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之碑
父亲离开人世已经有五十多个春秋了，他如果还活着，应是早已过期颐之年了。作为一个具体人，我只能用陈旧发黄的照片来印记他在我心里模糊的影子，因为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姊妹几个都很小，原本极熟悉的举手投足被岁月的流水冲刷得支离破碎。父亲出生寒苦，用汗水去换取难以裹腹的粮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敢懈怠的劳作，仍难维持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无尽止的艰苦劳动，无尽止的贫困生活，锤炼了父亲对为富不仁者的嫉恶如仇的性格。在他以后不太长的人生历程中，对生活在贫困饥寒境遇中的人寄以极大的同情，尽管我父亲那时家大口阔，供养一大群尚无法自力的兄弟，过着经济上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生活，但他也要宁可自己少吃一口，省下来周济别人。那些携儿挈女的逃荒者，那些沿门乞讨的流浪汉，常常得到父亲的帮助。那时，父亲为了躲避无法偿还的利打滚债务，漂泊到上海做苦力，在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靠一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一大家人，生活的艰难与拮据可想而知。从湖北老家逃避壮丁来的人都住在我家，不论亲朋与否，也不论邻居与否，父亲从不拒绝他们，在自己租居的不宽的厅堂给他们搁铺歇息；从自己菲薄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周济他们，甚至他们病了，也自己出钱送他们上医院治疗。我记得竹林湾有一个表叔得的是伤寒病，这在三十年代近似于不治之症，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父亲承担了他的全部医疗费用，并且宁可自己一家人节衣缩食，也要叫母亲煮一些有营养的东西送到医院里，给这个表叔补充营养，让他早点恢复健康。那些从老家逃难出来的人，一时难以找到工作，整日闲吃闲住，父亲从不带愠色，我记得父亲宽慰他们对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有一口饭吃，决不会叫你们饿肚子”。我长大了，逐渐懂得了父亲这句话的深刻的含义，父亲没有什么文化，他没有博大精深、玄奥莫测的言辞来表述自己的思想，这句极平常极普通的话却包孕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美德及高尚情操，从而揭示了一个卑贱者做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这些，作为一种财富，将为我以及我的子孙们受用不尽的。在我看来犹为可贵的是，父亲生活在那样一个可憎的黑暗年代，他的周遭充斥着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病态社会现象，他的所作所为，有悖于当时的社会时尚，这种桀骜不驯的我行我素，既要冲破来自自我的经济压力，又要冲破来自外部的社会观念的束缚，确实难能可贵。如爱因斯坦所说那样：“不管时代的潮流和社会的风尚怎样，人总可以凭着自己高贵的品质，超脱时代和社会，走自己正确的路。”父亲正是在“正确的路”上走的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群涅槃的凤凰，一种由具体行为到精神观念的升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作人父者舐犊之情人皆有之。有“子把父当马，父望子成龙”式的期盼，有百般迁就若辰星般的宠爱。在我童年和少年所享受到父亲的教育却是严厉近乎于残酷。我童年的天真常被父亲的皮带抽得粉碎，我少年梦幻也常跪在搓衣板上度过。父亲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教育方法的崇尚，却是极为诚服的。因此，他顽固地认为只有用近于奴隶主对奴隶那样的管教，才能把子女教育成才，他却不知道他的这种管教，使我畏他如虎。他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无形的压抑与恐惧，他不在家的时候，我才有属于我童年的天真与烂漫。皮带与搓衣板却也造就了我以后坚韧的性格，养成了我做事一丝不苟认真的习惯，我今天能在教室的讲台上，向一批又一批的高中学生讲授中国文化的真谛，我应该感谢他奴隶主式的教育，感谢伴随我童年生活的皮带与搓衣板。因为除此之外，父亲在当时确也找不到比奴隶主管教奴隶更好的教育方式了。他以他最大的努力在尽作为一个人父的职责。尽管这种教育是野蛮的愚昧的，有时近于残酷，在我的当年留下恐惧的阴影，但对我来说，它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其实，作为一个人父，他也不仅仅是凶神恶煞的形象留在我的心里。他对我们的爱，有时也极为温情的，充满着父子之间那种传统的人伦感情。他有时也带我们到街上去，买炒栗子给我吃，买一些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给我玩，带我们到兆丰公园去爬滑梯、荡秋千。记得有一次我患眼病，上了眼药以后就昏昏睡去了，两眼的眼眵把上下眼睑粘糊得张不开，我睡梦中觉得有一个温柔软热的东西在舔我的双眼，原来是父亲用他的舌头舔我的双眼，他竟然不顾含有药水的眼眵的肮脏，用他的舌头上的唾液滋润我被眼眵糊得睁不开的双眼。现在，我才知道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舐犊之情。可是，父亲在世的时候，由于种种难以逾越的原因，我没有将我长大了的体会告诉他，只有在这里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以寄托一个人子迟到的追思。父亲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血管里流淌着中国农民纯朴而又刚强的血液。他曾在黑暗中生活，值得欣慰的是，他没有在黑暗中沉沦，没有在黑暗中被吞没。他凭着中国人的良心在黑暗中艰辛地生活。“一二·八”事变以后，上海沦亡在日寇的铁蹄之下，有一次父亲带我出去，不记得是看戏还是去朋友家，回来的路上，突然戒严，车辆与行人均半路止步，街头站着日军岗哨。父亲还是带着我走，一路大骂不休。我在家里听他说过几次，准备打死几个日本人到江北去，我那时以为江北是没有日本人的地方，以为江北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现在才知道新四军在江北活动，在那里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那时我祖母还没有去世，她常常苦苦哀求父亲不要丢下这一家老小，父亲才没有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但他心中燃烧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正义之火。记得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来，我们住的祖德里弄堂里有一个很魁梧的汉子，说北方话，身上穿得很破烂，现在想来，大约是一个当兵的，或者是日本人追捕的一个“逃犯”，一直在弄堂里躺着，常向弄堂外张望，好像有什么人捉他似的，父亲给了他饭吃，直到晚上天黒了，那人才离开弄堂。父亲对他大约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穷苦人的同情，在他心目中，那个北方魁梧的汉子无疑是个好人，不然，他不会冒着危险给饭他吃，那魁梧的汉子如果现在还活着，也大约应是古稀之年了，不知他记不记得当时的上海滩上一个小弄堂里，有一个好心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1946年的早春，上海滩头仍然春寒料峭，这一年，父亲参加了中共地下党，成为一个为真理而斗争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他在苦难与黑暗中摸索了大半生，终于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尽管在此之前他付出了被折磨受屈辱的沉重代价，尽管在此之后他付出了担风险受惊吓的代价，然而，他是欣慰的，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与自豪。那时，他参加地下党是极秘密的，母亲和我们姊妹几个都不知道，当时对敌斗争的纪律也不允许我们知道。我们唯一感到蹊跷的是经常有一两个陌生人到我家来，陌生人来时，我们一律被父亲打发到外面去玩，陌生人与父亲就到阁楼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在阁楼里做什么，以为是朋友造访之类。记得有一次我到父亲的单位去玩，有人捉到几个小瘪三，父亲就罚他们以整理市容为名把街道上的“戡乱救国”之类的标语全撕下来，现在想起来，这是当时进行的“合法”斗争，用清理市容的办法对付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直到1949年上海临近解放，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时候，父亲才将他参加地下党的情况告知家人，以便我们思想上有个准备，应付随时而来的不测。记得父亲有一次给我两元钱，叫我带弟妹们在弄堂口对门的小铺子玩，如果看见“飞行堡垒”(国民党抓人的囚车)停在弄堂门口，就不要回家，以后解放了去找解放军。当时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采取斩草除根的办法，抓住一个，全家杀绝。父亲白天一整天都不回家，有时半夜回来，身上带着枪，把楼梯拉到楼上，天窗下放一个凳子，其意图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的日子一直延续到上海解放，苏州河一带枪炮声不断，光明与黑暗正在那里激烈地交战，父亲三天三夜没有回来，第四天上午，父亲回来了，他穿一身解放军军装，佩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臂章，拉着我们的手，大声地说：“恭喜，恭喜”。至此，父亲用他的行动，完成了他一生最光辉的雕像。这样神圣的雕像永远耸立在我们的心上，作为一个平凡的劳动者追求光明的形象，也同样耸立在剑与火交相辉映的中国历史上。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臧克家先生在三十年代写的一首诗：“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人的生命，作为一个生理过程，在岁月的长河里，毕竟是短暂的，作为一个生命形式的有机体，在浩瀚的宇宙里，毕竟是渺小的。但作为一个生命体意义价值与价值取向，有的却是永恒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很平凡，却在平凡中闪烁着伟大；他很普通，却在普通中凝聚着辉煌；他很卑微，却在卑微中包孕着高尚，这就是他在我心灵中建造一块心灵之碑。鲁迅曾说过：“石在，火就不会灭的。”只要这个地球不会毁灭，用心灵构筑的丰碑就将会是永恒的。
肖耕松，湖北省武穴市人，师范毕业后彼保送武汉体育学院学习二年分配武汉纲铁公司矿山公司教育处工作（副处级）。1965—1985年为《黄石日报》通讯员和特约记者，1977年恢复高考在黄石市招生办工作，文学爱好者，文章和诗作品未汇成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