、雪橇、风筝、玩具手枪等都是自己做的，我还自己装过半导体收音机。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了，大概是小学5年纪或初一，虽然那时主席已经去世了，但因为时间过的不太久，社会还和以前差不多。我的这个半导体收音机装了大半个月，是自己用焊杆装的（不知道是不是叫这个名字，这东西的样子就像一个起子，尾部接着一根电线），我装得不太好，用了一年就经常接触不良，要拍打几下才能出声音。我去广东读书时还带着它，一直用到高中毕业。

 谢谢您的赞赏支持，3年来，一直把“感恩伟人，传播红色文化”作为己任，为全国数十万红友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奉献自己的力量。我们在网上呼吁传播毛主席思想需要消耗大量时间与成本，早已入不敷出，由于经济上的困难。公众号经常面临断更。如果能够得到您的支持，将使我们才能走的更远。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