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生成北大教授，“未名四老”之金克木，活成了传奇
如果说“哭着来”是形容新生婴儿的生理性啼哭，那么金克木的“哭着来”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悲啼了。
金克木的原生家庭的组成略显波折，在失去前后共三个妻子之后，金克木的父亲征得第四房妻子的同意再娶了家中的一个烧火丫头，这个丫头便是金克木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在来到他父亲身边之前也已被转手多人。
同金克木先生的出世形成对比的，是二十世纪伊始的他的离世，一代大师金克木形容他为“笑着走”。
2000的盛夏，北京的天光无甚变化，金克木先生在这里辞世，“北大三支笔”倒下了一支，遗憾之至。同时，金木克还与季羡林、张中行、邓广铭并称为“未名四老”。
金克木是带着很多身份离开的，北京大学的教授、武汉大学的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最不起眼的身份——小学毕业生，在这些真正有意义的身份的衬托下，小学毕业生的什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人们对一件东西一个人的渴望往往是见微知著的，金克木对于学术的向往与渴望就从19岁的北平之行窥见一斑。
彼时少不更事的金克木与季羡林张中行等人还有着很大差距，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北漂和清北大学生的差距，很难想象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三人竟会有所联系甚至旗鼓相当。
在教育资源的获得上金克木倒是做到了尽可能的一致——蹭课，在北大蹭课听演讲似乎占据金木克生活的大部分乐趣。
包括与北大学生畅谈，了解北大生活学习大学知识等，至少在行为上，金克木勉强成了北大的学生。
金克木对言有极高的天赋与学习欲望，也正是在北大蹭课的这段时间，他学习了英语、法语、德语和世界语等多种语言，精力旺盛求知若渴。
就这样23岁的金克木经朋友介绍当上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像一切浪漫的图书管理员故事一样，这次职务的变化也给金克木带来了宝贵的机会。金克木不止一次的说到，这段图书管理员的生活是他学习最多的一段生活。
金克木对于这段生活的珍惜是源于他曾失去的一段生活，在他失去的那段生活里，继续读中学上大学才是真正正常的轨迹，家境的突然败落让刚刚小学毕业的金克木被迫辍学，生活的重任悄无声息的压在孩子的肩头。
或许是对于学习的执念或许是扎根身体的天赋，金克木做起了老师，教那些比他年纪更小的孩子，如此说来，那时已经是“小学毕业的老师”，之后不过是做北大的讲师，有缘有趣。
也是在这份珍惜中，金克木也满足于北大图书馆浩如烟海的外文书籍，在一本又一本不同语言的文献中金克木有种鱼儿入海的自在感，天赋与兴趣的助澜让他越发多识。
然而纵观北大图书馆，真正浩如烟海的还有诸多文人学者以及层出不穷的年轻学生，金克木也与他们做朋友聊学问，在这种交流中收获良多，吴宓便是这些朋友之一。
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性格让金克木不断复盘学习，他观察不同的人借不同的书，什么样的人借什么样的书，老师大多借最前沿的资料，大四学生则转向指向性极强的专业文献，大多是为论文做准备，至于低年级的学生则多是借阅兴之所至或老师介绍的书。在这之中金克木获得了无形的图书筛选，每一本从他手里借出还入的书都是经过许多师生筛选的，可谓精华。
阅读这些书时，每遇难处也不难找人询问，如此这般学习进度更是飞速增长。金克木曾提到一位德文书的借阅者，由于那本绘制地图的德文书的关系，金克木结识到了朋友更学到了投影法与经纬线的画法，这个小插曲还被收入到了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一文中。
在学业进步的同时爱情也悄然而至，金克木结识了久小姐，九小姐早已预备赴日留学，距离的长远在通信复杂的当时显得高大而压迫，爱情的种子就这样被捏碎，九小姐回到香港后曾给金克木来信:“这个保险朋友有点太不保险了”。
友人以上恋人未满的情绪溢于言表
二人初识是在一节法语课上，是1934年的春天，那一年金克木22岁，少年的心被轻轻拨动，由一个身着短袖旗袍的姑娘来完成这一任务，素雅的装扮让少年的心田开出千万万花来，最最常见的民国姑娘装扮在他眼中却与众不同清新脱俗。
金木克的心口流泻出一句诗，由他手写下：记得我们并望走过百级阶梯，记得你那时的笑，那时的春衣。
金木克陷入爱河了，在之后的日子里他给九小姐寄了一封信。信上自然注明了自己的地址与姓名，就这样，信的内容成了愁绪上的一叶舟，载着少年的名字少年的地址与少年的心事。
然而漫长的无人回信的日子显得煎熬而难忍，在少年金克木久到不能更久的等待中，等来了九姑娘的一封信，发自日本。原来九姑娘早已在他乡异国求学，远得很嘞！所幸的是信中注了九姑娘的地址，自此二人便互通信件起来。
这一通就是五十余年，琐事大事，心事身事，说与未说只他二人知道只他二人了解，也只在他二人心中。
在一通跨越国界的电话后金克木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以后我不写信去了，你就别写信来。
这个朋友总算是全始全终吧？”朋友，全始全终，无不昭示着金克木与九姑娘的关系——自始至终的朋友。
金克木与九姑娘似是有缘无分，相逢有失偏颇，九姑娘更是说过“你来的太迟了”，遗憾矣遗憾矣。金克木在《保险朋友》中以“Z”代指九姑娘，写了一些事，也算是记录。这段关系与小小倾诉也尽包裹在那句话中——“你只管把我当做保了险的朋友好了”，这是金克木写给九姑娘的话。
有了情感的曲折酸甜做对比学业倒显得顺当妥帖了些。在结束了五年的印度求学生活后，金克木于1946年回国从教，被武汉大学聘请，做哲学系教授，主讲的是印度哲学史与梵文。这时已经没人会在意他是否是小学毕业，因为真才实学亮在眼前明晃晃的蛰人眼，有实力。
第一堂课上，金克木讲的是流利的英语，而他讲述的是对当时人们来说晦涩难懂的法语，在偶尔加以一两句中文的解释，风趣幽默又内容颇深，这样“高强度”的课，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本领。两年后金克木又在北大任教，担任东方学教授，这一教，便是52年。
然而在年轻时候金克木是不很顺利的，在他25岁时，战争爆发，烟火卷散了一切计划与恐惧只留下无措，有的在无措中死去有的在无措中陷入恐惧，还好金克木擅长执笔，香港《立报》向这个年轻人的命运伸出了援手，金克木在那里担任国际新闻编辑一职。两年后金克木又在友人的推荐下到湖南长沙省立桃源女子中学做英文教师，同时在国立湖南大学教授法文。
由此看来，用英文教法文对金克木来说也算不得奇事了。
一生经历曲折的金克木晚年却是更加从容了，甚至紧跟潮流学会了用电脑工作写作，似乎在说聪明人必定一生聪明明白人必定一生明白。
金克木在88岁与世长辞，遗言道：“我是哭着来，笑着走。”哭是命运的安排，笑是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