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后抑郁是矫情？谁生谁知道！产后抑郁症风险因素文献综述
编者按
产后抑郁，对新妈妈来说是一场浩劫，它可以轻而易举的打得妈妈们措手不及。就像被全世界抛弃了般，但还要24小时随时待命。没人关心累不累，只关心奶水够不够，而枕边人的无动于衷无疑是在心上下雨。
产后抑郁，如流泪、沮丧、情绪不稳、食欲不振、自杀意念、疲劳、易怒等都不应该忽视或视为产后的常态，而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提供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帮助孕产妇渡过艰难期。
婚姻，是承担责任的开始，是独立的象征，需要两人一起面对生活中的起起落落，悲欢喜乐。照顾孩子应该是两个人的共同责任，两个人应携手并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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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育龄妇女抑郁较为常见，关于产后是否为情绪障碍风险增加的时期一直存在争议 。尽管与年龄匹配的比较女性相比，产后抑郁症的总体患病率似乎并不高，但需要住院的严重抑郁症显然更普遍。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可能对母亲、她的婚姻关系和她的孩子有害，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产生长期不利影响。对婴儿来说，母亲持续的抑郁会导致以后的情绪、行为、认知和人际关系问题。由于这些严重的后果，对产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干预对母婴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关于产后抑郁症的文献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关产后抑郁症作为一种疾病的独特性、病因和危险因素的观点存在分歧。我们对产后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进行了系统的、基于证据的文献综述，以帮助指导公共卫生政策和实践，并对其结果进行了介绍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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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情感障碍
产后情感障碍通常分为三类:产后忧郁、产后抑郁症和产后精神病。三种产后情感性障碍的患病率、起病时间和持续时间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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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
产后抑郁或“产后情绪低落”是最常见的产后情绪障碍，发病率约在30%到75%之间。症状轻微，包括情绪不稳、易怒、流泪、广泛性焦虑、睡眠和食欲障碍。发病在分娩后几天内，症状在几天内缓解。不需要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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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精神病
产后精神病是最严重和不常见的产后情感性疾病，发病率为每1000产妇中约有1到2人。临床发病迅速，症状最早出现在产后48-72小时，大多数出现在产后2周内。表现为典型的抑郁或兴奋情绪(可快速波动)，行为紊乱，情绪不稳定，以及妄想和幻觉。大多数病例需要住院和专家治疗。来自临床、遗传学和后续研究的证据表明，大多数产后精神病符合双相情感障碍的标准。虽然预后一般良好，妇女完全康复，但她们仍有进一步发生产后和非产后双相情感障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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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抑郁症
产后非精神病性抑郁是最常见的生育并发症，约13%的育龄妇女受此影响。据估计，少龄母亲比例要高得多，为26%。产后抑郁症通常在分娩后的前6周开始，大多数情况下需要由专业保健人员进行治疗。在一些女性中，产后忧郁会持续并变得更加严重。而在另一些国家，分娩后一段时间的幸福生活紧随其后的是逐渐开始的抑郁。最近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的证据表明，女性产后情感障碍与其他时间发生的情感障碍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症状的内容可能集中于分娩或婴儿，以及疾病对母亲、婴儿和整个家庭的影响。
产后抑郁症的特征是流泪、沮丧、情绪不稳定、内疚感、食欲不振、自杀意念、睡眠障碍、感觉能力不足、无法与婴儿相处、注意力和记忆力差、疲劳和易怒。一些女性过分担心宝宝的健康或饮食习惯，认为自己是“坏的”、不称职的、没有爱心的母亲。为了满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症状必须持续出现至少2周并干扰个体的日常功能。
虽然产后抑郁的症状与其他时候的抑郁发作是相同的，但要区分抑郁症状和分娩后所谓的“正常”后遗症，如体重、睡眠和精力的变化，这可能是一个挑战，从而使临床诊断复杂化。虽然非常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很容易被发现，但较轻的症状很容易被当作分娩的正常或自然后果而忽略。未能认识到产后情绪障碍有时会对母亲和孩子造成悲剧性的后果，特别是孕产妇自杀和杀婴。
大多数产后抑郁症具有自限性，在发病后几个月内消退。然而，对许多女性来说，分娩是引发抑郁症复发或慢性抑郁发作的压力源。经历过产后抑郁症的妇女有进一步发病的风险，既可能发生在分娩之后，也可能与分娩无关。产后一次发作复发的风险，符合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定义的重性抑郁症的发作标准，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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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因为有关产后抑郁症的文献数量众多，且在质量上参差不齐，因此本系统基于证据的综述采用以下标准，以确定具有良好科学质量的文章。
在1990年至2002年间，这些研究以人为研究对象，以经验为依据，经过同行评议，并以英语发表(不包括在此之前的开创性研究)。研究必须陈述所使用的产后抑郁症的诊断和时间标准，只有在分娩后1年内发生的非精神病性抑郁症才被包括在内。评估的方法(自我报告或临床面谈)必须清楚地陈述并证明其可靠性。
采用标准化的操作标准进行诊断，并在产后2周后进行评估，以避免报告产后抑郁。必须明确定义和测量风险因素，并明确说明变量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统计关系。
研究人员检索了19个包含医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文献的数据库，以确定有关产后抑郁症风险因素的研究。符合纳入标准的相关研究被识别和批判性评价，以综合目前的发现。我们只纳入了采用前瞻性数据收集的研究:即在妊娠期间收集的信息，从而优化预测能力，避免回顾性偏倚。
通过文献检索，确定了O" alt="500" />
我们的搜索和检索策略使我们能够识别那些纳入和不纳入元分析的研究，以及那些已经进行或随后发表的研究。最近对近1万名额外被试的研究结果与元分析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由于元分析检测效果的力量，我们可以评论新的研究是否支持元分析的发现，或者是否需要根据新的证据改变对相关因素的解释。
表2列出了作为产后抑郁症潜在危险因素的临床因素和社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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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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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强烈到中等风险因素
4.1.1 孕期抑郁或焦虑
研究结果一致发现，孕期经历抑郁情绪或焦虑是产后抑郁的重要预测因子。此外，孕期较高水平的焦虑可以预测产后抑郁症状的水平。
4.1.2 既往精神病史
同样，毫无疑问有精神病史的女性在产后抑郁的风险很大。平均效应量是产后抑郁风险因素中最大的因素之一。研究一致表明，以往任何时候经历过抑郁症状的人，不仅与分娩有关，也会显著增加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
目前大规模研究的证据表明，有任何精神疾病的阳性家族史都会增加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尽管效应量很小。建立精神疾病家族史的困难之一是患者需要了解有精神疾病的亲属，并愿意透露这些信息。对患有产后抑郁症的妇女及其家庭成员完成的临床访谈的研究结果也显示，抑郁或精神疾病的家族史与产后抑郁症之间存在高度显著的关系。
4.1.3 生活事件
生活事件和抑郁症发生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我们知道，亲人去世、感情破裂或离婚、失业或搬家等经历会造成压力，并会在无情感障碍病史的人身上引发抑郁发作。
怀孕和分娩本身通常被认为是压力生活事件，这些事件的压力可能会导致抑郁。然而，一些研究者研究了女性在怀孕和产褥期经历的额外压力生活事件的影响。评估生活事件与产后抑郁症发病之间可能的关系的困难之一是研究设计。数据的回顾性收集可能会导致对生活事件的过度报道，因为研究对象(也许是潜意识地)试图将压力事件作为疾病的可能原因。前瞻性的数据收集消除了这种偏见的来源，因为产后抑郁的结果并不是先验的。
在他们的元分析中，O'Hara和Swain提取了15项研究中的值，这些研究包含了1000多名被试的数据，这些被试对生活事件进行了前瞻性的记录。他们发现，经历生活中的某件事与产后抑郁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中度关系。然而，与研究地点相关的研究存在异质性:在英国和北美进行的研究显示，产后抑郁症与最近的生活事件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在亚洲的研究则显示，产后抑郁症与此无关。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
4.1.4 社会支持
压力期间从朋友和亲戚那里获得社会支持被认为是防止抑郁的一个保护性因素。早期的一些研究已经评估了社会支持在减少产后抑郁中的作用。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支持的来源可以是配偶、亲戚、朋友或同事。还有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例如，信息支持(提供建议和指导)，工具支持(物质援助或任务协助方面的实际帮助)，情感支持(关心和尊重的表达)。
研究一直表明，产后抑郁与怀孕期间的情感和工具支持呈负相关。最近的两项研究发现，怀孕期间感受到的社会孤立(或缺乏社会支持)是产后抑郁症状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这些发现表明，在怀孕期间没有得到良好社会支持的女性更容易患上产后抑郁症。最近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该研究认为，从大量的社交网络成员那里获得信息支持可以预防产后抑郁症。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抑郁女性对社会支持的看法与她们客观得到的支持数量之间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抑郁者倾向于更消极地看待一切，包括他们所感受到的支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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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中等风险因素
4.2.1 心理因素：神经质
测量了产妇的神经质、认知归因方式等人格特征作为产后抑郁的风险因素。神经性障碍可以被定义为心理障碍，通常是痛苦的，但允许一个人理性思考，并且社会功能正常。神经性紊乱通常被看作是处理焦虑的一种方式。术语神经质不再使用在精神病分类系统，尽管它通常包括在人格问卷作为一种心理困扰的测量。
产前测量的神经质被认为是一个中度预测产后抑郁症的因素。Johnstone等人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被定义为“紧张”、“胆小、难为情”或“忧虑”的女性明显更易患产后抑郁症。同样，先前被证明是抑郁症良好指标的消极认知归因类型(如悲观、愤怒、沉思)的女性更容易患产后抑郁症。
4.2.2 婚姻关系
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的研究表明，在怀孕期间经历婚姻问题的女性患产后抑郁症的风险会增加。这将反映在孤立感和缺乏支持。
为人父母对母亲心理社会功能各方面的影响不应被低估。罗宾逊和斯图尔特讨论了在许多情况下，家庭体系应该如何重组，许多夫妇应该扮演更传统的角色。母亲通常倾向于承担更多的养育任务，父母必须决定他们的新角色将如何影响他们以前的工作模式，并实施必要的改变。由于照顾孩子的额外负担，夫妻之间的关系经常受到影响，社交时间也越来越少。与父亲之间的支持关系可以帮助减轻初为人母的压力。在评估这些因素在产后抑郁症发展中的作用时，应该将这些压力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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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小风险因素
4.3.1 产科因素
产科因素包括妊娠相关并发症，如子痫前期、孕吐、早产，以及分娩相关并发症，如剖宫产、分娩、早产、产时大出血等，已被列为产后抑郁症的潜在风险因素。对9500名妇女进行的16项大规模研究结果表明，妊娠期和分娩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对产后抑郁症的影响较小。
尽管大型研究中很少有证据支持剖腹产与产后抑郁症之间的联系，但有报道称，接受紧急剖腹产的妇女更容易患产后抑郁症。然而，目前尚不清楚分娩并发症或长时间痛苦的分娩导致紧急处理是否与此有关。
关于意外或意外怀孕与母乳喂养和产后抑郁症之间的关系，已有报道，但结果模棱两可。
综上所述表明产科因素对产后抑郁症有很小但很重要的影响。但在解释结果时必须非常谨慎。一些测量的变量可能并不真正独立，而受外部变量的影响。例如，剖腹产的决定可能因医生和医院而异，当然也可能因国际而异。同样，母乳喂养率或对母乳喂养的态度可能因文化和国家而异。还应该指出的是，意外怀孕仅仅反映了怀孕发生的环境，而不是衡量妇女对胎儿的感觉。因此，结果可能反映了样本内的趋势，而不是产后抑郁症和产科变量之间的病因学关系。
4.3.2 社会经济地位
失业、低收入和低教育等社会经济贫困指标被认为是精神健康障碍，特别是抑郁症的风险因素。证据表明，这些因素在产后抑郁症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小但很重要的作用。低收入、经济压力、母亲的职业和较低的社会地位等指标对产后抑郁症的预测关系虽小，但意义重大。这些结果在不同的文化和国家中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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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产后抑郁无关的因素
哪些因素与产后抑郁无关也值得研究。这里，不显著性定义为包含0的置信区间。
对超过1万名被试进行的两项元分析发现，以下因素与产后抑郁症无关:产妇年龄(在年龄超过18岁的女性样本中，如前所述，少龄母亲的风险要高得多)、受教育水平、胎次和与伴侣的关系时长。
在西方社会进行的研究发现，孩子的性别与产后抑郁症之间没有关联。然而，来自印度和中国的最近研究表明，配偶对孩子性别的失望，特别是如果孩子是女孩，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很大关系。因此，在某些文化群体中，父母对婴儿性别的反应可能是产后抑郁症的潜在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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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所有女性在分娩后都易患上抑郁症，然而，有某些风险因素的女性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增加。
基于当前研究，最能预测产后抑郁症的是那些在怀孕期间经历过抑郁或焦虑或有抑郁病史的女性。最近经历过压力生活事件的女性，以及那些认为自己社会支持水平低的女性(尽管这可能不是真的)，也面临着患病的高风险。
所有这些潜在的风险因素都可以在常规妊娠护理中确定，因此，对产前保健提供者(包括产科医生、产前护士和家庭医生)和妇女本身进行有关这些风险因素的教育非常重要。对于临床医生来说，确保获得一份详细的临床病史是很重要的，其中特别询问了抑郁症以前的发作或感觉。很有可能，许多妇女以前可能经历过症状，但从未寻求治疗。要获得有关产前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信息尤其困难，尤其是如果妇女可能不认为这些感觉是病态的，而是怀孕的正常后果。然而，提高对怀孕期间情绪的认识和询问女性的感受可能会有所帮助。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是一种自我报告、用户友好的筛查工具，由10个容易得分的问题组成。
医生还应该了解潜在的弱势群体，包括婚姻有问题的女性、经历过压力生活事件的女性、来自较低社会经济群体的女性和经济有压力的女性。还应考虑移民妇女的经验，因为她们与保健服务的相互作用和获得保健服务的机会以及社交网络和支助的机会可能与其他群体有很大的不同。
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产后抑郁症的一个公认的风险因素，而移民妇女患抑郁症的风险可能更高，因为她们在文化上和身体上与她们的支持系统分离。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应该意识到，在某些文化中，孩子的性别可能是一个额外的风险因素，因此可能希望询问妇女对此的感受。
产褥期疾病的发生对母亲、其婚姻关系及婴儿都有影响。就持续患病、母婴健康和福祉以及对家庭的影响而言，对母亲的不利后果以及对家庭的影响需要及早诊断和治疗。尽管所有的妇女都容易患上产后抑郁症，但医生和保健专业人员仍有可能从产前识别出风险较高的妇女，以便在必要时进行更密切的随访和干预。幸运的是，包括人际关系心理治疗和抗抑郁药物在内的治疗方法被发现对抑郁症有效，对产后妇女，包括哺乳期妇女也是安全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