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脊背发凉的清朝“丁戊奇荒”饿死千万人，原因触目惊心
一场造成了近2000万人伤亡的大浩劫，国内却很少有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它对后世的影响，鲜有人论及且避讳多多，这是为什么？
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一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洗劫了中国大地，特别是北部中国，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后果特别严重。从1876年到1879年，大旱持续了整整四年；受灾地区包括北方五省，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大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竟达近两千万以上!人们称之为“丁戊奇荒”。
这场历史罕见的饥荒，用“人间地狱”来形容也难表达其惨状。
卖儿卖女是家常便饭。据传教士引用当地衙门保存的登记薄计算，单独在灵邱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只要能活命，按当时人留下的文字记录称“有一二饼易之者。”一两个饼就可以把自己老婆女儿卖了。
连续四年的旱灾，在可以吃的粮食都消耗一光的时候，人们开始吃树皮，草根，观音土之类，当一切能吞食的都被耗尽之后，最残酷的一幕就出现了，1877年入冬后，人吃人就开始了。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吃人肉的事情实在违反传统伦理，一开始有些尽职的地方官还是要管一管的。曾有一位 吃人肉的妇女被抓住以后，诘问审讯的官员：“既然狗吃人肉都可以合法，那 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没有食物可吃的人来说就是犯法呢?”
当然，最严重，还是骨肉相食。常言说，虎毒不食子。然而，在极端情况下，有些父母为了活命，什么道德都没有了。山西平阳府（今临汾）1878年正月就报告有食人案十余件，其中城内一案城外一案，都是妇女杀死自家幼童以取食。当然，还有一些不忍心吃自己的孩子的，会和其他父母交换孩子吃。
“丁戊奇荒”有太多的奇人奇事，那么它是怎么发生的？又为何那样惨不忍睹？
大饥荒发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7个方面：
1，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连年大旱
这场大旱灾是光绪元年(1875年)拉开序幕的。这一年，北方各省大部分地区先后呈现出乾旱的迹象，京师和直隶地区在仲春时节便显示了灾情。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与此同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在这年秋后相继出现严重旱情。
光绪二年(1876年)，旱情加重，受灾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以直隶、山东、河南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旱魃向南为虐，祸及苏北和皖北。苏北各地这一年开春到年底，一直末下透雨，海州(今连云港)、棉田等地大片大片的农田减产或绝牧。旱灾引发了蝗灾，禾苗被吞噬一空。旱蝗交迫之下，灾民“逃亡饿死者不计其数”。一些灾民甚至“饥则掠人食”，致使‘旅行者往往失踪，相戒裹足”。苏北的社会秧序，因严酷的旱灾而变得动荡不安。
皖北的旱情与苏北相似。入夏之后，持续乾旱；许多地方连禾苗也末能栽插：后虽下过一些雨，但“又复连日烈日。”，连补种的庄核也大多枯死；当年全省收成减半。有的地方颗粒无收。
经过近两年的大旱之后，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
2，清政府默许种植鸦片，粮田大面积减少。
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3，连年战乱，民不聊生。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所筹赈款中，属于部拨、协拨及截留的公款很少，受惠最多的山西也只有317万两，不足全部赈款的三分之一。
而时局的动荡，更使得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4，清政府措施无力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查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了。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5，封建统治者漠视民生，转移视线。
在这次救灾中，不但政府在起作用，当地富豪乡绅以及外省义捐及外国传教士也起了很大作用。之后各界人士对这次荒灾也做出过总结反思，外国传教士卷入赈灾活动之中，出现了另一种救济方式——“洋赈”。当时，在华北灾区活动的外国传教士约百人。这是外国传教士第一次在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救灾活动。但是清朝统治者心存顾虑，漠视民生，有官员甚至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产生很大影响。
6，瘟疫与地震
进入光绪五年(1879年)，尽管山西省仍然大旱如故，但在东起直鲁、西迄陕甘的广阔土地上，毕竟已降下甘霖，乾涸的河床里重新荡漾起清波，龟裂的土地开始滋润，并重新泛起了绿意。旱灾．已进入尾声，苦难的岁月就要结束。可是，正当死里逃生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之时，一场新的灾难骤然而至，这就是7月1日发生在甘肃武都的震级达8级、烈度为11度的大地震。在地震中受到破坏或受到影响的地区，大部分在旱灾区域之内。
瘟疫和地震，把“丁戊奇荒’推向惨绝人寰的境地!
7，旱灾引发蝗灾
从天津以北至？南各地，蝗虫遮天蔽日，把枯萎的残存庄稼吞食精光。到夏秋之间，又因阴雨连绵，大清河、滹沱河、潴龙河、南运河、漳河、卫河同时泛滥，致使遭受了旱、蝗之灾的土地又被水淹。这一年，直隶省遭受水、旱、风、雹的地区达63个州县。
全省农业歉收，减产一半左右。因此，“乏食贫民，所在多有”，仅开封一地，靠赈灾粥厂就食的灾民即达7万余人。这一年，山东省全年皆旱。除章丘等小部地区有一段时间略遭水灾外，绝大部分地区均遭旱灾，全省收成不到三分。《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据《申报》载，、由于旱灾，山东各地灾民纷纷逃荒、闹荒或祈雨。但祈雨无济于事．各处“饥黎鬻妻卖子流离死亡者多，其苦不堪言状”。
总结：
清朝光绪年间，清政府刚刚从鸦片战争的余波中恢复过来一些元气。但是两次鸦片战争依旧带给中国极大的伤害，尤其是罂粟的种植屡禁不止，中国农民大量挪用耕地种植罂粟。国家连年征战，粮食储量寥寥可数，大量耕地被挪用使得原本就亏空的粮食储备雪上加霜。
就在如此内忧外患之际，老天爷都要和中国作对，全世界迎来了强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干旱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山西迅速蔓延，旱魃肆虐，赤地千里，粮食颗粒无收。清代末年这场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难!当年清朝官员提起这场旱灾，称其为有清一代“二百三十余年末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大饥荒有天灾有人祸，值得认真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