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行苏州河2
如果要骑车，外白渡桥到下海庙2.5公里。
离开外白渡桥后，我们继续驱车去下海庙。下海庙在哪里？为什么要去下海庙？
吴淞江古时候是太湖的泄洪通道，发源于太湖瓜泾口，位于苏州的松陵地区，古名“松江”，又因流域在古代吴国境内，故称之为“吴淞江”。在很长的时间里，吴淞江涝时泛滥成灾，旱时干涸，对流域内的老百姓来说是一个祸害，只见其害未见其利。一直到隋唐时期终于有一个地方官开始治理吴淞江，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个造福万代的水利工程，对于沿岸的百姓来说，这个地方官可以算得上江南的大禹。初步治理好的吴淞江有36条一级支流，被命名为“浦”，据说这在国内是唯一的，而二级以下的支流被命名为“泾”、“塘”或“港”，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支流淤塞了，但名字留了下来，比如今天的杨浦、彭浦、青浦、漕河泾、吴泾、三林塘等等。
在吴淞江的36条一级支流（浦）中，最靠近出海口的那两条被称为海浦，西边的一条叫上海浦，东边的一条叫下海浦，当时吴淞江是直接流到东海的，出海口在今天的江湾附近，所以上海浦和下海浦都在吴淞江的南岸。明朝永乐年间户部尚书夏原吉疏浚大黄浦，黄浦水系得以加宽，上海浦上游被黄浦所夺，下游还留在今天的陆家嘴一带，至少在清朝同治十年（1871年）《上海县志》的附图中，这一段上海浦还在，而在民国七年（1918年）的《上海县续志》中，就只留其名，不见河道了。《上海县志》的附表中还说：“上海浦即今黄浦，县名本此。”就是说上海其实因上海浦而得名。
清同治十年《上海县志》中的上海浦与下海浦
宋朝年间，政府在盐、铁、茶叶专卖之外增加了酒的专卖（宋以前酒应该不是专卖的），管理专卖的机构今天我们叫专卖局（比如烟草专卖局），那时候叫“务”。上海地区五个酒务中有一个叫“上海务”，位于上海浦的河边，大概在今天南市这一带，豫园、城隍庙的附近，上海的雏形开始形成。到了元朝，忽必烈定都北京，南方的物资需要通过大运河运往北京，供那些蒙古族的王公贵族去挥霍浪费，上海遂成为南北物资转运站。这是因为中国沿海大陆架南北的区别，南方大陆架很陡峭，浪大风急，适合尖底海船的航行（福船），而北方沿海以滩涂为主，平平的滩涂一望无际，所以只能使用平底船（浙船）。这样南来北往的运输船就需要在上海换船，于是上海很快发展起来。当时我们南通还没有形成，还只是长江出海口的一串沙洲小岛，其中的最大的胡豆洲是蒙古人流放本族犯人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南通有很多蒙古人的后裔，像姓保和卑的，南通的方言也与周边的方言有很大的区别，要不然的话今天南通和上海哪一个会更繁荣就很难说了，南通也不用努力要成为上海的后花园了。在忽必烈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海被批准建县，因上海浦、上海务而定名为上海县。按中国的传统，建城必有庙，所以城隍庙就位于这儿。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比如：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先有天宁寺，后有南通城。
民国十年《上海县续志》中的上海浦
吴淞江在明代的时候改道由外摆渡口汇入黄浦江后，留在北岸的上海浦北段改名为虹口港，现在的虹口区由此得名。而原先的吴淞江下游故道改称为旧江，又因其曲如虬龙，故又称虬江。民国3年(1914年)后，虬江在潭子湾至俞泾浦之间陆续填没，筑成今日的虬江路。我上大学的时候，虬江路就是上海著名的二手货市场，没想到今天还是如此，也许是她原先旧江的名字在作怪。
下海浦的河道大致位于今天虹口区的海门路一线，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海门路是弯的，一段东西走向，另一段是南北走向，这应该和当初下海浦的流向有关。我是在江苏南通的海门县长大的，以前听说上海有海门路还挺高兴的，以为跟我们家的海门有关，后来别人告诉我那不是南通的海门，而是浙江的那个海门（现在已经改名为台州市椒江区），当时还略有失望，感觉老家的海门太小了，在上海占据一个路名都没有资格。现在看来这个海门路跟哪里都没有关系，那是因为下海浦最靠近出海口的原因。清同治二年(1863年)，租界当局将下海浦南端通黄浦江的一段填没筑路，用来贯通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和杨树浦路。20世纪20年代后，从南到北均筑成道路，下海浦终于彻底消失，其遗迹仅存提篮桥这个区域地名和今昆明路和海门路转角处的下海庙。
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觉得有必要带儿子去下海庙看看。记得2年前我们去上海科技馆，就看到墙上有一个问题是：“既然有上海，那有没有下海呢？”答案当然是有的，但解释得很不咋的，所以当时觉得是牵强附会，很是可笑，但现在看来是自己孤陋寡闻，可笑的是自己了。
车子沿着大名路和东大名路一直往东开，因为地图上并没有标出下海庙在哪里，只知道在海门路附近，但具体在海门路的哪段不清楚，这一带的单行线又特别多，所以有点晕。开过海门路后，在前面掉了个头，沿着长阳路往回开，又头痛该把车停在哪里，既不用交停车费又不会被罚款，看到一条相对比较僻静的支路就拐了进去，把车停下，抬头一看，这不就是下海庙嘛！
网站上对下海庙的描述如下：下海庙俗称“夏海庙”或“义王庙”，位于虹口区商业闹市提篮桥地区（在我的记忆中提篮桥是上海市看守所的代名词）。据记载，下海庙始创于清代乾隆年间（l736～1795年），当时夏海义王庙地处下海浦，长江船只入海处，现正对庙门的马路就叫海门路，居民、船民进庙烧香，常常提篮过桥，故名提篮桥。夏海庙也讹名为下海庙，以后正式以“下海庙”为名。因庙宇近海，沿海百姓崇拜护海神妈祖，因此也以天妃娘娘及其它地方神一起奉神祀在庙中。至于为何是“夏”海，我估计比较大的可能有两个：一个是取大禹之名，大禹是夏王国的创始者，也被称为夏禹，民间也有称他为禹王的；另一个是为了纪念明朝带领百姓疏浚黄浦江的夏原吉，我想这种可能性最大，真正为老百姓做好事的人，老百姓是不会忘了他的。
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年）下海庙荒塌，这也可以理解，嘉庆年间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闭关锁国最为黑暗、愚昧的一段时间。之后心意师太重修下海庙，此后成为一所临济宗的比丘尼道场，也就是尼姑庵。所以在此之前下海庙是土地庙，之后转变为佛教寺庙。咸丰四年（1854年）下海庙又购地八亩一分七厘多，逐步扩建。相传心意师太至98岁高龄时，交法成师太继任主持，陆续增建前殿等二十余间房屋殿舍。我们应该尊重和感谢这个虔心向佛的女子，可以想象当年她重修破庙时的艰辛，是她对信仰的虔诚与坚韧为我们留下了这处古迹。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由法成的徒弟福星师太继任。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增建后殿等十余间房屋。至宣统三年（1911年），法成年87岁时尚在世（看来尼姑都长寿）。此后，先后由福根、觉莲继任。抗日战争初期，下海庙房屋被日军炮火全部焚毁。1941年起，由觉莲募资重新修建，到解放以后基本保持原有规模。
1990年，经上海市和虹口区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由上海市佛教协会筹建恢复。1992年1月30日正式开放，恢复为佛教活动场所。目前下海庙建筑面积约为1800多平方米，环境清净幽雅，有三殿，前殿、后殿和东殿。前殿的大雄宝殿，正中供一佛二弟子；正中供释迦牟尼佛，东观音，西地藏菩萨。后殿供奉西方三圣，千手观音等像。东殿奉有天妃娘娘等像，此外还有斋堂等附属用房。有比丘尼16人，主持为昌修法师。
至于在1949年至1990年之间这儿发生了什么？好像没有记载了，其实这是佛教历史上的又一段惨祸。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曾有很著名的“三武之祸”，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若加上后周世宗时的灭佛则合称为“三武一宗”。而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年），又发生了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也包括其他所有的宗教，不过以佛教为最甚。记得网上曾有人用文言文写过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很有意思，其中称毛为太祖、称刘为文宗、称林为武宗，文革前期正是林彪得势的时期，这样说来我们可以说佛教有“四武之祸”或“四武一宗”。还好这种愚蠢的举动早已成了如烟往事，不过现在神州处处飘荡的袅袅香烟似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要知道南朝可都是因为过于崇佛而先后灭亡的。
见惯了城隍庙、静安寺、龙华寺门前的人头攒动和热闹非凡，下海庙门前显得冷冷清清，尽管从外面看起来里面的建筑还是很不错的，昆明路也是一条单行线，驶过的汽车没有几辆，倒给这个闹市中的静修之所带来了难得也是应得的静谧。
在门前拍了几张照片，老婆儿子快步走了进去，我在门口多看了几眼门联上的“法轮常转”，再抬步往里走的时候被人叫住了：“喂，小师傅，要买票的！”只好到拐角处的售票处花5元钱买了票，希望是被用去做善事的。
庙里面挺大的，感觉比豫园那边的城隍庙大不少，看来菩萨的住房条件也跟地理位置有很大关系，在市中心工作的的只好委屈点住小一些的房子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也建一座像金茂大厦那样的庙，在电梯门口有人问你：“施主，请问您去参拜哪位神仙？”你一脸神圣地回答：“佛祖。”“哦，那请上88楼。”……
要有那虔诚的，就三步一叩头地爬上去。到每年元旦那一天，拜佛的靠右慢慢爬，参加新年登楼比赛的靠左快快跑，岂不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菩萨原谅我的口不择言。
在庙里慢慢走过，香客不多，但看着都很虔诚，在每一位神灵前毕恭毕敬地跪拜，儿子也偶有兴致地拜上几拜。庙里供奉的神祗以佛教的为主，有佛法无边的释迦牟尼，有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的观音，有法相庄严的地藏菩萨，还有千姿百态的各色罗汉。除了这些佛教神仙，庙里还供奉着几个中国传统的本地神仙，我看到的有土地老爷和土地娘娘（这一点比较人性，我喜欢）；有妈祖娘娘和海龙王（这两位出现在一个庙里有点奇怪，可能反映了人们的矛盾心理）；有财神老爷，不太清楚是赵公元帅还是关云长。想起来元世祖忽必烈当初实行宗教完全自由的国策，北京城里满是喇嘛庙、清真寺、基督教堂和道观，忽必烈说：我也不知道哪位神仙会来保佑我，所以我全都敬、全都拜，总有一个神仙会来保佑我。看起来神仙是保佑了他，但没有保佑他的子孙，元王朝九十九年就灭亡了。
回到大雄宝殿前的院子，地上撒了很多一毛钱的硬币，有一个年轻男子正忙着捡起来，然后奋力扔到香炉的顶上，那顶上是斜斜的，硬币又是轻轻的，扔上去不容易，要留在上面更不容易，可他还是乐此不疲，我不知道他想达成一个什么目的，正如我不明白为什么到处都有人往类似的东西上扔钱一样。儿子也捡了几枚硬币，不过他明白成功扔到香炉顶上的可能性很小，他把硬币放进了财神爷前面的那个捐款箱里，难道他以为那是股票机吗？投一点钱进去，就会有丰厚的回报。其实儿子就是觉得好玩，外面那个人大概也就是觉得好玩。
儿子在催促我们离开了，简单的游戏之后他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往外走的时候我也在想人类为什么要建这些庙宇，又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来求神拜佛，至少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知道这些举动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也很好理解，人类最早搭建房屋是为了遮风挡雨和防御野兽的侵袭，有了屋顶再养上几头猪（豕）就成了家，后来家成了有血缘关系的人的共同乐园，是游子心中的梦，是所有家庭成员爱的港湾。我们的肉身需要这么一个家，而宗教和信仰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园，再睿智的人也有心灵迷失的时候，也需要找寻那个家园。1975年，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梵蒂冈这个基督教的圣地接见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霍金，以表彰他对宇宙大爆炸理论作出的巨大贡献，当教皇步下圣坛俯身为残疾的霍金颁奖的时候，科学与宗教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一刻，人类依然在思考，但这一次上帝没有发笑。
下海庙的对面有一排供应素食的小店，我们走进其中的一家。嚯！里面应有尽有，鸡鸭鱼肉琳琅满目，全是素的。我们兴致勃勃地挑了几样，付钱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家乡的一个老和尚，和尚曾是海门一个寺庙的主持，我舅舅小的时候，外婆为了给这个唯一的儿子消灾免祸，把我舅舅寄名给那座寺庙，相当于俗家弟子，师傅就是那位和尚。文革开始后，红卫兵勇敢地把寺庙砸毁了，所有的和尚都还了俗（就是娶妻生子、喝酒吃肉），除了他。红卫兵当然不会罢休，逼着往和尚嘴里塞肉，可怜的和尚等红卫兵离开后把吃下去的肉偷偷呕出来。幸好那时候肉并不多，红卫兵弄腾了几次也就作罢，放过了和尚。外婆告诉我，那时候我舅舅也就像我儿子现在这么大，似懂非懂之间（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像也是这个年纪），路上遇见和尚依然呼之师傅，和尚总是低低告诉我舅舅：别叫我师傅，装着不认识我！好心的和尚艰难地度过了十多年的时间，一直到文革结束，宗教信仰又恢复自由，和尚老了，家乡的寺庙看来不会重建，于是云游他乡，在宁波著名的天童禅寺落脚下来，没几年便升任某禅堂的主持（那时候留下的僧人不多，竞争不激烈）。
忽一日，老和尚想念家乡，大概是请了假回来一趟。一回家就拿出一笔钱，让人把原来的那个庙重建起来，这下不得了，轰动一方，各家争着请这个活神仙。老和尚还记得我舅舅当年对他的尊重，特意匀出时间仙架光临我家用了一顿素斋。记得那一天，外婆把家里的锅洗了又洗，生怕留有荤味，我记忆中红光满面、肥头大耳的老和尚安慰说：没关系、没关系，心意到就可以了。老和尚太忙了，吃好饭就离开了，也没见着我舅舅，临离开时摸着我的头对我外婆说：这孩子好，跟他舅舅一样，以后好心有好报。外婆是感激涕零，千恩万谢送走了活神仙。老和尚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地诠释了佛教所宣扬的因缘理论，从那时起我家周围几乎半数以上的中老年妇女开始敬佛、吃素，我外婆也是从那时起吃素的，先是逢三、六、九的短素，后来发展到天天吃素。外婆今年九十岁了，若非前年中风后半身不遂，身体一直健朗，不知道跟长期吃素有没有关系。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的那个暑假，我们几个同学去宁波旅游，去了一趟天童寺，规模宏大，号称9999间半僧房，想来老和尚在这儿地位不低，后半生应该过得不错。那时候老和尚已经圆寂，不然倒是应该晋见一下，以老和尚的好心肠，大概不会拒见吧。这个故事跟儿子讲过，估计他记不得了，不过他应该记得那一句：好心有好报。
买好东西出来，又走回海门路，这一段路清静依旧。再见吧，下海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