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雕（上篇 纤）

【编者按】

香焚宝鼎，花插金瓶。淮阴语文，不能缺席赵恺诗文。

赵恺，祖籍山东，1938年生于重庆，1955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师范，后在淮安生活至今。创作以诗歌为主，兼及散文、小说。诗作《我爱》、《第五十七个黎明》分别获中国作协 (1981年)及《诗刊》(1982年)一等奖，《走向青铜》获中国社科院“艾青杯”文学艺术一等奖第一名(1987年)。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85年)，大、中、小学教科书及多种文学选本、辞典，并被多种外文译介。出版诗集《我爱》(1983年)、《赵恺诗选》(1985年)、长诗《周恩来》(1998年)、散文集《诗雕》(2000年)、《赵恺两卷集》(2006年)等。中国作协会员，《诗刊》编委，江苏作协副主席，诗歌委员会主任，一级作家。鲁迅文学奖终审评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从本期起，“淮阴语文”将陆续推出赵恺先生的诗文代表作，以飨读者。首发诗人自传《诗雕》,以便您走近诗人，亲近诗人。

                 上篇　纤

　 一首歌谣唱道：“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每当提起故乡，总会唤起我对于一幅绘画的记忆。五十年代，四川画家吴凡创作过一幅题名《蒲公英》的水印木刻。画的是一个扎着牛角辫子的小姑娘在吹蒲公英。手举着，头仰着，腮鼓着，嘴噘着，吹得那降落伞般的花朵默默无语地飞向遥远迷蒙。吴凡的刻刀在我心灵中划出深深痕迹，他的蒲公英已经成为命运的本体象征。从某种意义说，我却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祖籍山东，出生重庆，少年南京，之后，就歌哭血泪于苍茫浩渺的洪泽湖畔－－我的蒲公英之根究竟在哪里？

　　人之初属于川江山城。童年无大事，无非一草一木、一鸟一虫、一泪一笑、一横一竖而已。童年又无小事，小事对于孩子就是大事。更何况世间没有哪一件事情不是时代的折光，它们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孩子的感情定位和事业走向。孩提时居住的市民医院座落在七星岗近边。七星岗是一条接近四十五度的漫长斜坡，那种感觉，就像是冬季奥运会的高山雪道。就是这条纤柔飘逸的“雪道”，把巍巍山城的两个层面连成为一个整体。人力车下坡是神奇壮美的景观：车夫双臂夹住两根细长的车杠凌空而起，仿佛体操运动员的竞技表演。或收腿、或伸臂，微妙地调整着力臂以保持平衡，让车轮溪水一般款款滑下。也有足尖触地的时候，只轻轻一擦，像蜻蜓点水。两路口有座跳伞塔，巨塔伸出四条塔臂，一条塔臂举着一个降落伞，像大树上长出彩色蘑菇。蓝天下，白云间，一朵蘑菇飞下来，两朵蘑菇飞下来，三朵蘑菇飞下来……朵朵蘑菇落在沙床上，长成蓝天的梦。儿童节是4月4日，那天，公共汽车免费，电影院免费。记不清是哪一个4月4日了，那天，从起点到终点，又从终点到起点，我尽兴坐了大半天车，尽兴浏览了山城景致。傍晚看电影，美国五彩片《人猿泰山》。当孔武膘悍的泰山攀着藤蔓鹰隼一般穿梭游弋在巍巍森林里的时候，一个孩子哪里懂得祖国的头顶上，正鹰隼一般穿梭游弋着日本的飞机。经常看到日本飞机，高高地，远远地，好奇而朦胧。等到看清机翼上那一轮红太阳的时候，就已经一切都晚了：我的父亲死于日本大轰炸。父亲是安丘人，毕业于齐鲁大学医学院，罹难时才二十八岁。对于这颗炸弹，我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人生的第一轮太阳，

　　　　悬挂在日本飞机的翅膀上。

　　　　一轮冰冷的太阳，

　　　　一轮滴血的太阳，

　　　　它的重量就是仇恨的重量……

　　日本炸弹是我的启蒙教科书，它教给我人生的第一课：我是中国人。经典意义的妻离子散、天各一方－－这颗炸弹是我悲剧人生的感情定位。母亲是一名护士，微薄的薪水，繁重的工作，让她如何抚养五岁的我和一岁的弟弟？于是我进了孤儿院。三个细节构成我对孤儿院的永恒记忆，那就是饭里的沙子、床上的臭虫和脚边的蛇。号外似雪，锣鼓如雷，潸潸泪雨浮起一座山城－－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我们就这样胜利了？而胜利带给母亲的，就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座还没有来得及长出青草的坟茔？我们是怎样离别重庆的哟：汽笛鸣响，锚练拉起，母亲兀自俯身栏杆嘤嘤哭泣起来。母亲哭，我们也哭。遥望山城，山城仿佛一座孤坟兀立夜空。满山灯火是莹莹的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那时我哪里知道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千古绝唱呢？在三峡，我第一次看见纤夫。与江风抗争，与激流抗争，与旋涡抗争，俯身在磔磔石岸上，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他们纹丝不动，仿佛支支钢钎钉进石板里。肩岬浑如青铜，纤绳深深陷进血肉，仿佛岁月在青铜上磨出的凹槽。哟嗬－－哟嗬－－哟嗬……波涛从大地深处推出悲壮凄凉的的川江号子，号子声中我想，如果我有一根纤绳，我是纤夫吗？

　　从此，那哟荷、哟荷的川江号子就生死相依地召唤在我命运的近旁。

　　母亲把我和弟弟托付给姨母，只身去了香港，而后又去了美国－－她是一个坚毅好强的女性，深知护士的微贱贫苦，决心攻读学业要作一名医生。分别是在浦口江边。仿佛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十岁的我抱紧母亲不停地哭。我哭，母亲也哭，她哭着重复一句话：“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再哭妈妈就不回来了……”母亲自己也不会料到，她的话竟然成为一句酷烈的谶语。母亲的出走给我带来永恒的感情空白，以至使“妈妈”这个为全世界的孩子所共有的词汇成为我此生使用频率最低的词汇。失去泪水的面颊，失去树木的荒原，失去太阳的天空，失去桅杆的大海，失去韵脚的诗行哟。如果说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情结，属于我的那个理不清、剪不断、解不开、放不下、挣不托、砸不烂的，不正是萌芽在日本弹坑近边的“寻母情结”？

　　历史也有空白，比如国民党溃逃和解放军进城之间的1949年4月22日。那一天实际是南京大抢劫，我是那次大抢劫的目击者。行政院的大钟被拆下、轿车被开走，童子军总会两人合抱的木柱被锯倒，首都汽车公司的红色车辆和江南汽车公司的蓝色车辆被开走。人声鼎沸、足迹杂沓之所在的，是市民抢粮店。便于移动的是面粉，或一人一两袋，或一人三五袋，扛上肩头便腾腾地跑。扛不动的则跟在扛得动的后边，他们一手持刀在面袋上戳洞，一手持袋在后面等漏，一时间纷纷扬扬遍地洁白，仿佛落下一场三月雪。第二天上午在新街口迎接解放军进城，虽然是自发的迎接，无人组织亦并不紊乱。大约九点多钟，第一批入城部队从鼓楼方向走来。灰军装，灰绑腿，黑布鞋，神色平和宁静，眉宇间兴奋伴以隐忍的疲倦。在国民党首都市中心的孙中山塑像下，我和青铜一道目睹了中国历史的经典场景－－解放。

　　邂逅文学作品时十岁，最初的读本是《寄小读者》。对于弦索它是弹拨而不是敲打，对于根须它是润泽而不是浇灌，爱无声无形但具有穿透力。在人类心理分贝表上，母子之间的呢喃絮语，不是要比一个炮团的轰鸣强大得多？《寄小读者》的美学启示正是爱的博大和叙述的真诚。《寄小读者》是我与文学的脐带，冰心是我的精神之母。1950年初夏，两个陌生人进到我们大院子里问讯：“你们这里有个赵恺吗？”正和小友蹲在地上弹玻璃球的我起身作答：“我就是呀。”来人顿感气愤：“怎么这么调皮？”于是小友认真作证：“不骗你，他就是。”意外之后他们告诉我，我的一篇散文将被刊载，他们是《新华日报》的编辑。当时我住在新街口西侧的沈举人巷，距离报社仅一箭之遥。我此生第一篇文字是在《新华日报》发表的，那年十二岁，刚刚考取中学。随着阅历的积累日益相信命运了－－几十年之后，我的作品又陆续发表在《新华日报》上，这难道不是一种缘份？

　　五台山小学在五台山下。当时五台山头是童子军总会，如今体育场之所在的是一座荒凉峡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懂哲学的孩子满坡逮蛐蛐。石缝蛐蛐刚毅，土洞蛐蛐柔顺，棺材头蛐蛐则刚柔相济、势不可当。你往那里一站，山坡骤然沉静。俄倾，虫豸便耐不住寂寞，纷纷争相鸣唱起来，那种感觉，就像公园清晨的吊嗓子。任你小生也好，老旦也好，花脸也好，青衣也好，我们耳朵便能挑出骁勇善战者。第四中学依山傍水，校歌唱道：“乌龙潭水清又清，清凉山色笑盈盈……”可是刚刚开了一个头，曲子便唱不下去了：家境困顿，衣食无着，如何缴得起学费？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姑娘，她坚韧顽强、锲而不舍地天天上门追索，万般无奈，只得和同学挥泪诀别。真正割舍不下的，是许多小学老同学。比如和水浒英雄同名的李逵，一百公尺十二秒一，初中一年级就拿了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第一名。和我前后离开四中，他报考军干校被青岛海军录取，接着千里迢迢去了列宁格勒体育学院，再之后就音讯杳然了。七块钱学费实在不多，认真追索也无可责怪，怨只怨命运不济。离开四中改变了我一生－－1956年是解放后高考最宽松的一年，清华大学每门平均七十六分，苏北师专二十八分。如果在四中，高中毕业则正摊1956年。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晓庄师范招生。师范何谓？不甚了了。“了”又何益？要紧的是吃饭不要钱。就这样，在燕子矶下开始了今生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校园生涯。

　　晓庄师范是陶行知先生创办于二十年代的乡村学校，曾因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被封闭，直到1950年才得以复校。复校后的首任校长汪达之先生是抗战时期闻名遐迩的新安旅行团团长，复校不久，就奉调到教育部工作去了。汪达之先生惨死于文化大革命，他的灵柩葬于故乡淮安，依傍在周恩来纪念馆的一侧。

　　强将手下无弱兵，晓庄师范拥有一支出色的教师队伍。我们的老师真值得我们终生为之骄傲，单单书写他们，就可以成为一部厚厚的传记。何祖熙先生毕业于上海东亚体专，全国十项全能冠军，亚运会选手，奥运会选手。解放后，他担任历届江苏省运动会的田径裁判长直至退休。我看过何老师的相册，看过一只他惜若生命的小木盒，木盒中珍藏着一枚枚运动奖牌。上何老师的课是精神陶冶：发令有金属韵，像是无需旋律的帕瓦罗蒂。动静之间则是铜像。音乐老师中，段素贞女士是印尼归侨，在雅加达学过十年键盘。她在晓庄师范教书，并在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兼课。之后，作了师范学院的教授。一天，我在琴房里练习美国歌曲《我的家庭真可爱》，不意来了段老师。静立琴侧听我弹完，她说：“我也弹一遍好吗？”我们交换了位置，她弹，我听。天哪，同样一支曲子到了她的手下就魔幻一般注入了全新的生长基因。且不说色彩之斑斓，且不说线条之飘逸，单说蕴涵之丰富，就好像调动了一个交响乐团。修长俊逸的夏清华女士热情干练、朝气勃勃，她的形象就是五十年代的时代形象。未婚夫是铁路员工，抗美援朝过过鸭绿江，我们欢迎他来作赴朝报告，就像欢迎国家元首。夏老师自己呢？她勤奋刻苦练钢琴，决心投考中央音乐学院。常弹的曲目是《牧童短笛》。直到今天我还能熟练完整背诵的旋律，就是从她指间听来的。敏慧和毅力使她如愿以偿。两三年前吧，我在一个电视节目的末尾看到一个名字：钢琴伴奏－－天津歌舞剧院夏清华。无奈曲终人散，凤去楼空，如今的夏老师该是什么模样呢？接着，那个沉睡在牛背上的旋律便悄然醒来。牧童能老，牛背能老，唯有竹笛常青。吴华庆先生是个奇迹。他教授地理尤善作图，一省一省随手勾勒，转眼就是一幅完整无缺的全国大地图。那个准确纯熟，就像卖油老翁钱眼倒油的寓言故事。丁家言先生从南京市师范学校毕业来到晓庄师范时才十八岁，物理课使他热爱物理，他决心投考大学，要作一名“红色物理学家”。努力自外语始：教科书揣在衣袋里，走路也读，吃饭也读，刻苦几近痴迷，以至一学期翻烂两本英语教材。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到底考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日后还作了那所学校的教授。丁老师对我产生深刻深远的影响，他的形象是无声的格言。白头发，厚眼镜，翁德先生是一位学养丰厚的老教师。他讲授历史清晰严谨、活泼生动，千百年前的事情娓娓道来如数家珍，仿佛他自己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不能要求教师都是专家，就好像不能要求专家也必须是好教师一样。而作为师范学校拥有这么多能让学生怀念一辈子的教师，还不该是学校的光荣和骄傲？

　　可是关于老师，有两件事给我带来最初的震撼。一是周一晨间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学校公开批评了翁德先生，理由是他说“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还不够强大，还需要我们努力工作加紧建设”－－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不强大谁强大?发言者态度激愤、措辞严厉，上纲上线颇近日后政治运动的预演。二是教师的资产阶级思想展览会。思想如何展览？无非是书信、日记和生活用品，甚至包括高跟皮鞋和长筒丝袜。在女教师的丝袜边放上一块标有物主姓名的卡片，连观众都会产生被人唾面的凌辱。展品中有一张音乐教师徐厚仁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海报－－音乐会无过，但谁叫你怀旧呢？

　　在晓庄师范我不是一个十分顺从的学生，至少感情上不是。这种感情是一种心理反弹，而反弹的深层原因是心灵的损伤。我曾给母亲写过一封信，信中表述了不愿读师范，希望读中学继而能够读大学的愿望。这封写好但并未寄出的信放在课桌抽屉里，几天后连我自己也淡忘了。岂不知在一次全校大会上，校长－－当然不是汪达之先生，汪先生走后，校长换过好几任－－居然当众念了这封信，并借题发挥起来。他说信的终极错误是一条－－“专业思想不巩固”。岂不论“专业思想不巩固”有多大过错，首先是作为私人信件，它是怎么到了校长手上，校长又有什么权力阅读它甚至当众披露它呢？一个星期天，我在一家旧书摊上买到一本诗剧。书名我忘了，书的作者是徐  。读过诗也读过剧，偏偏没读过诗剧，作为一种文体，诗剧对我是充满魅力的未知。至于作者是谁，哪里是一个十几岁孩子关心的事呢？晚自习的时候我正预备翻看那本书，披露我私人信件的那位校长又鬼使神差一般站到我的身后。他说：“可以借给我看看吗？”于是他拿走我刚刚打开连一个字还没有来得及阅读的书。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一晨会上，他当着全校师生批判这本书。他说，你们知道作者是谁？是特务文人徐  。是没有来得及阅读还是内容无大谬误我不知道，反正在规劝和警诫之外一个字也没有提及内容。关于徐  的身份，我一直没有搞清楚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至今感到遗憾的是，为什么不能先和我谈一谈呢？借我的书又为什么不还给我呢？重逢徐  则是在几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新华书店里，有小说，有散文，却再也找不到当年那本我刚刚打开封面而未及阅读的诗剧了。作为班级最贫困的学生之一不给我助学金，寒暑假有一批照顾困难学生留校食宿的名额却偏偏不让我留校－－这究竟是为什么哟？感情这个东西有时坚强得像青铜，有时又脆弱得像瓷器，从坚强到脆弱往往只需注入一种极易被人忽略的微量元素－－屈辱。摔坏瓷器易，修补瓷器难，尤其是柔弱幼小的瓷器。摔坏瓷器的则往往是权力－－到什么时候才能让人们像珍惜一把紫砂茶壶一般珍惜手中的权力呢？其实权力又是相对的，你在手中摔坏他，他在心中摔坏你。这个道理用物理学的话说叫作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用日常的话说叫作人心不可侮。

　　陶行知创办的学校本应有研究陶行知思想、实验陶行知主张的责任，可惜这些工作学校都没有认真去作。关于陶行知，我在日后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比较完整的了解。陶行知的平民教育、社会教育等主张是深得毛泽东主席赞赏的。1946年赴重庆谈判在机场遇到陶行知先生的时侯，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教育部长是要请您出任的哟。”大约两三年前吧，报纸电视披露了一条消息：有人在晓庄开办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征收高额学费，被社会称作“贵族学校”。我想到陶行知先生写作的校歌：“手把着锄头锄野草呀，锄去野草好长苗呀……”是的，中国还需要平民教育吗？中国的的教育还需要拿锄头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丢掉锄头的田垄是会野草丛生的呀。

　　难忘同学手足之情。吃饭分小组，一组一盆菜，再由盆里分到碗里。女同学饭量小且嫌忌荤腥，这正中我们这些饕餮之徒的下怀。有的菜肴适合辣椒酱，而辣椒酱要到远离学校大门一里多路的小店去买。一分二分，大家凑钱我跑腿，一只小碗能让大家热汗淋漓唏嘘不止地乐半天。春季、秋季，一年举行两次运动会，可我们一个班级代表队连一双运动鞋也没有呀。没鞋，大家凑钱买。一双黑色力士鞋，谁上场谁穿，赛过收起，留待下次运动会，那种感情，决不逊于麦克尔.乔丹对于他的耐克鞋。平时如何练习？那就当然是赤脚了。学校规定自习课不准进图书馆，而图书馆和我们教室只隔一道墙，你看这是多大的诱惑？规定归规定，我去归我去，怎么能？多亏我的邻座。邻座是校学生会主席，把他安在我旁边本来是意在“关照”，可这位宽厚的主席却扮演了黄永玉笔下的猫头鹰。同学情谊的笃厚，大概一是因为身世贫寒知道珍惜，二是因为耳鬓厮磨和相濡以沫。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时代，我们置身一个年轻、单纯、进取、向上的时代。就好比一棵树，全力向上则一心扎根而不横生枝节。从这个意义上说，太阳的召唤比大地的拥抱更重要。一棵树是这样，一个人、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真所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读书刚开头，打球才上瘾，转眼就唱毕业歌了。四年时间学到不少东西，但重要的倒是课程表上没有的课程－－尊严。我想到三峡纤夫。他们脚踏石道呐喊前行，起步时脚下那坚实厚重的一块不正是“尊严”？晓庄师范给我以最初的石头。

　　在苏北水乡，我邂逅此生和命运等同的词汇－－淮阴。

　　就在双脚和洪泽湖堤蓦然相接的刹那，我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一个乐句。面对苍茫大湖我朦胧意识到：属于我的那朵蒲公英将要在这里落地并扎下根须。于是我临风长啸：洪泽湖，你是母亲吗？原野回应：你是母亲吗？长空回应：你是母亲吗？远山回应：你是母亲吗？大湖无语，它沉默成一种象征－－十七岁，一朵不谙世事的蒲公英哟。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人生起始在洪泽湖畔一所乡村小学的门槛前。第一次踏进门槛，有踏进宗庙的感觉。放下木桨，放下鱼网，放下镰刀，放下锄头，学生来到学校聚集在我的身边。虽然只是小学，虽然只是小学四年级，但我只能称他们为学生而不能称为孩子，因为他们许多与我同年，不少年龄比我还要大。五十双眼睛望着我，我把它们引向黑板。黑色的眼睛望着黑板，仿佛在夜空等待日出。第一堂课我不讲，想听他们自己讲，我把这堂课定为作文。我在黑板上写出作文的题目：《我的母亲》－－母亲是人类知识海洋上的第一次日出吗？我和学生亲如兄弟、情同手足，仅就生活而言，他们也教给我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生动鲜活的学问。班长张夕保是一个淳厚干练的少年，他的家就在学校近边，四面环水，路在篙下，好似一位苏北鲁宾逊。一天中午，张夕保神情诡谲地跑来什么话也不说拉住我就走，到得小河岸边柳树荫下，他俯身拿起一柄鱼叉屏息凝神盯住水面，俄倾，唰地一声手举叉出，随即拖出一尾乌金也似的阔嘴浑子来。鱼乍离水，扑啦啦一个鹞子打挺，漫天落下斑斓的雨。刨一棵树，锯几块板，学生作木工，竖起了篮球架。从跑三步篮开始，学校有了自己的球队。七块钱一只橡皮球，我们背着它威风凛凛四面出击了。为打一场球，动辄一二十里路，全凭腿跑。没有电，只有煤油灯。注满煤油，擦净灯罩，哗地一根火柴，便进入一个光明的童话世界。我最爱坐在煤油灯下批改作文了，尤其是雨夜。批改作文是笔谈，坦诚率真，娓娓道来，仿佛源头活水。好句子，像酒。落雨，则让人想到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转眼到了1956年，也就是解放后高考最宽松的一年。它的宽松不仅在分数，而且在生源－－国务院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小学教师可以自由报考高等学校。还有一条：文科不考外语。这无疑是可遇不可求的绝好机缘了。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文史地三本教科书背得个滚瓜烂熟。目标只有一个：北京大学。不料想事情突然逆转，县文教科发下一纸文件：本县小学教师一律不准报考。于是询问，于是恳请，于是呼吁。一只军用水壶，两块玉米面饼，从偏僻的乡村小学麦加朝圣一般徒步奔往辽远的县城，一个来回就是二百里地呢。三上县城，同一副冰冷的面孔。也真够天真烂漫的，居然还写信，居然还写信给国务院，问问国家的规定为什么在一个县里就行不通？草叶只能作草叶的梦，草叶的梦只能夹在安徒生的童话集里。我不是那个风雪中的丹麦小女孩，我是纤夫。纤夫的梦，曾经走近一条湖之堤岸，那座湖叫作未名湖。

没能考成大学，作为补偿，把我调到一所靠近县城的学校。岂不知这一调动，倒成了我人生的逆转。当时，教一至四年级的为初级教师，教五、六年级的为高级教师。我是六年级班主任兼语文，而算术和历史却由一位初级教师担任。不是没有高级教师，是毛遂自荐－－他是学校唯一的党员，觉得教低班没面子。不是初级教师就不能担高级的课，而是他确实不行：算术学生听不懂，历史课不识地图，把上北下南说成为上南下北。作为班主任我向学校作了反映，于是就结下了冤仇。时只一年开始反右派，唯一的党员是当然的整风反右领导组长。因为“反对党员个人就是反党”，我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然右派了。虽然没有一寸土地，却把我的成份写成“地主”。“右派言论”来自一张揭发我的大字报，那张大字报是县篮球队一名队员贴的。他和我的女友原本同学，追她不成，就往井里扔下一块石头。篮球队员揭发什么呢？他说我在一次球赛后说肚子饿了，这是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不满。于是，这个揭发就进入我的定性结论：“打过篮球说肚子饿了－－反对统购统销。”诬陷兼情杀，一柄双刃剑漫不经心的袭击：我死在十九岁，伤口是在后背上。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之后，爱情竟然以地狱为舞台，演出了一幕认真而又虔诚的荒诞戏剧。

　　对于我，“牺牲”这个词汇是应该用纯金来铸造的。一位太湖农家的女儿，无锡师范毕业来到苏北农村小学。相识不到两年，便和我分担起那本属于我的不堪重负的十字架。反右之后，我寄给她的信件大多被她的一个也被打成右派的同事扣下交给领导了，这位犹大居然还是我的晓庄师范校友。公开批判，私下威胁，之后继之以利诱－－如果和右派切断关系而嫁给他们介绍的一名头目，则入党，则提干，则调到城里去。这一切，都被她这个纤柔孱弱的江南姑娘默默顶住了。劳动改造是以疲累和饥俄为代价的。她一两一两地省下统销计划，短则一个月，长则两个月，瓶里盛着半斤油，袋里装着二斤面，风尘仆仆七、八十里路，从县境之最南端到县境之最北端，送到我的劳动营地之所在。这个营地当然也是精心安排的：位于三县结合部，离开邻县至多不过二、三十公尺。在他们的权力范围内，这就是我和她的极限距离了。我和我的难友们每每巍然肃立迎接她的到来，仿佛迎接来自太阳的圣母玛丽亚。在我的一生中，她不仅兼具伴侣和母亲的双重意义。她的存在，象征着生命价值的彼岸。

　　最先的劳动地点则是在井冈山，在井冈山伐了三个月的竹子。黎明即起，拨雾上山，翻越两三座山头才能到达林地。砰－－砰－－砰－－砰，每砍一刀天地之间都发出一声雷霆般的轰鸣，仿佛钢刃之所至，恰恰触到大地最痛处。砍倒一片，削净枝叶，再一根一根往山下运。平处拖，高处扛，遇有山崖就可以放竹子了：头朝下，尾朝上，双手一松，哗－－哗－－哗－－哗，一线翠绿飞身而下，那活力，那灵气，仿佛云隙间窜出一条绿色的鱼。久久，久久，才能听到从山下传来的迷蒙旷远之回应。下到崖底最危险：你在崖底拖，人家在崖顶放，上下互相看不见。盱眙县一位21岁的青年，就是这样丧生在山崖的下面。他的生命，正像他砍倒的一根翠竹。我最懂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个诗句的深刻含义了。晴天盼落雨，雨天盼信。偌大一个世界，敢与给我写信的只有这么一个她啊。偌大一个世界，脐带一般把我和希望联在一起的，只有带着她手温的那一张薄纸啊。那位一辈子戴着斗笠，一辈子背着邮包，一辈子爬着崎岖山路的老邮递员哪，他才是在人间传递火种的普罗米修斯哟。作为惩罚，在井冈山劳动不啻是光荣的惩罚。井冈山的石头是殷红的，泥土是殷红的，甚至连泥土里长出的南瓜和稻谷都是殷红的－－民族热血从这里喷涌而出，渗入一部中国现代史。井冈山高耸在太阳和月亮之间，它向人类昭示一个庄严的主题－－抗争。三个月，认识了毛泽东的八角楼，总司令的竹扁担，彭德怀的驯马坪。历史永远是成功者写的，历史也只书写成功者－－井冈山是一部英雄主义教科书。一个革命的罪人在革命的摇篮里用革命精神虔诚赎罪，这也是发生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特定历史现象。当然也结识了竹子。不同于苏东坡，不同于郑板桥，竹子对于我不是氛围，不是旨趣，不是格调，也不是昭示和象征。从竹之根，到竹之梢，我熟悉自己的手臂一般熟悉竹子。扛着它在命运的崎岖上跋涉，竹子的每一个骨节都是我生命的组成都分。

　　因为劳累吐血而告别井冈山。真个是“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途经南昌，还冒着绵绵细雨苦苦寻觅那个早已不复存在了的什么滕王阁。回到淮阴，等待我的只是一个意料之中但不同形态的劳动营地。区别于井冈山之三个月的是，在这里，度过对我一生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年。

　　1960年，为便于管理，原本分散在全县的右派被集中到一起劳动。我到“万头猪场”。没有设施，没有技术，甚至没有饲料－－人都没有吃的，拿什么喂猪？寒冬一到，“约克夏”们便令人痛心地一一死去了。死了就埋，还不准吃。那是一个至今还被历史教科书称作“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一个剥光了榆树皮的年代却又是一个庄稼成熟但不去收获的年代呀。没招，只能觊觎死猪了。那天下午，又一只死亡。于是决定吃它。掩埋的时侯，有一种近乎愧怍的愉悦。坑是分外认真地挖，土是分外认真地填，只是松松的，软软的，仿佛门之虚掩。拿什么煮呢？七、八个人一个小窝棚，哪里有锅？一人一只的脸盆中倒有一只是铜的。大老宋从床底抽出它，轻轻一弹，窝棚里立即鸣响一个浑厚的乐音。这位市劳动局长土改时结的婚，铜盆是县委书记的馈赠。如今，洗脸洗脚兼和面，夜深人静偶尔叩两下，就像土改时遥远的锣声。那天当然没用它，太小，还是悄悄“借”了口饲料锅。使什么烧？米珠薪桂呀。工程兵中尉自告奋勇：“撬棺材板！”那么真率，那么从容，那么自信，让我想起和他的初遇。中尉比我们晚来猪场三四天。那天我们正干活，远处走来一位青年军官，文质彬彬但全身戎装，一套崭新的军衣上只差帽徽和领章。走到我们面前，啪一个标准军礼。从那，这位清华大学高材生、西安通讯工程学院的青年讲师便开始了他的畜牧生涯。大跃进那阵子搞水利，纵横交错的河渠边散布着许多无主坟，河水加上雨水，便露出棺木。其实，撬棺材板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发明了。集市上许多木盆、水桶甚至吃饭用的小方桌、婚嫁用的梳妆台都是棺材板作的，只是一刨一漆让你看不出来罢了。至于撬棍，废弃了的砖瓦窑里有炉底条，它的粗、硬、直、长，仿佛天生就是为撬棺而存在似的。那天酷冷，刚煞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侦察、警戒是老候。掐灭烟头，诡谲地眨了眨眼睛，猫腰消失在沉沉黑暗中。老候算得上一名职业侦察兵了：十四岁参加新四军，抗美援朝连指导员，破冰涉水过的汉江，进过李承晚的总统府。老候一走，大家分头行动，刨猪的刨猪，支锅的支锅，撬板的撬板，一切迅速准确。掏除内脏，剜下精萃部位洗净切块放进锅里，加上米，添足水，置稳锅盖，火便袅袅燃烧了。我们盘坐在铁锅周围，仿佛蛮荒时代的宗教仪典。熠熠火苗闪烁在一张张饱含憧憬的脸上，像是一幅神秘的油画。不久便满屋的烟，呛得只能俯首流泪。再下去便是恶臭的弥漫了。那种气味与其说是煮饭，不如说是焚尸。恶臭之后是沸腾，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简洁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使我至今还顽强地确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饥饿者谛听沸腾更为神圣的音乐了。烈火燃烧出来的音乐，与生命同在。难以置信的是，米和肉的荒谬组合竟然会产生如此镂骨铭心、石破天惊的芳香。终于该由我给大伙盛粥了。最后两只端着空碗的手，至今还柯勒惠支的版画一般顽强伸在我的面前。来自东海舰队的萧兵刚满二十四岁，年纪轻轻就发表过《宋江论》等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因而和姚文元、施昌东一道，被称作当年上海脱颖而出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就在右手递过饭碗的同时，左手还拿着一册刚刚用崭新的三都士手表换来的《甲骨文字研究》。额角、颧骨、嘴唇都粗砺刚毅的于斌，淮海战役模范连连长、东海舰队“井冈山号”舰长，蓬莱人。大哥抗日阵亡，二哥抗日阵亡，父亲从母亲怀里夺过他，把他交给了八路军。于斌在1976年初死去，他终于没能熬到光明。遗体睡在一张苏北特有的小凉床上，床短，一颗不屈的头颅只能无可奈何地悬垂在半空。悼词说：“于斌头颅的左侧，至今还留有解放一江山岛时国民党的弹片。”1979年3月平反昭雪，舰队送来一套配有帽徽领章的海军校官服，可是谁来领取呢？二级军功章空自闪着辉光，军衔上的金星，像泪珠。萧兵日后作了师范专科学校的教授，出版了七本专著，是学术界知名的楚辞及民俗学专家。－－颤颤地，我在这两只空碗里分别多加了一块动物尸体。

　　集体不起来，又把我们分散到农户去。住在北村，吃饭在南村，一个往返就是三四里路程。那天，风如吼，雪如席，不等回到住地，两碗介乎稀饭和茶水之间的晚餐就早已子虚乌有了。孤独而又恐惧地坐在小凉床上，我不知道该如何捱过这漫漫长夜？就在这时侯，我的房东傅大妈给我端来满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山芋叶稀饭！接过热碗我以泪眼瞩望，是梦中？是幻里？由遥远到切近，由迷蒙到明晰，由冷漠到温暖，我面前兀然凸现出一尊醒里梦里苦苦寻觅的母亲形象。抚摸大妈的手掌，仿佛抚摸黑土地。这时，我心中回响起那个失落在童年的呼唤：“母－－亲！”一任泪水恣肆纵横，流淌成阿拉伯的树胶－－在母亲面前流泪，是命运赋于我而又被命运剥夺了的神圣权利啊。

　　从海军舰长，到清华高材生，变卖所有能够变卖的东西以换取一羹一饭，可是一本雪莱的《云雀》又哪能换得到一块烧饼呢。在猪食槽里寻觅豆饼屑，在不知道被散猪拱过多少遍的风雪野地里寻觅胡萝卜，甚至买鼠夹逮老鼠，扒皮洗净煮着吃－－三年，我补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饥饿。时至今日，人类发展史中那痛苦而又忍耐的基本贯串线不就是饥饿与反饥饿？仅就东方神话而言，从神农氏到燧人氏，人类最初的崇拜不就是温饱崇拜？制约饥饿抑或被饥饿制约是人与兽的最后区别。饥俄是魔鬼的帮凶，像腐蚀剂，它疏松、动摇、瓦解直至彻底摧毁人的道德、希望、信心和尊严，从而使庄严和卑鄙失去界线，使天堂和地狱失去界线。制约乃至战胜饥饿的功能，是对社会机制、民族素质和个人能力的根本检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然金科玉律一般成为世代相传的民族诫训－－可是一个只能生于忧患的心态，是一个竞争进取的现代心态吗？

　　正好像没有埋葬过亲人的土地不是故乡一样，没有务过农的人生不是完整的人生。要感受人生，则非得俯伏在泥土上血汗劳作不可。春种秋收，三年三个轮回，与《稻谷史》同步，仿佛我也活过三次。播种是一种寻觅：一粒、一粒、一粒，种子告别手掌走向泥土。种子哦种子，你的走向泥土莫非也是像我一样，要在广袤大地上寻觅自己的母亲？树的高大与根的深广成正比，稻谷则不。虽然一株禾苗根系的总和可以长达一千公尺，但它却怡然安然保持着与世无争的凡常形态：它的扎根不是为了高大，而是为了吮吸。它吮吸大地母亲的乳汁，再把颗颗乳汁浓缩凝炼成颗颗籽粒。叶片则硕长而宽阔，仿佛薄如蝉翼的翡翠托盘。稻谷把托盘高举在蓝天下，承接阳光、雨水和风。活得执着，活得认真，认真执着地耗尽全部心智和膂力，稻谷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一年。抽芽于一粒种子，奉献出一穗黄金。如果把一株稻谷比喻成一座雕塑，成熟的头颅垂向大地，稻谷是农民雕塑的《思想者》。展示过程而珍藏结果，稻谷小心翼翼把粒粒玉珠一一包裹起来－－那层薄薄的稻壳就是你的铠甲，你的铠甲足以保护你的思想吗？哦哦，创造者的自卫是多么地脆弱啊。稻谷死去，我们像悼念亲人一样为它们悼亡。我们把稻茬一一点燃，仿佛泥土中长出遍野火把。这交响大合唱一般的光明，是创造者灵魂的燃烧。山可以不一样，河可以不一样，肤色可以不一样，语言可以不一样－－但地球的土壤结构和人类的心理结构一样。创造终将超越局限和世界对话，不然，为什么太阳下面的谷穗都一样呢？

　　三个冬春扒过三次河。“扒河”是苏北用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开掘河渠、兴修水利的意思。天寒地冻，手推肩挑，这是一项十分苦重的活计。吃在旷野上，睡在丁头棚子里，出工收工两头不见太阳。丁头棚子就是把两个人字形的树叉埋在地里，上面盖上麦草，下面铺上麦草，或比肩接踵，或首足相连，一个窝棚得塞进七八十来个人。弯腰侧身钻进去，便立刻浸渍在那由烟草和汗臭组成的厚重浓稠的气息里。纵使这样还是愿意去扒河，因为只有扒河才能吃到纯粹的玉米面窝窝，而那时的一个玉米面窝窝就是一个金疙瘩呀。61年，我们在一个叫作五里庄的地方施工。工地邻近有一家小店，所谓小店，其实就是一个芦柴圈起来的杂货摊。每到收工，天已黑透，店主便提着一只竹篮一个窝棚一个窝棚地兜售点针头线脑香烟煤油什么的小物件。我只知道店主是位鬓发苍苍的老者，但是黑里来黑里去，全然看不清他的面孔，以至白天遇到他，就甚至分不清他是谁了。有一天，老人又来到我们的窝棚里，卖货之余，便和民工们闲谈聊天。正在他款款诉说的时候，老人不动声色地在黑暗之中抓住我的手，不动声色地塞给我两个余热尚存的熟鸡蛋。正当我惊愕震颤的刹那，他在我手上重重捏了两下，自己则依然不紧不慢地诉说他那本东村西庄乃至前唐后汉的老古书。无言地给予，无言地接受，如是者两三次，授受双方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待到河渠竣工去向老人告别，老人那个小店早已踪影全无了。他的走就像他的来，连个道谢的机会也没留给我，更何况报答？事过三四十年，一位国家水利部的副部长告诉我，新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水利工程有两项，一项是苏北平原水网工程，一项是葛洲坝。听着这位部长的话我暗自思忖：从平地起土至水到渠成，在号称具有国际规模的苏北平原水网工程中，我曾自始至终、完整无缺地挖过三条河。我深切知道苏北泥土的品质和份量，可是又有谁知道传递在黑暗中那具有伦理学意义的余温尚存的鸡蛋呢？

　　时至今日，我还经常去看望我的河流，仿佛去看望故友亲朋。河水扑打我，缠绕我，呼唤我，哗－－哗－－哗……仿佛缠绵悱恻地向我倾诉别后。一个秋天下午，太阳以一种成熟的色彩汹涌澎湃地向大地流淌过来。河之对岸，农家在起伏蜿蜒的大堤上收高粱。太阳红，高粱红，连民谣俚曲都红。那种感觉，仿佛面对一轴彩墨长卷，高粱和河水之间，两个孩子在抛撒泥土。男孩红兜肚，女孩白布衫。看年龄，也就十来岁吧。他们俯身掬土扬向天空，之后，双臂久久举向高处，仿佛放飞童年的梦。苏北泥土的细柔光泽，不仅可以用瓷器，更应该用女性的肌肤来作比喻。乍离大地，泥土焰火礼花般旋转闪烁，之后，就在秋风中舒展开来、溶化开来、濡染开来。一团、两团、三团，生成、漂散、消失。扬起一掬泥土，还伴之一声欢呼：哦－－！哦－－！哦……天籁，那是任何作曲家也构思不出，任何歌唱家也表达不出的生命躁动哦。

　　我们的完婚是在1962年。一贫如洗，徒有四壁，各自的棉被抱到一起便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庄严象征。短暂六年，留下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二十九岁便身心交瘁弃我而去了。忍辱负重、朝乾夕惕地帮我背了一辈子纤，半途仆倒在磔磔栈道上。活着从无锡来，死了回无锡去。淮阴－－无锡，这一条生死之旅，我纵使来世作牛作马也走不到尽头。

　　初到无锡是在初恋中。那种虔敬，近乎麦加朝圣。在南门外一个叫作周泾巷的小站下车后，穿过由田埂、村落和外语一般的吴语联缀起来的五六里路，就到了前杨巷她的家了。号称“巷”的其实是“村”，第一印象中就埋伏着未知感。屋舍很特别，一个家庭覆盖在一片屋顶下，显得完整、稳定又和谐。屋后绿荫描摹着空间，门前石板铺展着时间。一条小河，在时空之缝隙耐心流淌。摸螺蛳是最惬意不过的事了：坐在河边石阶上，双腿浸在清清河水里任随小鱼挨蹭碰撞，手则沿着石板一侧摸索。就这样，一把一把一会就满了一篮。它们新鲜、饱满、壮实，一颗颗紫檀色中泛着黛绿，像是莹莹玉雕。把壳上青苔洗净，再养上两三天汰去污秽，就可以上锅了。和着葱蒜姜糖，在热油中一爆一炒，再加上辣酱一焖。随着热和香的弥漫，农家屋舍中流溢着生之情趣。吃的时候，用手指捏，用针尖挑，用嘴吸，那情状与其说是摄取，不如说是征服。我不知道自己拿起一颗螺蛳时的思绪，能不能和围棋手拿起一颗棋子时的思绪相比拟。仅就口舌之福而言，那螺肉之柔韧，汤汁之浓烈，以及食用方式之别致，岂是在什么级别的宴会上寻觅得到的呢？桑树特别地矮，伸手采叶，自然免去攀援之苦。瓜豆满树满墙地爬，那气势，好像取法自张旭的狂草和黄宾虹的泼墨大写意。晚间乘凉最热闹：男女老少，吹拉“谈”唱，全村人都挤在一方砖砌的屋场上而又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孩子团卧在竹篾编织的圆匾里早早入睡了，母亲则手持一柄扇子坐在旁边。她们的扇子，当然不是为了扑流萤。母亲是守护神，守护竹匾里清凉的梦。

　　想不到1968年的再去无锡，竟然是护送她的遗体。灵柩放进一条木船，木船在她学生的一片哭声和纷纷扬扬的飞雪中启碇。飞雪是蓦然而至的，仿佛专程从苍天赶来为她送行。伴我同行的是萧兵，东海舰队青年军官，如今只能在运河里重温远航的梦。船重水浅，听任撑弯一根篙子，木船只是兀自不动。三篙过后，船家发下话来：“雪势过猛，今天不走了。”恳求船家，船家不允，他说：“你们起得动船？”我们说：“起不动不能拉？”说着萧兵在前我随其后，双双跳下船头背起纤来。两岸洁白，我们仿佛拨开挽幛兀兀前行。这是我此生第一次背纤－－苍天哦！苍天！这是背的什么纤，这是向何处背纤啊？苍天不语，只是一路默默抛撒银色纸钱。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

　　还是那条小河，还是当年摸过螺蛳的码头，一个魂灵压得石径打颤。墓地在小河和垄亩之间，可以听鱼虾跳跃，可以看禾苗抽穗。环绕墓地的是桑树，伟人用松柏，农家儿女用桑。思念流动在脉络里，叶片是无字碑。接着把女儿托付给外婆了。一次我去看她，牵着她的小手在田埂上走。忽然，她停住脚步大声喊道：“呼（花）！呼（花）！”我没听懂。顺着她的手指看去，竟然是她母亲坟头的一丛白花。花很小，但开得认真。报以孩子一个凄凉的笑，但终于没能忍得住泪水。坟上的土培了又颓，颓了又培；坟边的草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外公老了，脊背弯曲得像是一团树根。外婆依然精神，但眉宇间总凝着一层霜。往日影子一般缠绕着她的小妹妹不堪劳累，黑瘦得近乎烈火烧过的树桩－－唯有流水依旧。

　　哦哦，失去声音的耳朵，失去光线的眼睛，失去禾苗的田野，失去流水的河床，失去天空的云朵，失去飞翔的羽翼哟……

　　作为一种依托和象征，我买了一只篮球塑像一般置放在案头。捧回篮球时的感情，无异于佛门弟子捧回一尊玉观音。

　　我的结识篮球始于晓庄师范。当时，学校校队通吃左邻右舍，是一支颇有名气的强队。在和校队交手的球队中，有一支血气方刚、争强好胜的军事工厂队。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气之下，搬来了华东军区代表队。对于我，那是一场具有启蒙意义的比赛。九十五比五，惊心动魄，发人思索。从那，我便把篮球和艺术、和创造联系在一起了。开始，想当神投手，甚至想进国家队－－是梦，但梦得执着而认真。偶像有两个，一个杨伯镛，一个钱澄海。那时我当然没有一睹国手风采的福份，有关他们的事，大多是在《新体育》上读来的。《新体育》是英雄传记，是神话，更是生活教科书。

　　偌大一所学校只有两片球场，打球哪能摊上我们这群毛孩子？只有瞅空闲，偷时间。起床之前，午饭之后，甚至自习课，全都用在篮球场上了。上课球踩在脚下，只盼着早早下课。钟声一响，箭一般射向球场，痛痛快快过它十分钟的瘾。经常犯纪律，挨批评，为了篮球，值。迷了好几年，直到毕业也没打上个校队，就这样告别了最初的摇篮。“告别仪式”在球场举行：赤裸上身，赤裸脚板，一个人抱着一只球打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天黑透了，才一步一回首地走回宿舍。那种惆怅、惋惜、苦楚、眷恋，仿佛骨肉离别。

　　到了淮阴之后，一年之间，体质和球技都有了长进。我以准确的中远投加上虚恍切进的特长加入了县代表队。初恋也是在那时开始的。或是独个远远地，或是偕同女伴站在场边上，我们打球，她看。只要她一在，就好像球场四周长满了她的眼睛, 而篮球也就变成一只温驯敏慧的鸽子。发展到把外衣交给她看管了。郑重虔诚得近乎神圣。是一件衣服，又岂止是一件衣服呢？对搏击那是誓言，对人生那是托付：篮球，沉浸在爱之中。

　　从某种意义说体育是遗憾的艺术，运动员的生涯往往以失败作为终结。作为一个篮球爱好者我的遗憾有一条，那就是一辈子没碰过一次篮圈！快乐和慰安却丰富而深刻：追求和创造又怎能区分等级呢？就球艺而言我此生也有过两件“作品”。一件是我在端线近旁接到队友发的界外球后，立即发动长传快攻，谁知一只篮球竟像投林之鸟，在以优美潇洒的弧线掠过中线之后，就简洁准确地一头扑进了篮圈。另一件是我和几个中学生组成的公社代表队和一支县队比赛，竟然赢了县队。那一场球我一人独得五十多分，命中率达到自己的极限。当然，最珍贵的是友情。球友之情，是在加速度中被提纯和凝聚了的感情。它尊重能量，呼唤能量，释放能量，储存能量，这种能量具有强大而持久的穿透力。好几十年，球友换了多少茬，但无论是中年，是青年，甚至是弱不及冠的少年选手，也无论是在街上，在工厂，在学校，甚至在公共汽车上邂逅，都总是流露出一种缱绻依恋的情愫。这些球友之中，有许多至今还是只能呼唤出号码而呼唤不出姓名的人呢。有一次我从郊区骑自行车进城，吱地一声，一辆从我身后驶来的卡车在我身边停下了。车门开处，跳下一位不知姓名的球友。二话不说，他把我的自行车搬上车厢，让我坐进驾驶室，开走了。一路的话题，当然是关于篮球的回忆。还有一次打球的时候，孩子要打针，我却提前走了。晚上，一位球友带着注射器来叩门，他，是医生。搬过三次家，三次搬家都是球友相帮。一声招呼，呼啦啦一二十位，前锋后卫一套全。那氛围，不亚于投身一场冠军争夺战。

　　也有不堪回首的往事。连续三年我妻生病，而且愈病愈重，很快就连起床也十分困难了。看病抓药，洗衣浆裳我都来，唯独断不了傍晚那场球。傍晚，我打球，谁作晚饭？于是，她只得撑着起床，扶着墙壁行走，扶着墙壁淘米，扶着墙壁引火。可是这些，偏偏都是邻人后来告诉我的呀。有一天我回到家，发现一双球鞋被砍碎了，妻则倚在墙边暗自流泪。五岁的孩子吓得禁了声息。那一幕情景，至今还雕塑一般兀立在我的愧疚里。妻呀，妻，如今你离我而去已经近三十个年头了，三十年前的罪衍你能宽宥吗？三十年后的忏悔你能接纳吗？妻去世的第二天，我去打了一场球。没有言语，没有欢乐；没有成功的激奋，没有失误的惋惜。那是痛苦的传递，悲哀的寄托，压抑的喷发呀。我的爱情，以篮球始，以篮球终。篮球什么都知道，虽然它什么都不说。

　　少年时爱打篮球但并不懂得篮球，青年之后逐步理解了篮球，但又被剥夺了作为篮球队员的权利。等到真正懂得了篮球，又打不动篮球了。这一部《三部曲》，该当如何命名呢？小小一片球场，奔驰着多少憧憬，又跌倒过多少憧憬。一片球场，竟是一个浓缩的世界。现在还打球，但已然不是苏东坡的“老夫聊发少年狂”了。渲泄亢奋，隔离忧郁，遗忘痛苦，激化、强化、净化正常的思绪和感情，都离不开篮球。篮球里有诗，篮球场是我创作灵感的培养基。当然，只能半场三打三了。尚堪自慰的是，年轻人还都愿意和我在一边：我有篮子。一连四、五个三分球是常事。小伙子们给我一个别名：张勇军。这是最高奖赏。领受这种奖赏的快乐和骄傲，决不亚于领取全国文学奖。一点也不。不是吗？世上还有什么能和常在的青春相媲美的东西呢？也还能突破上篮，但不大突破上篮了。因为有的时候，或为了年龄，或为了身份，或为两者兼有的原因，对手避让了。虽然往往并不露痕迹，但我懂，而且懂得很强烈、很刺激、很羞辱。没有困难的成功，近于施舍。我拒绝施舍。每逢那种时候，我的快乐，也就变成为一种凄凉的快乐。

　　1979年是心灵史意义上的解放，它的内核就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意味着孕育和创造。对于79年无论作出什么评价都不为过份，而对于79年的体会和理解，就像只有远离了山才能知道山之崇高，只有远离了河才能知道河之漫远，只有远离了海才能知道海之博大一样，随着时光的逐日远去，我们方能与日俱增地体会、理解和珍惜它的可贵和难能。我的平反通知书上关于平反的原因只是一句话：没有右派言论。过份冗长使人厌倦，过分简洁使人骇异－－六个字，二十一年，一个字就是三年半。这是十九岁到四十一岁的二十一年，人生创造的黄金段哪！送通知书的同志只说了一句话：“他们连诬陷也不会。”平反？究竟该是谁给谁平反呢？

　　历史往往不可捉摸－－不偏不倚，平反的日子恰恰选在3月8日：3月8日，妇女节。手捧一页白纸好似手捧失血的岁月，白纸上次第凸现出三尊女性形象－－母亲、母亲般的亡妻，和漂母一般施我以粥饭的农家大妈。重返当年劳动营地，大妈已经溘然作古，坟地上已然是一片荒草和荒草般的寂寞。躬身捧起一掬泥土，又感觉到当年那碗山芋叶稀饭的灼热。至于那张通知书，我在平反后亡妻的第一个忌日纸钱一般面向南天焚烧了。天有感知，地有感知，火更有感知：那失血的白纸就燃烧得怯懦、孱弱而缓慢。纸灰缓缓飘起又缓缓落下，像黑雪。

　　我在纷纷黑雪中默默思索，思索死而复活这个独特的生命课题。我想我的死而复活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我被放逐的所在，恰恰是人民的怀抱。如果把人民怀抱比作大地，则大地是宽厚、忍耐、包容和涵盖，是温暖、润泽、启示和引导。是一粒种子，大地让你发芽；是一粒石子，大地河蚌一般把你耐心孕育成珍珠－－不然，为什么全人类都用不同的语言把大地尊崇作母亲呢？我所经历的二十一年，倒印证了西方一则关于安泰的古典神话。事情从来是这样：有所失必有所得。虽然我的所得是苦难，但不畏惧苦难，不埋怨苦难，不回避苦难，我珍视苦难这个归属于我的唯一财富。苦难是感情的苗圃，它养育同情心。而同情心是文学的酵母，它能使细小变得巨大，使平凡变得崇高，转瞬即逝的灵感火花能在苦难的荆棘丛中燃烧成诗之烈焰－－这样，世俗意义的苦难就升华为哲学意义的苦难了。失去爱情，失去青春，而在一切失去的东西之中，最痛心的失去莫过于我最为敏感和珍惜的尊严。我想到一则俄罗斯民间故事：一个孩子告诉一位老爷爷，说他在山上发现一块神奇的石头，谁要是得到它，谁就可以返老还童。孩子把这块石头珍藏在山洞里，作为送给老爷爷的礼物。听到这里，老爷爷紧紧把孩子抱在怀中，热泪纵横地拒绝了这份十分珍贵的馈赠。老人说，他没有虚度此生，他无需返老还童。是的，世上最好找的是借口，最难找的是爱人。一条名为“借口”的导火索居然能够点燃两次世界大战，何况对于人生？一切愤世嫉俗的责难和玩世不恭的推诿究其实质，只是弱者的遁辞。面对黑雪我立下自己的生命准则－－

　　创造尊严！

　　哟嗬－－哟嗬－－哟嗬……遥远的川江号子神秘地震响起来。