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头细究「焚书坑儒」，我们会发现，秦始皇不仅不蔑视儒学，还很有可能对儒学很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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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起因是始皇帝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一个叫做周青臣的博士拍马屁拍得很好，秦始皇很高兴。但这时，另一个叫做淳于越的博士出来唱反调了。他说：殷周王朝存在这么多年，都是因为分封诸侯的功劳，如今周青臣阿谀奉承，只夸郡县制的好，压根不算个忠臣。淳于越认为秦朝应该「师古」，效法古代的分封制，可郡县制是秦朝定下的国策，岂容异议？但始皇帝忍住没说，并安排一群人来探讨这个制度问题。
丞相李斯说：
李斯的意思很明确：像淳于越这样的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整天拿着古代的事批评当下，惑乱百姓，这是要不得的。
就在这次讨论之后，李斯上书点明了几个利害点：
第一，效仿古代、恢复分封制是以舆论否定皇帝政令的做法。
第二，皇帝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不能让普通百姓议论皇帝，否则皇帝的权威会受到损害，不利于统治百姓。
第三，除了秦朝自己的历史之外，不应该让百姓学习六国的历史，以免百姓用六国以往的标准来衡量秦的制度法令。
第四，不仅六国历史不应该学，「《诗》《书》和诸子百家的著作，都一概扫除干净」。
第五，那要是有人不服从呢？就「判处黥刑，并罚做修筑城池的苦役」。黥刑就是在脸上刺记号的刑法，比如在《水浒传》中，我们就经常会看见不少好汉脸上被处以黥刑。
第六，书都焚毁了，百姓学些什么呢？李斯的建议是，百姓可以学习医药、占卜、种植等类的书籍。「若有想学习法令的，以官吏为师」。
这就是焚书运动的由来。
从表面来看，李斯是法家思想的代表，淳于越是儒生的代表，再加之「焚书」与「坑儒」两个词汇总是一同出现，让人愈发感觉焚书就是秦始皇消灭儒学的一个举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这样记载：「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李斯与秦始皇的目标其实十分明确，不管你是老庄儒墨法哪家，只要能够引发老百姓乱思考的，通通烧掉。这一措施的最终目的是思想钳制，无论百家中的哪家，都是思想的载体，就连李斯本人读过的书，也要烧掉。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秦始皇对儒学的摧残，那则掩盖了始皇帝对所有思想摧残的本质。实际上，那些不牵扯思想的自然科技之书，则不在焚烧之列。
图片来源：《生死秦始皇》插图
但李斯与始皇帝也明白，思想还是很有价值的，只是不能让老百姓掌握而已。因此，官方可以藏百家之书，李斯可以读，始皇帝可以读，到官方学习的学生也可以读；但是老百姓私下不能藏、不能读，藏了就得烧，情节严重的，敢拿百家语乱说事的，还得杀。由此可以看出秦始皇对儒学的真正态度，及官学与儒学的真实关系：儒学与其他百家一样，能为我所用就是好的，但一旦影响到统治，就要抑制打压。坑儒事件的起因，是两个为秦始皇炼丹求仙的术士侯生、卢生在背后说秦始皇坏话，然后又畏罪逃跑了，于是秦始皇非常生气，一怒之下杀了460多位儒生。其实，秦始皇很清醒，他所针对的不是术士、也不是儒生，而是乱说话的人。听闻这两个人说了坏话还逃跑了，秦始皇大怒，说：我去年刚刚烧了天下之书，如今怎么还有人惑乱黔首？最会惑乱黔首的自然是有知识、有思想的儒生，于是秦始皇开始调查在咸阳的儒生，揪出来460多个妖言惑众的，全杀了。始皇帝的长子扶苏挺心疼这些儒生，替他们说话：「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史记·秦始皇本纪》），结果直接被始皇帝发配到了边塞。无论是焚书，还是坑儒，秦始皇所针对的最终目标都是「乱说话」，而不是儒学与儒生。只是最爱乱说话的，往往是人数最多的儒生。既然如此，秦始皇为何不把儒学直接从官学里完全抹去？这也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辛德勇在梳理、研究「焚书」与「坑儒」两大历史事件后，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引发焚书运动的那场酒宴上，《史记》记载有「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周青臣、淳于越便在这七十博士之列，于那日的酒宴上相互争辩。辛德勇教授提出的疑问是：这七十博士，全是儒家博士，还是百家皆有？很遗憾，七十博士均为儒学博士，秦始皇并没有为大家通常认为他所尊崇的法家设立过任何一个博士职位。《史记·封禅书》中明确记载：「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从历史发展脉络看，始皇帝之前，只有鲁国与魏国设立过博士官职位，而这两个官职分别与孔子及子夏有关。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又设立五经博士，也为确凿的儒学博士。秦始皇对儒学的尊崇，是因为任何一个君王、任何一个政权想要维系国家统治，都需要儒学。一个国家的建设不仅仅需要严刑峻法，还需要礼制建设。儒学，作为知识储备最为丰富、理论实践结合最紧密的一套学说，在思想、理论、制度等方面的知识体系都远超其他百家，因此承担起了古代中国礼制建设的任务。秦朝灭亡后，一位归汉的秦朝儒生博士叔孙通担起了建设汉初礼制的重任，这也是一个重要例证，即所谓「汉承秦制」。秦始皇需要儒生来建设国家礼制，也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儒生来歌功颂德，唯一不需要的就是乱说话的任何诸生。也许，对于国家建设而言，法家只是技术层面的，儒家才是治理社会的内在思想学说。所谓「儒」与「法」，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层面。我们甚至可以说，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儒学从未获得如此崇高的官学地位。战国后期的荀子与后来被尊奉为儒家正宗的战国前期的孟子而论，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就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分别凸显了上述儒家学说中「礼」与「法」这两个不同侧面。
——辛德勇《生死秦始皇》
法制与礼制正是儒家政治的两个不同侧面，需要相辅而行。
——辛德勇《生死秦始皇》
关于秦始皇与儒学的关系，辛德勇教授打破通行的历史观念，得出「儒学是备受秦始皇尊崇的官学」的基本结论。这些研究与探讨，在辛德勇教授2019年出版的著作《生死秦始皇》中都有体现。辛德勇教授得出这些观点，是基于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还原，而还原历史的基本手段，是对历史文献的仔细研读，对每一处史料词句的深究考据。如「七十博士」，辛德勇教授在书中引用大量文献、事例，从文献考据学的角度证明了秦朝博士均为儒生博士。又如「坑术士」与「坑儒士」，由于坑儒事件由术士引发，且《史记·儒林列传》有「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的记载，导致很多读者乃至历史研究者认为秦始皇坑杀的是术士，而非儒生。辛德勇教授则从一字一词的文献考据入手，证明了「坑术士」为讹记，秦始皇坑杀的460余人均为儒生。再比如焚书运动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史记·秦始皇本纪》）的描述，过去，人们普遍认为「偶语」指的就是两个人对话。然而，辛德勇教授从文献考据与训诂层面深究「偶语」一词，认为「偶语」的含义并非指两人对话，而是类似于「寓言」。由此得出结论：秦朝诸生可以对诗、书进行讨论、对话，只是不能像「寓言」般借诗书抨击现实。对「偶语」一词的精准解读，能让研究者真正把握到秦始皇对儒学的尺度，以及儒学与官学之间微妙的关系。这种深究考据的治学方法，形成了辛德勇教授最具个人鲜明特色的学术研究特点：常人看待历史，只是人云亦云，不求甚解，往往流于历史概念的表面或刻板印象，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严谨眼光，才能接近历史事实。辛德勇教授将自己的这种研究方法与「匠人」相联系，称自己只是「一个匠人」。很多人追求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我却研究具体的问题，甘于平凡。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匠人。
——辛德勇
他还说过一句话：「对我而言，历史学首先是史料学。」
这种对史料的「匠人精神」是他所一直秉持的，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辛德勇教授比对历史文献史料，发现被历史学界普遍接受的汉武帝晚年「罪己改策」事迹，最早系统出现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在《史记》《汉书》《盐铁论》等更早的典籍文献中均缺少相应记载。由此，辛德勇教授提出「司马光制造了晚年的汉武帝」的观点，向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中国学者唐长孺、田余庆（《论轮台诏》）等著名历史学家的传统论证观点提出挑战。◎ 《生死秦始皇》《发现燕然山铭》插图，体现了辛德勇教授历史文献学、古籍版本学的学术研究基础。
在文献考据的视角上，辛德勇教授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也有过评述。辛德勇在读书期间曾受自己的导师、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的推荐，跟随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黄永年先生读书。辛德勇教授对文献史料的重视，便是受到黄永年先生的影响。黄永年曾说过，陈寅恪先生的研究过于「粗」，忽略了一些基本的史料便下结论。黄永年先生曾就此问题与陈寅恪先生通信探讨，二人的学术交流也有益于后人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学术体系。陈寅恪先生是史学大家，同时有很强的贵族气息，他对学术有着很高的追求，田余庆先生对学术也有很高的追求。但我认为，他们有时跳过诸多具体的细节而去做宏大的追求，反而妨碍了他们某些研究的深度。
这不是对历史大家及传统历史观点的刻意挑战，而是基于严谨、扎实的史料研读基础之上的学术探讨。
如果每一位学者都能甘于平凡，愿意在最基础的根基处下功夫，那整个学界以及读者界就会少很多浮夸与跟风。在热衷于宏大叙事的当下，我们正需要辛德勇教授这样的匠人，不轻易下结论，耐心地通过点滴细节还原历史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