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阁考
编者按：郭铮老师撰写的《保定旧闻考》是我极为喜欢的研究保定文化的书籍，拜读郭老师的文章有理有据有态度，有真有深度，刊发郭老师的大慈阁考证文章，以表深深的敬意。大慈阁位于保定城内北大街南端，原名大悲阁，是保市现存最高大的古建筑，通高24米，极为雄伟壮观，古曾列为保定八景之一，称“市阁凌霄”。现存的大慈阁是清乾隆年间被焚烧后重修的建筑。关于大慈阁的始建年代，目前有两种观点，一是张柔始建说，一是张柔重建说。保定市《地名资料汇编》一书中，明确提出：“据《顺天府营建记》载，大慈阁重建于宋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我们查阅了有关历史和《顺天府营建记》的原文，发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因为经典，因为精美
难以忘却
一、大慈阁是张柔始建，并非重建
张柔，(1190-1268)，字德刚，定兴河内里人，金末聚众结寨，建立土豪武装，被任为定兴令，官至金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元太祖十三年(1218)兵败被执，降蒙古，后长年从蒙古军攻金，任行军万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参与攻汴京、破蔡州等战役，以功升万户。太宗七年(1235)参加对宋战争，得河北、两淮等地。后从忽必烈攻鄂(今湖北武昌)。中统二年(1261)以年老致仕。据《元史》记载，张柔自满城移镇保州(今保定市)之时，保州因被蒙古军队屠城，已经荒芜了十五年之久，张柔以极大的决心和魄力，在废墟上重建保州，“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 ，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时，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使当时的保州成为燕南一大都会。张柔是保定城城市建设的奠基人，在保定城市建设史上，张柔功不可没。
公元1250年，大诗人元好问到保州为编修金史向张柔借阅资料，张柔的副帅贾辅等人则请求元好问写文记述张柔营建保州的经过，元好问经过一番实地考察，写成了《顺天府营建记》一文，文中详细地记述了张柔营建保州的始末，文章虽然是为张柔歌功颂德，但其中有关建筑的项目名称、规模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真实的记录，这篇文章对于研究保定市的城市建设史和单体古建筑的历史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持大慈阁为张柔重建者，就是根据《顺天府营建记》中的两段文字而得出的结论，我们不妨先把第一段文字的原文照录于下：为佛宇十五，曰棲隐，鸿福、天宁、兴国、志法、洪济、报恩，普济、大云，崇严，六王，兴福、清安、净土、永宁，大悲阁一。由棲隐以下，创者四，而十一复其旧。规制宏丽，初若不经毁者，独大悲出侯新意，尤为殊胜，金碧灿然，高出空际，唯燕中仁王佛坛成于国力，可等而 上之耳。”
重建论者，则根据“而十一复其旧”六个字，就确定大慈阁是张柔重建而非始建。上面引文中，“为佛宇十五.........创者四，而十一复其旧”等话的意思都是明确易懂的，是说张柔一共修建了十五座庙宇，其中十一座是原来就有，而由张柔重修的，对“大慈阁一”四字重建论者则认为是说大慈阁乃是“复其旧”中之一，意思是说在元代之前早已经有的大悲阁，张柔仅是重建而已。
如果我们把上面这引文认真研究一下，弄清楚它完整的意思，就会发现重建论者在考证这个问题的时候，显得有些粗心了，我们只需要仔细地数一下，就可以算出，从“棲隐”到“永宁”，正好是十五，恰恰不包括大悲阁，如果加上大悲阁，就成为“佛宇十六”了，超出了张柔修建的佛宇总数“十五”，因此，十五座佛宇之中，应该不包括大悲阁，“复其旧”的十一座佛宇，也只能是在从“棲隐”到“永宁”的佛宇之中，决不包括大悲阁。
▲五十年代，大慈阁前人来人往。
所以，元好问在写大悲阁的时候，与写上面的十五座佛宇不同，他对十五座佛宇的介绍是只提一下名字，独独在写大悲阁的时候，在下面加了个“一”写成了“大悲阁一”，多了这个数词“一”，就明显地表示了大悲阁与其他佛宇不同，它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给大悲阁同上面十五座佛宇以区别，告诉人们大悲阁是“阁”，不是“佛宇”；“阁”是我国传统楼房的一种，其特点是通常四周设隔扇或栏杆回廊，供远眺、休憩之用，亦用于藏书和供佛。通过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肯定大悲阁不是佛寺了，倘若大悲阁是佛寺的话，元好问就该将它排列到“佛宇”中去，成为“佛宇十六”，而事实是元好问将大悲阁突出出来，表明了大悲阁与其它“佛宇”作用的不同，把大悲阁修建得异常高大，登上阁去远跳敌情倒是符合当时战争需要的。
二、突出大悲阁的特殊地位。为什么要突出大悲阁呢?因为“独大悲出侯新意”。元好问告诉我们，修建大悲阁既不是“复其旧”，也不是仿其它，而是张柔新的意图、新的构思，这新的构思当然要包括大悲阁的军事意义在内，大悲阁既可休憩，又可远眺敌情，这双重作用，在当时算得上是“新意”了。建成后的大悲阁，“金碧灿然，高出空际”，无论从色彩、体量和高度上都远远超过了其它建筑，故而“尤为殊胜”。元好问在介绍其它建筑时惜墨如金，一语带过，对大悲阁却多用笔墨加以描绘，将它与当时著名的燕中仁王佛坛相提并论，足见建成后的大悲阁在当时的名气和影响是很大的。张柔修建大悲阁花费了不少心血，耗费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说，大悲阁是张柔营建保州的重点工程。
大悲阁现在还存有几通石碑，上面也记载了此事：清顺治四年《重修大悲阁记》：“大悲阁者，元庚戌岁，元帅张德刚之所修也。”清道光二十六年《重修大慈阁碑记》：“爰考大慈阁建于大元汝南王张柔。”志书上的有关记载也很明确：明《弘治保定郡志》：“大元庚戌年，都总管张柔创建，”而且在大悲阁条目下，做了具体的记载：“元庚戌岁，元帅都总管张柔斩湖震良材归以肯构........光彩耀目，一方胜概也”。 《清苑新志》:“元张柔建。”
清康熙内阁学士郭棻是清苑人，曾编纂《畿辅通志》、《保定府志》和《清苑县志》等，他对保定的历史沿革及名胜古迹了如指掌，并写过《保定府郡境图说》及《保定府郡城图说》两篇专文，对保定城区环境及街道建筑进行研究，在当时称得上是研究保定的权威人士。郭棻在咏大慈阁一首诗中写道：“千里宝阁法王筵，谁搆雄观战伐年”，“谁搆雄观”是问谁修了雄伟壮观的大悲阁?“战伐年”是自答，意思是大悲阁是元代张柔在战争年代修建的，显然郭棻也认定大悲阁是张柔所建。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邑人樊榕曾筹款修缮大慈阁，竣工后写了一幅对联，联文是“建此阁自元代何年?名冠畿南上谷八景；保古迹亦我辈之责，时为光绪戊申重修。”上联的“建此阁自元代何年?”也同样肯定大慈阁是建自元代。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史志资料中还没有看到大悲阁是张柔重建的记载，可见重建论只是近年来才在保定出现的种观点，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对元好问《顺天府营建记》一文的误解，大悲阁是张柔始建，而不是重建。
二、大慈阁不是建于公元1250年
关于大慈阁的建筑年代，明《弘治保定郡志》说是“大元庚戌年”，清顺治四年《重修大悲阁碑记》说是“元庚戌岁”，重建论者则说大慈阁“重建于南宋淳祐十年”，两者除了始建与重建的区别之外，在时间上则是一致的，“元庚戌”和“南宋淳祐十年”指的都是公元1250年。“元庚戌”说者，认为大悲阁是元朝汝南王张柔所建，故在庚戌前面加了“元”字；“南宋淳祐十年”论者认为当时元朝尚未建立，不能用“元”之字样。前者的提法固然有失严谨，后者的说法恐怕也略有偏颇，因为当时保州非南宋所属，大悲阁亦非南宋所建，何以用南宋年号?
两者把大慈阁的建筑年代(姑不论始建或重建)定为公元1250年，都是根据《顺天府营建记》中的另一段话，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其二：“庚戍秋七月,余过顺天…”文中的庚戌年正是公元1250年，文中的“顺天”即“保州”。金太祖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于保州设顺天军，保州为顺天军节度使驻地，当时即把保州称为“顺天”，后升为顺天路。元好问到保州干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明说，仅说是“余过顺天”，好象是偶然从保州经过一样，实际并非如此，元好问是特地到保州向张柔求助的，当时已经六十岁的元好问想要给已亡的金国编史，但《金国实录》)这珍贵的资料正是在张柔手中，他清楚地知道这么宝贵的资料不会轻易而得，为了讨好张柔，同时恐怕也是一个交换条件，元好问才认认真真地为张柔写下了这篇《顺天府营建记》。
公元1227年，张柔从满城移镇保州，当时的保州经过公元1213年蒙古军的残酷屠城，已经荒光了十五年之久，保州是一片废墟，满目荒凉，在荆棘和瓦砾从中，张柔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作，营建的项目包括衙署官宅、佛宇道观、桥梁城楼、酒店园林和居民区，还有高耸入云的大慈阁。张柔亲自参与了整个保州的营建规划，“市陌纡曲者，侯所甚恶，必裁正之”。经过六年的建设，使保州在当时能够跻身于全国大都会之林，到了公元1232年，张柔随拖雷伐金，保州的营建工作基本完成。
元好问到保州的1250年，并不是张柔刚刚开始营建保州，也不是保州正在营建之中，而是保州已经成为“燕南大都会”、升为顺天路以后的事了，其实大悲阁也已经竣多年，所以在元好问眼中才会那么光彩耀目。显而易见明《弘治保定郡志》等史籍将元好问到保州的这一年——庚戌年——定为大慈阁的始建年代是不准确的，我们的结论是：大慈阁应该始建于张柔驻保期间，具体年代是公元1227——1232年之间 。
三、大慈阁名称的改变
大慈阁是张柔精心构思的一座独立的建筑，它“金碧灿然，高出空际”，是全城最高大、最雄伟的建筑物，这样一座建筑物为什么取名“大悲”呢?“大悲”是佛家语，拔苦为悲，菩萨悲心广大，故曰“大悲”。因为它建于保州人民刚刚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定名“大悲阁”，含有拯救百姓脱离苦海之意。
在此阁建成前六十多年，保州北部的涞水县，在金大定二年(1162)建一高阁，名为“大悲阁”。在此阁建成后一百一十多年，在元至正元年(1341)，保定东北部的定兴县，又建一高阁，亦名为“大悲阁”，这两座大悲阁到明朝弘治年间与保定城内的大悲阁同时存在，或许，在金、元间，将高阁名为“大悲”是一种流行的叫法，抑或是在这带地区是如此。
大悲阁之名延用了很长时间，清顺治四、五两年(1647、1648)的《重修大悲阁碑记》仍以“大悲阁”名之。大悲阁改名，最早见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重修大慈阁碑记》，在这篇碑记中，直接以大“慈”阁称之，但没有说明改名的缘由和改名的时间，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大悲阁改名为大慈阁只能是在顺治五年之后，道光二十六年之前这段时间。大慈阁上高悬至今的“大慈阁”匾，是典型的清代式样。道光二十六年《重修大慈阁碑记》中，这样一段记载：“大慈阁建于大元汝南王张柔，重修于国顺治四、五两年，乾隆年毁于回禄，旧制已不可复观。斯时之基址，皆乾隆年之所更造也。
至嘉庆十六年圣驾西巡，驻跸保阳，复经丹绘“…”这段文字为我们提供了入清以来大慈阁三次修建的情况：第一次是顺治四、五两年修大慈阁，但这时并未改名，仍称大悲阁：第二次是乾隆年间，大慈阁毁于火灾，因为没有留下原来大慈阁的资料。所以在重建时基址有所改变：第三次是嘉庆十六年（1881）大规模油饰彩绘一次。后两次修缮，正值乾嘉盛世，名为“大悲”给人以戚苦压抑的感觉，有些不合时宜，重建之机，改一下名字，时机比较合适，将“悲”改为“慈”，只是一字之别。“与乐为慈”，“大慈”是给人间以欢乐。“大慈大悲”本来就是佛教术语，《智度论·二十七》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样一改，既不违其原意，又具有太平盛世的时代气息，是非常自然切的一笔。
大慈阁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真觉禅寺。真觉，是佛教术语，“佛之究竟觉悟也，别于菩萨之相似觉，随分觉，故云真觉”。什么时候开始叫真觉禅寺呢?我们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清雍正《畿辅通志》记载了保定城的永宁寺、清觉寺、崇庆寺、净土寺、灵雨寺五座寺院。唯独没有真觉禅寺，这说明在清雍正时还无此名。只在道光二十六年《重修大慈阁碑记》中，看到了以下的话“盖闻：无妄者心不二，有志者事竟成。理之自然，无足异者。
乃今于明法之重修大慈阁，益信然矣。明法者，真觉禅寺。”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关于真觉禅寺最早的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在道光二十六年时，大慈阁已经名为真觉禅寺，而且寺内有僧人住持佛事，但必须要注意的点是，大慈阁这一名称，也同时存在，因为上面说的是“明法之重修大慈阁”，并没有说：“明法之重修真觉禅寺”。
这至少说明大慈阁与真觉禅寺两个名称同时存在，此其一，还有另外一通存于大慈阁内的中华民国三十一年(1942 ）《重修大慈阁碑记》中写道：“…惟吾乡真觉寺住持旸盼乎！”落款是“本寺住持旸盼虔修。”这说明从道光二十六年到1942年的近百年间，大慈阁曾名为真觉禅寺，并一直有僧人在寺内住持佛事，但同样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大慈阁仍然做为主要名称存在，因为这通碑的名称是《重修大慈阁碑记》，而不叫“重修真觉禅寺碑记”，此其二也。之所以出现两名并称的情况，推断是张柔所建的大悲阁本非佛寺，原是一高大的独体建筑，大约在清代的某个时期，允许僧众进入阁内，成为了佛教寺院，同时定名为真觉禅寺，大慈阁山门上留存至今的“真觉禅寺”四字即是一个证明。
由于寺是因地制宜，由阁而改的，所以规模很小，空间局促，连一般佛寺都有的供奉佛祖释迦牟尼的大雄宝殿也没有，除了阁本身之外，只有清顺治时修建的钟、鼓楼以及一座山门和一个方丈院，没有其它附属建筑。关于保定的所有地方志在记载大慈阁时，皆以大慈阁或大悲阁称之，没有一部志书称之为真觉禅寺。在保定，提起大慈阁无人不知，可问起真觉禅寺来，却知者甚少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大慈阁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也是以大慈阁定名的。然而，不管大慈阁也好，真觉禅寺也好，地地道道的老保定则一直称其为“大悲阁”(“阁”字在这里不读“ge”，而要读“gao”)，这“大悲阁(gao)”的称呼一直延用到今天六十岁以上的老保定口中，他们管大慈阁前叫“阁(gao)前头”,大慈阁后叫“阁(gao)后头”。
感谢林长庚和景华二位老师的摄影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